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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犁与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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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于1958年从各州抽调检察官，成立了“纳粹犯罪调查中心”。40年来，该中心一共经办7000多个案子，涉案人员多达150万，许多隐藏了多年的纳粹战犯在检察人员的顽强追踪下，最终落入法网。
可是在日本，1952年主权恢复不久，要求释放战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五花八门的请愿活动粉墨登场。1956年到1958年间，全部战犯获释，死去的战犯开始被以“护国神灵”的名义供奉到靖国神社。并且，他们的遗族还可以领取一笔可观的吊慰金和遗族年金。岸信介是十足的战争罪犯，曾经在东条英机手下担任军需次官，但是岸信介竟然可以出任日本首相。
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但是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而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团体的暴力倾向明显加强。1990年，长崎市长因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说“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他在市政府前就被右翼分子枪击而受重伤；1992年还发生过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被右翼分子枪击事件。近年，针对“绑架日本人事件”，极右翼分子数次开枪袭击在日本的朝鲜人，连与朝鲜谈判的日本官员家里也被安放了炸弹。
《犁与刀》 第二部分谁在为“右翼”撑腰？（3）
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是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现在，用左、中、右三派的观点来看一看日本的政治动态。日本的左派即我们所说的进步人士，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有比较彻底的反省，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他们的构成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受到优待的归国俘虏，以及被中国人收养过的“战后遗孤”。日本的右派即日本的“右翼”，竭力抵赖过去的战争罪行，主张建立独立强大的军事力量，重新称霸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这两类人在绝对数量上都是少数，前者的人数更少。中间派就是所谓主流反战派，在日本占压倒性的多数。此派对战争的反省是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灾难的痛苦记忆上的。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对可能导致日本重新陷入战争的行为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他们对战争的反省主要是针对太平洋战争，认为日本不该自不量力地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美国开战，至于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就不在反省之列了。所以在另一种条件下，比如背靠强大的盟国发动的战争或军事行动有把握为自己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这些主流反战派中的一部分人就会赞成或容忍日本对外用兵或对外扩张。
日本人固有的国民性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不能不为世人所再一次警惕。他们是有集体精神的，在一个团队中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你不能保证哪一天他们突然向哪一个方向发起攻击。一位西方评论家这样说：“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他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他们突然调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然而队伍依然是井然有序的。”⑤而在入谷敏男的《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一书中却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国民的盲从心理无法分解得开来。⑥ 如果有一天“右翼”这块石子足够大，投入到日本这个水潭中，那些盲从的鱼儿是不是就会立即改变整个队伍的运行方向，而随之游去呢？
鉴于此，一切正义的有识之士不能不注意到，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免日本再一次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仅仅依靠日本本身对以往侵略历史的忏悔和日本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亚洲要有能够遏制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野心的力量。对于中国人来说，捍卫和造就中国的统一和强盛，比要求日本作出战争反省要重要得多！
注释：
①潘俊峰：《是总结，还是翻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
③以上参见《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余杰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④查默斯·约翰逊著，戴汉笠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⑤转引自《暧昧的日本人》，李兆忠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⑥《日本人的集团心理》，（日）入谷敏男，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无耻教科书的背后（1）
第八章
蒙羞的“教科书”
1。 无耻教科书的背后
2001年4月3日下午4时，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和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先后发表谈话，宣布送审的8本小学及初中历史教科书全部“合格”，获准通过。8本教科书中，包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日本政府公然不顾其国内有良知人士的强烈呼吁和要求，置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于罔闻，悍然宣布对右翼教科书放行，击碎了善良的亚洲人民最后的一点点期待和希望。这是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蔑视和侮辱，是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挑战，马上激起了亚洲国家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再次引发了“教科书事件”。
这本日本右翼教科书在2000年4月提交后，遭到日本国内外抨击，文部省不得不提出137条修改意见，其中有108条涉及近现代史上的日本侵略战争问题。虽经修改删简，其反动基调依然如故。日本文部省竟宣布审定“合格”，并由图书发行商印出样本在日本全国展出，供各学校选用。这本书的要害是篡改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否认其所犯的罪行，教科书问题使中国人民忍无可忍。
其教科书中的主要错误表述有以下9点：
1。 关于中国抗日运动：“中国在走向国内统一的过程中，要求排斥通过不平等条约拥有在华权益的外国势力的动向趋于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
2。 关于“伪满”：“满洲国以‘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为口号，通过日本重工业投资等获得经济增长，中国人的流入也显著增加。但是满洲国的实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也爆发了抗日运动。”
3。 关于“南京大屠杀”：“日军认为，如果攻下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是12月份便占领了南京（这时日本军队使民众中也出现了许多死伤者）。”
4。 关于所谓“无休止”的战争：“同国民党联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夺取政权的战略，决定了同日本长期作战的方针。日本也失去战争目的，较之追求和平，继续进行战争的方针更占优势，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5。 关于所谓“大东亚会议”和日本的“战争理念”：“战争初期，日军打败盟军，为长期处于欧美殖民统治下的亚洲各国人民鼓起了勇气。日本为此要求亚洲各地区国家对战争提供合作，同时为显示亚洲各国的团结，于1943年11月召集该地区代表汇集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提倡各国独立自主、合作发展经济、消除种族歧视等内容的《大东亚联合宣言》，进一步明确其战争理念。”
6。 关于战争的目的和实际情况：“日本方面宣告，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进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但是在大东亚共荣圈下，由于被强迫接受日语教育和参拜神社，当地人的反抗增强。随着战局恶化，日本军队强迫当地人从事苛酷劳动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菲律宾和马来也出现了与盟军相配合的抗日游击活动频繁发生的地区。日本对此严加对待，日本军队造成的死伤人数也很多。为此，战败后日本对这些国家进行了赔偿。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想法也被指责为是为了使日本的战争和占领亚洲正当化而提出的。
日本战败撤退后，荷兰又回到印尼，试图重新实行殖民统治。对此，以日本战时训练的印尼军队为核心，印尼开始了独立战争，并于1949年获得独立。
在印度，民众针对英国要将同日本合作的印度国民军士兵送上法庭，掀起了激烈的抗议运动。漫长的独立运动日趋高涨，并于1947年从英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此外，缅甸也摆脱试图重新实施殖民统治的英国取得了独立。
这些地区从战前就有要求独立的动向，其中日本军队南下也成为亚洲各国加快独立的一个契机。”
7。 关于所谓“学生出征”：“大学生和高中生被取消了暂缓征兵的待遇，他们尽管心怀眷恋，但胸怀祖国（毅然）出征。”
8。 关于所谓“战争的思考”：“……在迄今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而未杀害或虐待过非武装人员，日本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牺牲。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侵入满洲，在对日本一般平民进行杀戮、抢劫和殴打之后，将包括俘虏在内的60万人掳至西伯利亚，强迫从事苛酷劳动，致使近10％的人死亡。美军对日本进行狂轰滥炸和投掷原子弹，也造成巨大人员伤亡。
（与德国种族屠杀相比）日本虽与德国结盟，但日本人中也有人曾帮助过犹太人。陆军少将口季一郎就曾允许逃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进入满洲国，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也曾为约6000名犹太难民发放签证，让他们途经日本逃生。”
9。 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审判是以日本违反九国条约和不战条约为依据的，但上述条约并未规定对于违反条约的国家领导人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审判。
另外，‘对和平的犯罪’是指发动非自卫战争的罪行，但用这种罪行对一国领导人进行处罚，在那时为止的国际法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而且法官均从战胜国中选出，在实际的审理中，法官对检察方出示的证据大多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而对辩护方提出的很多证据调查申请却予以驳回。东京审判惟一的国际法专家、印度的巴鲁法官提出这一审判缺乏国际法依据，主张所有被告无罪，但GHO禁止公开发表巴鲁法官的意见书。此外，不允许对审判进行任何批判。”
有些右翼学者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且还说：“南京大屠杀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是虚构的。”②“当日本离开南京时，中国人流着泪欢送。”③
有些右翼分子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不仅否认历史，而且抛出癞皮狗般的言论：“因为没有证明就可以推断没有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些敢于说真话的日本学者蔑称为“自虐”、“缺少教养”、“低俗的正义感”。④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对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屠杀事件歪曲、抹杀甚至反咬一口，而且对海外的屠杀华人事件也尽量淡化。比如前面谈及的日军在东南亚屠杀华人事件。
这一事件中到底杀了多少华人，虽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屠杀亲历者在他们当时的自供中已经大致揭露了出来，当时马来方面作战主任参谋杉田中校对同盟通讯社记者说：“可能杀了5万华侨。”后来又说：“虽说不可能把5万人都处刑了，但约半数的人已经被杀死了。”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无耻教科书的背后（2）
关于华侨大屠杀事件，日本首次记述在教科书上是中日关系最为良好的20世纪80年代，当时东京书籍出版公司发行了《初中社会科》（1984年版——编者注），记录了这一事件，据执笔者丹羽邦男教授说，原来对这次大屠杀受害者人数写的是2万人，但是，经文部省审定之后，改为“6千人以上”。⑤
针对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对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数字问题可以通过考证得以最终澄清。然而，就目前的日本国内右翼活动的性质而言，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是屠杀数目之争了，而是要完全抹杀历史。
对于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也大肆翻案。该组织编撰该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皇国史观”，力图向青少年灌输“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及战争罪行更是极尽美化、掩饰之能事。书中鼓吹“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打破“Ａ（美国）Ｂ （英国）Ｃ（中国）Ｄ（荷兰）包围圈”而“不得已进行”的“自存自卫战争”，是所谓“解放亚洲的战争”。说日军登陆东南亚初期的“大胜利”是“得到挣扎于白人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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