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6-三国风云人物正解-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袁绍曾派颜良为先锋进攻白马，沮授向绍指出颜良的性格缺点，认为颜良不能独当一面，绍却回答：　“吾之上将，非汝等可料。”（第二十五回）这似乎是用人不疑，实际却是不知人而用之，尤其是他听到建议后不是去对颜良勉励告诫，而是责备沮授，似乎是沮授低估了颜良，这等于挑起颜良对沮授的不满。颜良出兵被关羽斩杀，时刘备为袁绍的座上客，绍听沮授之言，欲杀掉刘备，备以“天下同貌者不少”为理由，认为杀颜良者未必关羽，绍闻言指责沮授说：　“误听汝言，险杀好人。”（第二十六回）文丑被关羽斩杀后，绍听郭图、审配之言，又要杀掉刘备，备向绍指出了曹操的借刀杀人计，绍又指责郭、审二人说：　“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袁绍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尚可以勉强谅解，但他在刘备面前指责谋士，实际上挑起了自己部下之间的不信任，制造了内部矛盾，可以想像，袁绍这种做法是导致他的部下互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渡之战前，袁绍集团的内部关系已相当复杂：　“将士各相妒忌，田丰尚囚狱中；沮授黜退不用；审配、郭图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持不定。”（第二十七回）连袁绍待为上客、许诺为之报仇的刘备也谋求脱身上计，这样的战争还怎么个打法！后来，许攸、张郃、高览先后降曹，均是集团内部互相陷害、领导人又轻信谗言的结果。而袁绍身后子辈兄弟互相攻打，正是袁绍生前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一部分》官渡败绩

　　　　官渡之战是袁绍领导能力的总表演，他的领导行为的诸种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关于出兵时机。曹操东击刘备时许昌空虚，袁绍以幼子之病相推托不肯出兵。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投奔袁绍。这时，绍对备讲：　“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第二十五回）出兵进攻敌人，所要选择的是战机，哪能舍掉战机单纯考虑季节冷暖？袁绍的决定受到田丰的反对，田丰主张等待战机再次出兵，袁绍答应考虑田丰的意见，官　渡　之　战　　　　
　　　　又去询问刘备，备回答说：　“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绍表示赞同，遂进军白马以攻曹。事实上，刘备对他所讲的只是出兵的理由问题，袁绍却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时机，且以“春暖”为出兵借口而不择战机，这就潜伏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利后，他退兵武阳，按兵不动，等听到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溃败后，他急于复仇，聚得二三十万人马，仓皇迎战，复有仓亭之败。实际上，曹操封孙权为大将军，用心是要拉拢孙权，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袁绍。袁绍在敌方力量未壮大之前按兵不动，敌方力量一壮大，反倒出兵攻击，高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仓亭之役，兵势衰弱，士气不高，又准备不足，出兵的形势里就包含了可能失败的全部因素。郭嘉评价袁绍，说他“好为虚势，不知兵要”。看来其评价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战役中的用人。袁绍手下的谋士武将很多，连荀彧都能说出各人的特点，在一次与孔融的论辩时，他说：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战而禽（擒）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袁绍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对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计，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白马之役分别派颜良、文丑单独领兵敌操，结果兵败身亡。在官渡之役的决战前夕，田丰被囚于狱中，许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锁禁军中……　　　　
　　　　曹操在战前曾派兵劫袁绍之粮，这已引起了袁绍对屯粮重地乌巢的注意，他派大将淳于琼等领兵驻守乌巢。淳于琼性刚好酒，到了乌巢，整天与诸将聚饮，操兵攻陷乌巢时，他正醉卧帐中，不及御敌，结果粮草被操军尽行烧绝。看来，袁绍对自己部将的性格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避人之短是调兵遣将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受敌调遣。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许攸捕获了曹操的催粮信使，知操粮草已尽，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乘操回兵救应时两路首尾相攻，击溃操军，这真是主动出击、出奇制胜的妙计，但袁绍却认为书信所言是操的诱敌之计，拒绝主动出击，这样，袁绍把自己的军队放在了消极被动的地位。　　　　
　　　　乌巢粮草被烧时，袁绍召集文武各官商议救援，张郃主张立即援救乌巢，郭图主张乘虚劫曹操军营。这时，袁绍派张郃领兵五千劫营，派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他这一军事步骤不能出奇制胜，又有诸多失误：　其一是两个拳头打人，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其二是两路军马甚少，无异以卵击石；其三是力主援救乌巢的张郃却被派往劫营，这样，劫营主将的信心必然不足。结果，袁绍两路军马失利，军心动摇，加之乌巢粮草被烧，败局已几乎不可挽回。　　　　
　　　　曹兵得胜后，故意扬言要分兵两路攻邺郡、黎恫，切断袁兵归路，袁绍急忙各派兵五万救应两地，曹操乘袁绍兵动时分大军八路齐出，袁军四散奔走，不可收拾，彻底溃败。这里，袁绍判断失误，被敌人所调遣，迅速失败已在所难免。　　　　
　　　　第四，是非不分，逼反部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军事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袁绍却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轻信挑拨，猜忌部下，把自己的部下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自己，壮大敌人。许攸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这时去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反映许攸过去在冀州的“经济问题”，并汇报许攸之子侄已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大骂许：　“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第三十回）许攸觉得自己子侄被害，无颜复回冀州，准备拔剑自杀，被身边人劝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献了乌巢断粮之计，后又献了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获成功。张郃、高览二将曾被袁绍派去劫曹军营寨，因为对方早有准备而失败。出兵前与张郃有意见分歧的郭图怕张郃回军后追究是非，就在袁绍面前诬陷说：　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第三十回）。袁绍即派人召二人回来问罪，而郭图却先让人告知二将说，回来将被袁绍杀头。二人只好去投曹操。袁绍兵败回冀州途中，对他出兵时未听田丰之谏表示后悔，而前来接应袁绍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　“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　‘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袁绍作为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听信一面之词，甚至不给被诬陷者以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因为即使是许攸果有经济问题，张郃卖阵为真，也应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绝不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张郃的时候就要给予处理。袁绍对这些事件的间接责任，一是他平时不能用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部下的思想，致使他们各怀私心，互相拆台和诬陷，二是他对部下没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战集中暴露了袁绍低劣的领导水平。然而，袁绍一生的重大失误并非到此为止。他败退冀州后，准备选定接班人，由于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几个谋士各为其主，因而他对此事一直踌躇不决，下不了决心。他既不愿按照传统的接班方法立长子袁谭为接班人，又不能在对三子袁尚有所心许的情况下逐步收缴袁谭的兵权，保证袁尚地位的稳固性，结果在他死后，两个儿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斗争公开化，袁谭甚至勾结曹操为外援。这种内部纷争被曹操所利用，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袁绍性格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对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似乎是下了决心，但行动起来又摇摆不定，这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当年在朝廷为司隶校尉，在何进手下干事时，却是表现得非常果断。灵帝死后，宦官准备作乱，他挺身而出，点御林兵五千斩关入宫，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他曾向何进建议对宦官斩草除根，一再劝告何进乘军权在手时下手，认为“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第二回）他为诛宦官也曾提出过召外兵入京的错误建议，但并未显出动摇不定的性格。当谋杀宦官的事情败露后，他劝何进不要冒险入宫，何进不听劝阻，决意入宫，他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被杀后，他即时诛杀宦官，平定叛乱。董卓谋废少帝，大臣无人敢于反对，惟袁绍挺身抗争，拔剑相对。此时的袁绍英勇果断，敢做敢为，也许是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尚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但人们各年龄段的性格变化不至于产生如此天壤差别。也许是有些人一当上主要领导，负起全面责任就顾虑重重，动摇不定，而袁绍就属于这类人物。　　　　
　　　　袁绍曾经组织和领导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但在袁绍手下，谋士间勾心斗角，文官对武将相陷害，上下级之间互相猜忌，身后妻妾间相互残杀，子辈兄弟相互攻伐。这个集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引发和包含了多种矛盾。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集团，它越是膨胀，越是虚弱，探讨它的致病之因一定不无意义。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二部分》无德安得天下——董卓

　　　　董卓，字仲颖，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人，曾为河东太守。镇压黄巾起义时屡吃败仗，朝廷欲追究其罪，他贿赂宦官得免，后在朝贵中拉拢关系，任鳌乡侯，西凉刺史，拥兵20万。何进欲诛灭朝廷宦官，发诏召外兵入京，董卓遂带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公开打起诛灭宦官的旗号进军洛阳。朝中宦官叛乱，何进被杀，董卓以保驾为名驻军洛阳城外。并招诱何进手下之兵。不久，他违背群臣意愿，废掉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相国。他的行为曾遭到大臣的一致反对，丁原、袁绍等公开抗争，无济于事，曹操谋刺未遂。十八路诸侯讨伐时，他接连受挫，出军不利，于是焚烧洛阳宫阙，迁都于长安。在长安他专横跋扈，枉杀无辜，司徒王允施连环计，暗中联络董卓心腹大将吕布刺杀董卓。　　　　
　　　　董卓作为一名领导人，不乏爱才之心，但他办事专横，愚鲁残暴，甘与天下为敌，最后自取灭亡。　　　　
　　　　董卓进京不久，就两次召群臣商议废立之事，第一次，他大摆宴席，带剑而入，勒令停酒止乐，提出自己的废立主张。遭到荆州刺史丁原的反对后，他大喝道：　“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第三回）就要拔剑斩掉丁原，因丁原有吕布的保护而作罢。董卓招降吕布后二次设宴会集公卿，让吕布带千余侍卫，又提出废立之事，并宣称：　“有不从者斩！”对大臣公然以武力相威胁。袁绍挺身反对，董卓怒喝道：　“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第三回）二人在酒席上拔剑相对，被劝免。袁绍弃官外出后，卓对众人讲：　“敢有阻大议者，以军法从事！”（第四回）在大臣的一片惶恐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废立主张。　　　　
　　　　董卓决定迁都长安时，许多高级官员，如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均曾劝谏，司徒荀爽提出：　“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卓闻言大怒，说：　“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当即罢免三人官职，下令迁都，限第二天起行。对于迁都大事，高级官员尚没有提意见的权利，而且，事前不作任何有效的宣传动员，决定作出后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完全按自己一个人的主观意图办事。　　　　
　　　　先前，董卓在与黄巾起义军作战时，兵败身危，刘备带兵救了他的性命，当他知道刘备尚无官职时，就对其傲慢无礼。可见他心中没有别人，甚至连救命恩人也不放在眼里。　　　　
　　　　董卓废掉少帝后，闻说少帝写的一首诗中有“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之句，遂派手下李儒鸩杀之。在城外某处迎神赛会上，他引兵围住村民，抢杀烧淫。到长安后，他为自己在那郿坞大兴土木，对自家宗族之人封官封侯。一次，他对北方几百降兵有的砍断手足，有的凿其眼睛，有的以大锅煮之。哀号震天，百官战栗，而他却谈笑自若。总之，他残暴成性，无恶不作。　　　　
　　　　袁绍领盟军讨伐董卓后，董卓将以前保荐袁绍的部下斩首，又将袁绍在京城为太傅的叔叔袁隗之家派兵包围，不分老幼，尽行诛戮。　　　　
　　　　总之，董卓自入京都后，坏事做绝，天下共愤。董卓不灭，天理不容！　　　　
　　　　董卓的爱妾貂蝉进相府前被王允有意介绍于吕布，进相府后吕布又多次追求，李儒一再建议董卓将貂蝉赐予吕布，以买其心。董卓后来变脸反问李儒：　“汝之妻肯与吕布否？”（第九回）这种迂腐的态度恐怕只会董卓才有。　　　　
　　　　董卓是三国前期最拙劣的领导人，但不能否认他所具有的爱才之心。少帝一行被宦官劫持城外，被众官相救后，董卓带兵前往，少帝吓得战栗无言，而陈留王在弄清董卓是为保驾而来后以言抚慰，不曾失语，董卓暗暗称奇，于是产生废立的想法，他在大臣面前提出废立主张，就是以“今上懦弱，不若陈留王聪明好学，可承大位”为理由的（第三回）。如果真有这方面的原因，那就不能认为他的废立是全无道理的。　　　　
　　　　董卓为废立之事与丁原闹翻后，丁原出城带兵向董卓挑战，丁原手下猛将吕布战败董卓军队。董卓退兵后聚众商议说：　“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