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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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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静美与激烈、明快与惆怅、美酒与鲜血、生之恋欲与死之命定，唱出色彩斑斓的忧伤“深歌”（一种民歌，洛尔迦曾取为诗集名），从简单、优美的表象直抵核心，然后弥散出广远的沉重。像他写的岸上的水手，像他叹息的《水呀你到哪儿去》，洛尔迦，总是令人眼前一亮，却又心底一紧。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夜整理
对于水的怀乡病
“……含羞而美丽的黄昏 / 和疲倦！”（阿尔陀拉季雷）《戴望舒译诗集》里面其他的西班牙诗人，也都吟诵着这样的南欧风情，散发着这样我所迷恋的气息，与洛尔迦一起，“安静而同时向前推 / 永远唱着同样的诗句 / 但却用着不同的水”。（狄戈）那些优美的意象、微妙的联结，在穿窗而入的阳光中鲜活地弹出发黄的纸页，穿过长久的日子，依然栩栩如生，使我像狄戈写的那样，再次“梦想，梦想着（那么娇小）/ 那地中海的好姻缘”。
该辑“西班牙诗选”，最可说说的是阿尔倍谛。戴望舒译有其《邀约青空》：“我邀你，影子，到青空中去……”
戴望舒深受其所译介诗歌的影响（当然，也是因为他本身与之“情投意合”才会去译，从而保证了这些翻译的用心和传神，使读者能收原作与译文“一箭双雕”之益），我在他的译诗里不时遇到戴自己诗中意象、情绪的原型，甚至是直接借用。比如这首《邀约青空》，加上另一个西班牙人沙里纳思《物质之赐》中的“一个怀乡病慢慢地升起来”，便促成戴望舒写下《对于天的怀乡病》：“我渴望着回返 / 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 / 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 / ……我啊，我是一个怀乡病者 / 对于天的……”
可惜戴望舒没有译阿尔倍谛那首更出色的《天上的三次回忆》。该诗我在大学毕业前后都读过，那样的天堂，那样“在身体、名字和时间之前”、“一只鸟为了一朵百合可以去死的时候”，那样我一直神往的远古洪荒、原始自然，令我仿佛也有一份“回忆”在，读着阿尔倍谛的杰作，便如与之重新照面。
——我想我也是有“怀乡病”的人。大学时，是曾对宗教化的神秘的天、对原始远古抱着出世的怀乡之渴慕。而后来的怀乡病，就只是向着大学时光、那“灵魂的时代”了。这对象的转换，一方面是由虚无缥缈落实为真实有过的依凭，另一方面，却是“退而求其次”的“每况愈下”，是可悲的——只是事实上，两者都一样不可能达到，只剩下回不去的回忆。阿尔倍谛有诗集名《地上的水手》，恰与洛尔迦写过的《两个水手在岸上》相呼应；这是我们可哀的命运了：领受过浩瀚、本属于大海，最终却只有脚踏实地，“对着水凝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夜整理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12节 几阵雨，一道彩虹（1）
再也无法追上那场雨
施蛰存说，雨果的《良心》应是戴望舒留存的最早译诗。不过此诗只具备纪念价值：戴望舒仅此一试后几乎再也没有接受雨果的影响。加上诗歌在雨果的创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而我们又对这位大文豪太熟悉，所以在我这一系列中就可略而不谈了。
这样一路写下来，戴望舒翻译过的法国诗人就只剩下魏尔伦。不过魏尔伦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跟波德莱尔、瓦雷里、阿波利奈尔等人一样，因为太“现代”而没有得到戴望舒多久的热情眷顾、创作和应。他采用中国古诗格律句式、糅合文白的风格，译魏尔伦的《泪珠飘落萦心曲》、《瓦上长天》，也远不如罗洛的译文好：“泪洒落在我的心上 / 像雨在城市上空落着 / 啊，是什么样的忧伤 / 荆棘般降临我的心上？”“你做了什么，你在那儿 / 不停地啜泣 / 啊，你做了什么，你在那儿 / 用你青春的日子？”
是啊，我们也要问，是什么使诗人耗尽青春在长久悲泣？这两首诗，分别出自魏尔伦因枪伤兰波而入狱、在监牢中完成的《无言的心曲》和酝酿的《智慧集》；前者的第二句“雨……”，出自该诗题记，原作者是兰波——戴望舒没有译出的这个名字，就是最主要的答案！
魏尔伦曾有过与妻子“赌书消得泼茶香”一类情致的《幸福之歌》，但很快，才华惊人的美少年兰波出现在他生命中、并永远成为他的故事：倾倒，热爱，同游，带兰波跻身巴黎诗人圈子、为其发表作品、助其成名；当不肯停留在某一阶段、某一模式的兰波决计要分手，他在绝望中开了枪……出狱后，他与已潇洒放弃文学的兰波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兰波继续浪迹天涯去历险，魏尔伦则于众叛亲离中，萧然到他乡教书度日（他们“私奔”时也曾一起教书谋生）。后来他终于回到巴黎，再度获得了文学声誉（甚至更高，被选为“诗人之王”），又过起从前酗酒放纵的生活：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可是，有过那样的经历，心灵也像久病的身体一样，该垮了吧？用戴望舒的话说：“他的疲乏是愈来愈深了。”他还是念念不忘的，搜集兰波作品，为其《彩画集》写了序言（而那个放弃者，对此已不闻不问）；兰波死后第四年，他又为其诗歌全集作序。不到一年后，他也在潦倒孤独中辞世了。
六十年前，戴望舒写过一篇《魏尔兰诞生百年纪念》，最后引用他认为比较公正的评价：魏尔伦将“亲切而感伤的抒情主义导引到完善之境”。罗洛在其《魏尔仑诗选》（这小书是解放后的第一个选本，也是我迄今见到的唯一一本）译本序中，形容魏尔伦的诗“像散生在无穷平原上孤寂的花朵，带着向往唱着忧伤的歌。” 又说他推崇雨果，曾写诗致意、寄赠诗集，但反对雨果式的“滔滔雄辩”；他的好友在悼词（后来被用作法文版《魏尔伦诗选》序言）中称，他“像树叶一样，常常是呻吟胜于歌唱”。今人刘铮则“始终认为他的内心一定不会像外表那样粗砺，毕竟法国诗歌里最温婉纤细的几首诗就是魏尔伦写的”。——由以上评介可见，魏尔伦的写作本应与戴望舒不会太相悖（不过，罗洛指《雨巷》似乎直接受魏尔伦《夕阳》的影响，我却觉得两诗相去太远）；戴望舒的最终疏淡，恐怕不是文学风格问题，而是跟魏尔伦惊世骇俗的放浪生活有距离吧？像罗洛概括的，这是一个必须奉命唯谨的公务员，却又是一个不遵守社会伦理和创作规则的不羁天才。我惊佩于魏尔伦能将二者合于一身，但也知道，这到底是无法追步的人间特例了。
二〇〇四年七月2二十五日夜
《魏尔仑诗选》，漓江出版社，“域外诗丛”，1987年4月第一版。
旧雨重来，却不能到达彩虹
今年（二〇〇四年）恰逢兰波周年一百五十诞辰。这个天才少年是一个神话，一个我倾慕的人（是“人”，不仅是“诗人”）。他十五六岁就开始写诗，作品惊世绝艳，震动文坛；创作生涯不过短短几年，便已成为一流的、开拓性的大家。他一度的亲密伴侣魏尔伦有两句评语十分恰当：“如梦幻与音乐般舒展的诗句”，“具有绝对独特而又非凡情趣和神奇的语言能力的大诗人。”但不到20岁，兰波就把惊人的文学成就弃之如敝屣，脱身去展开同样令人炫目的后半生：周游世界，入过军队，当过流动马戏团的翻译等等；后来到非洲组织镖队护送走私军火、象牙，在丛林中与强盗作战几乎送命；最后因染热瘴等病而死，年仅三十七岁。他对写作的弃绝十分干脆彻底，追求比文艺更广阔的现实，甚至有点痛恨早年的文学岁月是误入歧途。他是潇洒地或曰绝望地参透了人生，不肯将形骸囿于一种生活方式，及时领悟和转向了——而正是这样的转向，使他用生命成为真正的诗人。随便举一首小诗《出行》，可见其境界与追求：“看够了。色相在空气中处处遇合交会。/ 也够了。城市的喧嚣，黄昏，日午，直到永远。/ 知道得够多了。生命的中止，多次停顿。——啊，喧嚣和色相！/ 在新的情爱和音响之中，出行远去！”（王道乾译）
葛雷为其译《兰波诗全集》（其实不全）写的译序，品评甚佳，但对兰波的选择，赞美之余仍有所惋惜乃至微词。我则是完全倾倒的——神往，是因为自己不能、深知其难。宿莽借兰波“铜醒来变成了铜号”一语，指兰波从铜号醒来变成了铜，比喻甚精当。我也是从诗歌以及一切形而上的铜号中醒过来的，却只变成了一堆“曾是寂寥金烬暗”的黯然失色的金粉，随时流转、随风飞散（哪里能魏尔伦所贴切形容的兰波：“追着风的脚印”）；甚至，只不过是一摊烂泥、一盘散沙！
类似我这样的感叹，有人应该还要深得多。兰波的诗歌，更值得拥有的是王道乾的译本，因为那是译者人生历程的一个象征。熊秉明写《我所认识的王道乾》，述当年他与王都追求文艺、留学法国，一九四九年后王等热血青年回国奔向新生，情愿舍弃文学（王说：“生活根本不需要艺术”，一派兰波口吻），熊则为了艺术留在巴黎。以后便是令人唏嘘的两种经历了，更可悲的是，即使浩劫过后，遗风所及，王对待海外旧友仍形同陌路，只留下“吃力的”、“疲倦而冷淡的”笑容。但是，熊在安迪悼念王道乾的文章中看到，晚年王“重检几十年前的旧梦”，译出了兰波的《地狱一季》，这使熊激动又“俯仰叹息”，因为这是王在“寻回他曾坚决抹杀而遗弃的‘我’”。这样，王的译本就别具意味了：一个为真生活而放弃文艺的人（开头是自愿，后来是被迫），最后以回到文艺回到兰波归结了自己令人“俯仰叹息”的一生，这是与兰波表面相似而内涵多么不同的另一种故事。
上海文化社出版的王道乾译《彩画集》，安排十分有心思：将熊秉明这篇喟然沉痛的文章作为代后记，书前则采用魏尔伦为兰波画像和熊早年为王画的像——那是未曾舍弃文艺、离开法国的两个青年，那时一切尚未铺开与改变，兰波还在魏尔伦的眼光中叼着烟斗悠闲浪荡，王道乾还向熊秉明引述着兰波的句子……无限感慨，尽在这两幅无言的画中。
兰波的人与诗，都像一道奇诡绚丽的彩虹。而普通人的生命，则永被风雨笼罩，区别仅在于是凄风苦雨还是好风良雨吧，却始终穿不过雨幕去成为彩虹了。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午
《彩画集》，上海文化社出版，“第一推荐丛书”，2001年1月第一版。
《兰波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版权页无出版时间，当为1997年。）
第一部分 书架之南第13节 几阵雨，一道彩虹（2）
桃花已随人面去
说到王道乾译的法国著作，架上还有普鲁斯特的文论《驳圣伯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和随笔《物质生活》；后两本，我和都对杜拉斯及流行爱情小说没有特别兴趣的好友罗生，不约而同地是因为王小波对译者的推崇才买的。
王小波独具只眼，他在《我的师承》、《用一生来学习艺术》等文中，盛赞翻译大家的译文带给他的文学营养（因为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没有好文学可读，好的作者不能写，只能搞翻译），尤其是关于王道乾，王小波说“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情人》那著名的开头“我已经老了……”一段，有王道乾的“无限沧桑在其中”，“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
在《物质生活》的译者前言中，王道乾评介杜拉斯及其书时，有这样的话：“作者在书中多处分明写到她是‘处在历史环境下’‘就像沉在海里’一样，还说‘真像是我在同那个准备把我消灭掉的社会进行殊死搏斗’……人与社会对质大概是某一类现代文学一个潜在的主题。”这细微之处，是否也暗藏王道乾自己的委曲心事呢？
当然还是应该读翻译的正文。曾在一个春雨三月，把周作人与《情人》并读——都一样是苦。
我感到小说的开头，杜拉斯让那个男子用叶芝《当你老了》的腔调说出“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其实有煽情的成分；反而接下来的两段自述，更具震撼力度：让他爱衰老的容颜去吧，杜拉斯爱的可是自己从前青春的样子——“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它在那里，我才认识自己……”这起码是也同样寄托了译者的“无限沧桑”吧，就像熊秉明所指的、王道乾“掺进自己心灵的心声”（参看关于兰波的上篇）。
杜拉斯继续写道：“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颜是早被摧毁了。”
于是展开了那样的往日情事与生命：在恨中爱，在软弱中坚强，在死中不死，在厌恶中迷恋，在冷漠中渴求；在无意识中明晰，在浑浊中净化，在永久的失落中永远保存——种种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也许不能用普通意义的“美好”一词去归纳，但是，它们与青春的容颜相连，它们就是她的青春。
所以，小说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他”对年老的“我”的坚执之爱，何其令人感动，却又何其不相干——当美好的桃花已随人面逝去！
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初认识的人常不相信他的年龄。他的长相就像一个伪装，人们不会看见这似乎没变的容颜后面曾经有过而又消失了的东西。
看见过、为之悦喜过、从中认识到他的人，现在只剩下他自己。只有他仍在为那曾经有过而又消失了的感到自悦自喜。
须兰说：“他这一辈子是怎么的了，如何只剩下了青春的回忆”！
二〇〇四年九月月十九日日黄昏
《驳圣伯夫》，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1992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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