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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权知道真相-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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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黑金之非常记录第49节：专案组彻查温州中银大厦腐败案（2）
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连昕鸣也反映，陈锡武在接受审讯时曾供认向叶征行贿20万元，后来又翻供说并没有向叶行贿，“因证据不足，在定罪时只能认定陈行贿7。6万元”。
温州市纪委的《总结》中有，“单个违纪金额超过200万的也有4人，其中……叶征受贿270多万元”；“在查处中银大厦建设过程中违法违纪问题时……牵出叶征及叶之子叶军从中得利50余万元的重大问题”等明确表述。
但2003年3月，检察机关对叶征的指控当中，并没有提到他与中银大厦的直接关系，只是指控了他在其他问题上先后受贿66万人民币和3万美元的犯罪事实，而温州中院据此以受贿罪判处了叶征13年有期徒刑。
温州市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就此向记者解释说，第一，纪委的部分调查结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可以纪律处分，无法指控定罪；第二，关于叶征在中银大厦中的玩忽职守罪是由公安部门负责侦破的，有关材料还没有移交到检察机关。
对此，温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队长朱杰告诉记者：“与中银大厦有关的中银人员玩忽职守罪，目前正在重点立案侦查。叶征与大楼的关系，正是侦破工作的关键所在。不过，具体的侦破进展现在还不能透露。”
体制之弊
据知情人介绍，专案组最初围绕大厦问题分成内查谈话、外勤事务、后勤保障三个小组，但很快发现问题不仅于此，便立即调整重组成“中银大厦”组、中行三产组和查处腐败组，分别对中银大厦建设过程中有关人员玩忽职守，中行下属三产单位有关人员贪污挪用以及中行有关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的问题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涉案者均出现多头违法违纪情况，如叶征不仅在中银大厦建设中存在受贿、玩忽职守等问题，还在拆借资金、发放贷款等方面大肆捞取好处，同时又伴有生活作风糜烂。
再如原中苑公司瞿文忠、蔡一帆等人不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还存在挪用公款、销毁账目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
这些三合一、四合一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违法违纪问题已从单一型向复合型发展的趋势。而且一些涉案对象惟利是图，什么钱都敢拿，什么钱都要拿，简直到了雁过拔毛的地步。”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一位长期从事金融监管的专家，看过中银大厦案的材料后感叹：“大量人员的集体、多手段、疯狂作案，这已经不是个人道德堕落可以解释的现象，这个案例是当年中国银行界一系列的体制漏洞和巨大转型成本的集中反映。”
仍以叶征为例，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机缘巧合”，他或许根本没有犯罪的机会。
叶征十年前的同事——原外经贸委主任张时趋——回忆说，叶征高中时就曾当选温州市人大代表。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航天部直属企业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的研究部门工作。1984年8月，叶征作为温州籍干部专家被邀请回乡振兴经济，进入温州市外经贸委工作短短5个月，叶就升到外经贸委副主任、党委副书记。
“1992年，温州中行选拔行长，叶顺利登上行长之位——尽管叶没有在银行工作的经验。”张时趋说。
124/125根据资料，中行在浙江同业一般能占15％的份额，但叶当政期间温州分行只占领了8％—9％的市场。2000年时，在中行的浙江省级绩效考核排名中，温州分行更是倒数第一。
“没有完善的干部选拔机制，以及垂直管理体系中屡屡遭遇的条块分割式的干部任用问题，是中国金融界大案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专家分析说。
曲折改革路
由中银大厦案牵出的最大两条蛀虫——瞿文忠和蔡一帆——的犯罪经历，和审判结果，“相映成趣”地体现了中国金融曲折改革的尴尬。
鹿城区检察院反贪局的葛林海告诉记者，经过他们调查，“瞿文忠和蔡一帆任职的中苑公司是中银的小金库，并存在违规放贷的行为。中苑最初由温州中银出资50万成立，除了投资三产以外，主要就是向外贷款。中苑公司每年违法所得的利息，用于给公司员工发奖金。按照不同的领导级别，发放奖金数额不等”。
葛林海介绍，中国曾一度鼓励银行发展三产，但1995年出台的《商业银行法》又禁止银行投资企业，所以“中苑进行工商登记时，是以瞿文忠、蔡一帆等自然人的名义登记的，而实际上注册资金是中银出的，中苑就是隶属于中银的三产公司。商业银行法出台的时候，瞿、蔡还在中银担任职务，为了规避政策，就以借调的名义使二人担任中苑公司的董事长、经理等职务，而该公司与中银的经济联系依然十分紧密”。
然而，正是这种造成二人犯罪的违规手段，最后又成了救赎他们的借口——两人的刑事判决书（【2003】鹿刑初字第201号）指出“中苑公司最初虽然是由温州中行出资成立属集体所有制的劳动服务公司，后来由于国家政策法律的调整数次变更，目的都是为了与银行脱钩……因此才有后面发生的将集体所有制的中银公司改制变更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中苑公司的行为。从以上分析中可得出中苑公司不具备国有公司的性质”。
结果，这两个被《查处结果》认定为各贪污400万、挪用200万的罪魁，最后仅以公司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分别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和5年。
第三部分 黑金之非常记录第50节：专案组彻查温州中银大厦腐败案（3）
再造温州中行？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金融监察室提供的一份题为《浅谈新时期温州金融系统的腐败问题及防范对策》的文章，总结了温州近年来金融系统腐败问题的主要成因：一是员工聘用“入口关”不严；二是监督乏力；三为管理疏松；四是对违法案件查处不力。
凡此种种制度疏漏，温州中行现任行长袁龙的感触尤为深刻。
在2001年5月临危受命的袁龙告诉记者，当时组织找他谈话，要他从绍兴来温州救急，“主要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把温州行的业务做起来，二是处理一栋久建不成的麻烦楼”。
袁龙就任后发现，叶征时期的温州中行“管理粗放、制度不完善、业务不精通、市场意识不强、公开公平程度不够”，袁随即展开了一场银行再造运动。
比如，袁将干部的任用机制由任命制改为准入制，“即设立标准，选谁用谁，我说了不算，标准说了算”。结果现在，“全行科级以上干部平均年龄为32岁，比2000年整整下降了11岁。本科以上学历的提高了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袁龙还对落后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予以手术，特别是在招标采购、信贷投放等敏感问题上大力推行科学决策和阳光工程。“比如授信方面，现在行长是不能参加贷款项目评审的，对评审委员会同意的贷款项目，我也只有否决权，不能私自同意放贷。”
温州中行内部的这场效能革命推行不到两年，其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新增额的市场占有率便从2000年底的9。3％升到了2003年6月底的15。06％，创浙江省第一。
■ 记者／王云帆
□ 见习记者／周扬温州、杭州报道
126/127附记：温州腐败楼中银大厦已在2004年5月18日成功爆破，而中银大厦案也已审结，但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同样也已暂告审结的原温州中行行长叶征案，以及两案中让人欲说还休、藕断丝连的关系呢？腐败楼倒了，而腐败楼的背后仍有太多的疑点需要追问。腐败分子现身了，但还有一些人仍然逍遥法外，有很多漏洞仍然需要人们去填补。
第三部分 黑金之非常记录第51节：贵州毕节农村高利贷状况调查（1）
没事总喜欢在街上闲逛的郑东勇曾经有过“财神爷”的美誉——当地人形容其为“大肚便便，黄金万贯”。而作为其招牌动作的微笑更是让他“人缘颇佳”，只要周围有人急需用钱，郑便慷慨解囊。当然，钱是需要付利息的，并且比银行的利息要高出许多。“借贷主”郑东勇之死
2003年6月28日，贵州省毕节地区小有名气的“借贷主”郑东勇自杀身亡。
3年前，郑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以贷养贷”的“借贷主”——从上线借来钱放给下线，他赚利率差。
据知情者透露，让他走上不归路的是，不久前他放出去的一笔巨款的借债者“突然失踪”。郑苦苦支撑数月后，资金链断裂。因为“借贷主”其实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凭借利率差价进行放贷的资金链中，下线欠他的钱，正是他欠别人的，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必然会有大量“坏账”。
郑东勇只是贵州农村地下金融市场资金流转链上的一环，在他背后是供求严重失衡的农村金融市场。
2003年6月1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企业调查队公布了对当地农村资金供需问题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25户中，56。8％的农户表示现在的资金状况紧张，而16。8％认为非常紧张，两项共占73。60％。
报告还显示，农户认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不方便的占调查户数的69。60％，而在贷过高利贷的64农户中，57。81％的农户是因为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
7月2日，毕节地区农调队队长陈良友接到贵州省农调队的通知：以企业调查队的抽样调查报告为脚本，立即展开对当地农户经济状况的普查，追查当地高利贷盛行的传言是否属实。
“其实农村高利贷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且也并非只是某个地区的特殊产物。”贵州省农业社会经济调查队综合处的李天顺处长说，“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因素实在是太复杂，我们只是负责搜集资料以便配合有关部门把情势控制起来而已”。而对于贵州农村是否普遍存在高利贷的情况，李未做否认。
128/129一半农户贷高利贷
“农村资金供求的极不平衡，已经是毕节地区现阶段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毕节地区统计部门的一位官员忧心忡忡地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造成目前毕节地区这种危险状况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民多；二是四大商业银行近年撤并县及县以下的机构网点动作加速；三是农村资金倒流入城的现象严重。
毕节地区统计局2003年3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位官员的说法：全区8县（市）总人口为698。2万，非农业人口48。42万，农业人口就有649。78万，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6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1393元。
统计局数据显示：毕节地区乡（镇）及以下农村商业银行营业网点最多时有142家，现在已全部撤并，农村金融调节的担子全部落在农村信用社的肩上。全区292家农村信用社2002年末的存款余额为138778万元，而现存的66家邮政储蓄网点截止到2002年末的存款余额就达到了36774万元，邮政储蓄占信用社储蓄的26。5％，加上有部分农户存入城市商业银行的存款，流入城市的资金为信用社资金的1／3左右。
资金有缺口，农民就不得不自寻出路，农村高利贷因此成了“公开的秘密”。
“我们5、 6月份在全区8县（市）做了一个随机抽样入户问卷调查，并走访了一些相关的金融单位，得到的结论是，因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而被迫选择高利贷的农户比例为57。81％，已经选择向高利贷贷款的农户有51。2％，而认为自己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是高利贷的农户比例则高达23。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毕节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金融问题。”贵州省企业调查队副队长唐晓川在接受采访时神情凝重。
唐晓川说：“在抽样调查当中，月息普遍都在3分到8分上下浮动，贷6—8分息的农户比例占贷过高利贷总户数的15。62％，更重要的是，高利贷多数实行利滚利式的计息方式，实际月息比账面月息要高得多。”
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的月息多在6厘左右，而按照国家规定，超过当地农信社利率4倍以上的，即可被判定为高利贷。
贵州省省委书记钱运录2003年4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深入基层调研的时候，发现“贵州部分农村存在的高利贷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在住村调查时所住的八合村，一个村五分之一的农户背上高利贷，8分的利息还‘驴打滚’，借贷的村民一辈子都还不起。有的农户连房子都被高利贷债主拆掉了”。
第三部分 黑金之非常记录第52节：贵州毕节农村高利贷状况调查（2）
“惧贷症”根源
“至少在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当中，是没几个会到农信社去贷款的，在那儿贷款跟其他商业银行一样难，而且他们的利息还很高。”当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2002年，这位司机家里想贷2000块钱买点良种猪苗就没贷成。“因为商业银行早从前年开始就只许存不给贷了。去农信社吧，信贷员说不能质押，得拿同样数额的存款单做抵，而且还得先扣利息和入股，贷2000块算下来只拿得到1600块的样子。”这位司机愤愤不平。
据当地银行界人士介绍，由于农民的单笔贷款往往少且分散，小额信用贷款与规模经营的理念不符，导致成本无法降低，而针对零散农户的农村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农户贷款高风险和低收益的并存，使得农信社的贷款的确成为目前所有贷款品种中成本最高的一种，因此，按照国家规定，农信社的贷款利息可上浮50％，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目前农村种植业普遍的生产实际所能产出的效益还不到7％，而像毕节这样没有任何优势特产的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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