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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3-王蒙自传 :半生多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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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动声色。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政权垮起来，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夸张一点，更像是儿童游戏而不像是严峻的斗争。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声音尖厉凄惨，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个绝非善意的问题呢？我也想不出动机来。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胜利者的快意。恶作剧，玩玩爪下的老鼠，这种爱好不仅属于猫儿。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也有针对性有限的说法：“现在是晨钟的时代，让暮鼓见鬼去吧”。
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我体会到了在广场直接向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宣传鼓动的风险与乐趣。一次讲话热烈成功，同样内容的另一次讲话可能毫无效果，再另一次讲话也可能被轰下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种吧。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庭审中的自我辩护讲演早已经如雷贯耳，我是耳熟能详。后来看了苏联与保加利亚联合摄制的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我更是五体投地。我渴望做一个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动家。我一直梦想着这样的场面：不觉悟的人民群众被蒙蔽，被误导，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讲演，雄辩的言词扭转了乾坤，人民流着热泪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长矛向阶级敌人的头上杀去。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立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我们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赵振声（李葆华）（李大钊同志的儿子，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职）等一个又一个地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采购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周总理的声音与风度也同样迷人。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七、冬天里的春天（2）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对他们佩服羡慕到了极点。我们的中学委书记是杨伯箴（后任团北京市委书记、驻瑞典公使与外交学院院长），副书记是光采照人的女同志杜萍（后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等）。有一位女同志身穿当时并不多见的皮夹克，我尤其觉得她的风度像是苏联的革命家苏菲娅。即使从地下党的领导人的风采上我也深信最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到中国共产党内；得人心者得人才，势非可当。所有的名词：党、委员、书记、支部、贯彻、群众（工作）、积极分子、先锋作用、核心、作风、思想意识……都使我如饥似渴，如闻天启。我听到一个人议论某某在“闹情绪”，我觉得连“闹情绪”三个字也那么特殊、有新意、有创造性，一个人能够闹情绪，多么革命，多么伟大，多么不同凡响！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胜利起来，凯歌行进起来。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中国已经是我们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经是我们的了。我已经知道北平即将更名为北京了。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只是在半个世纪多以后在我动笔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轻易的胜利里边，是不是孕藏着什么危险，什么后患呢？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八、中央团校（1）
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
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来自北京，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当时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学生党员。多是已经有一点“革命“的经验的团干部。十七班是来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来自北京的新参加工作者为主。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到良乡县上学，这有象征意义。中国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一解放，从乡下进城的人占领了头鳌。我的到良乡学习显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们就住在“号”来的老乡的房子里，我们争着给老乡挑水，我们继承了前辈革命者亲农的好传统。
这是我长大后首次生活在乡下，有新鲜感。
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汽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这种法律恣肆的讲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贯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他完全是一个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挥者，先知先觉者，他在手把手教这些年轻干部的导师，而听者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从零或者负数开始者。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
田家英当然不是一般人物，我与他没有直接接触，这里不多谈他，但我至少可以认定，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
1980年我首度访美，在一个教授家的钢琴上看到一段话，说是人生就像钢琴，它的表现决定于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经阔别人世十余年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观念，受了哪些反动理论的影响，具有哪些胡涂认识，哪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
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个人违反学校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被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他送给这位女生一块石头，用了一个什么谐音。另一个人是什么“学生领袖”，能说会道，喜出风头，性格豪爽，说过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大家对他们二位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众人情绪高涨，感到新鲜而又热烈，面对面深揭猛批。实昔日闻所未闻。此二人尤其是后面那个人，也被枪林弹雨、铙钹齐鸣式的大会批评搞得亢奋悲壮，渴望着焕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历史的崭新篇章，声称是巨大帮助，巨大温暖，巨大推动……
《王蒙自传》 第二部分八、中央团校（2）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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