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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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员起来，他们只是以当局认可的途径来从事集体行动，并寻求以非集体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目标。在对集体行动给予的惩罚——对行动者进行伤害或拘捕——将降低集体行动的频率和强度的意义上，镇压机器才会发挥作用。这样，一般来说，政府暴力途径的选择比政府挑战者的暴力选择效果要好得多（Tilly，Tilly，andTilly，1975，p285）。　　　　
　　　　但是蒂利的这种观点模糊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同样是蒂利他们，继续声称，挑战者对政府的集体性的抗议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发挥作用。他们主张说，当挑战者的目标有限和具体时，他们就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并不普遍，即使挑战者的目标更为宽泛些。此外，蒂利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并不是只在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欧洲历史中才能发现的唯一现象。然而，以这种形式来表述这一观点，说明他们试图采取骑强态度，在这一情况下，主张暴力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意义就变得不明确了。是的，镇压给挑战者带来了代价，但这是否能说明这种手段总的来说就会行之有效？蒂利等人还认为在压制和集体性的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直线的关系，其中后者最为明显地是一种高层次的压制，但不是极端形式。这种观点与早期的研究相吻合（例如Gurr，1968），但是，这并不表明压制的有效性，尤其从长远看来更为如此。　　　　
　　　　蒂利他们的结论存在的第二个一般性的问题是，他们把政府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被看成是一个防止底层挑战者的挑战行为的行动者。但是对政府的最常见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底层。相反，把政府看成是一个包括军队的利益联盟倒更为可行，而且所有的联盟都是脆弱的。国家公职人员采取的暴力行动很少只直接指向底层的挑战者，还包括对联盟内部的一些人采取的暴力行动。有鉴于此，暴力的使用可以分割为为公民利益和为军队利益采用的暴力行动，而且即使在军队利益内部也可以强化其中的派系。政府联盟的脆弱性直接增加了这种分裂的透明度、清晰度。正如大多数军事政变所明确表现出来的一样，对政府联盟内部的暴力威胁和暴力使用毁灭了这个联盟，并因而导致内在的动荡不定。一旦我们承认政府（或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行动者，那么从长远看来，要说镇压可以根本上认为是行之有效、值得一试的策略，其原因就极不明确了，也是令人费解的。　　　　
　　　　第三，就象杰克逊和罗斯伯格（Jackson，Rosberg，1982b）以及胡奇罗夫特（Hutchcroft，1991）所使用的一样，压制性政府这一词语常常是指个人政府。典型的事例包括杜瓦利埃独裁下的海地政府，弗朗哥独裁下的西班牙政府，阿明的乌干达政府，以及马科斯的菲律宾政府。由于它们是个人独裁的政府，因此它们可能极不稳定，其中原因我在第三章中已经作出过解释。当然，这种不稳定的结果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残暴的政府为另一个具有同样残暴癖性的人所继承。正如国家的许多前任首领和他们同伙已经所发现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压制只为第一届政府发挥作用。　　　　
　　　　当然，蒂利等人提出的观点确实包含着真理的因子。确实所有的政府最少都具备一定的镇压能力，而且镇压理所当然地增加了政治挑战者的代价。此外，类似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严厉的镇压可以使潜在的挑战者长期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但是这种观点和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压制要么有利于产生合法性要么有利于产生政治能力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与采纳这一立场相反，去理解镇压策略对那些依赖于这一镇压手段的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却更为有用。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政权还在缩小了的层次上使用压制这一策略，而且有充分的事实表明，这种压制日益成为促使自己的国际支持最大化的不同程度的积极（象征性的和物质的）的诱因（请参Lane，1984；Rigby，1984；White，1986；Silver，1987；BahryandSilver，1987）。　　　　
　　　　当压制的代价得到承认，这一压制策略对合法性的害处也就显而易见。我承认，为追求政治目标（尽管有些政府使用这一策略比其他的政府更为频繁），很少有政府会完全放弃物质强制策略的使用。但是这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明这一观点：合法性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极端性的东西。


第五部分　合法性和政治能力第26节　对政治秩序的挑战

　　　　合法性的反面包括积累起来的对政治秩序的挑战。既然，正如我早已强调过的，政治集中关注价值性资源的分配冲突，那么所有的政权都同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反对的性质是什么。既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考察这些挑战，我们的意图就是要对那些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和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表达和传递的挑战作出基本区分。超越“正常渠道是政治能力问题的关键”这一主张，正常渠道就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尤其是，如果那些正常渠道确实能够容纳大多数政治需求，那么它们就可以被看作是合理的、有效的，并能使制度合法化。自然，对后一句话而言，有着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政权没有同时对政治挑战者施加强大的镇压时，这个论点才能适用。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或者最少基本满足，那么使用那些正常渠道来表达和传递政治需求，就意味着那些渠道总体而言是可靠的、真实的、合理的。　　　　
　　　　另一种形式的挑战发生在正规的政治制度之外。确实，如果我们记住这种称号指的是挑战的实质而非挑战的频率，那么这种形式的挑战就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参与的“非正规、不合法的”形式。我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它指的是一套多种多样的、异质的行为。根据那些事件所涉及的严重或温和的程度，它们是指从对政府特定政策的非暴力抗议（包括静坐和游行等等）到推翻旧秩序并用新秩序取而代之的全方位的革命范围内的行为。通常的情况是，相对温和的抗议活动会演变成包括暴乱甚至内战在内的暴力形式。而且，这些行为包括了但不局限于那些具有大众基础的行为。例如，军事政变就是这样一种挑战，即便它们由一小部分人实施并高度保密。最后，这种挑战未必都是非法的，但是是不正规的、不合习惯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来达到目的，并且对于挑战者来说，他们最少还威胁使用暴力。　　　　
　　　　这种通过非正常渠道的参与形式，它的特征就是对挑战者而言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请参Eckstein，1980，p158…159）。根据两种行为采取的形式和可能产生的结果，与正常渠道的挑战相比，非正常渠道的挑战更少组织性、条理性，因而也更少可预见性。而且，这种行为更可能要冒来自权威作出反应——通常是指对挑战者进行镇压——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非正规形式的对抗性参与的代价和成本，而且这种成本随着这种挑战暴力程度或严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　　　　
　　　　假定那些挑战者不愿承受那种代价和风险，那么他们选择通过非正常渠道来进行挑战就说明了这样两个相关事实。第一，它表明，他们不相信正常渠道能够为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机制，并直接声称那些渠道形同虚设，不具效用。第二，它意味着他们估计到，他们有机会来获得更高的利益，并用它来抵消增加了的非正规参与行为的成本。这种估计有许多原因。例如，这种估计可能源于他们对现状、局势的判断，他们可能认为局势是如此之坏以致任何行动都是可取的，或者可能源于他们的这样一种推算，正常渠道的无效性充分说明了政权对它的挑战无能为力、政权不堪一击。尽管这种推算会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变得不可靠，尽管推算本身可能是相当的不确定，重要意义在于，这种估计的存在直接证明了对政治秩序合法性提出挑战的重要的集团存在着。　　　　
　　　　政治挑战的非正规形式的思想直接源于第二章中我对权力的分析。正如权威对物质暴力手段的持续使用会削弱权威的政治基础一样，参与的非正规形式也表明了政治能力的衰退和下降。这种视角与对抗议的探讨——它们把这种现象视为是相对无权的集团试图通过谋取第三党的支持，或通过增加政府因忽视它们的利益和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来为自己创造政治资源——并行不悖（请参Lipsky，1968；Wilson，1973，chap。14）。根据这一观点，求助于抗议本身就说明它们的政治地位的相对弱小：根据定义，更有实力的挑战者占有着充分的资源，它们可以避免采用这种策略，并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贯穿于所有这些内容（包括我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对压制的探讨）的主题是：政治参与者在政治舞台上理性地行动，为的是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所有的政治参与者，无论他们是权威者，权威挑战者，还是相对并不活跃的公民，他们都能各得其所，把自己置于最适当的位置。他们的计算并不局限于经济上的考虑，相反，他们把政治和社会因素（就象经济商品那样计算）也计算在内（请参Wilson，1973，chap。2）。与此同时，他们的有利行为又受到所有参与者信息不完全的限制。这导致他们的成本收益计算变得不确定、不精确，这又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决定常常产生预料之外的结果。　　　　
　　　　工具理性的“信息不完全”的假设，这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投票和政党行为等正常形式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分析研究（请参Downs，1957；Fiorina，1990；Aldrich，1993）。这种分析当然与游戏规则相对明确的背景和环境有关。但即便在那种背景中，政治行为仍然受到与计算不确定相关的代价的制约。当我们回过头去对包括非正规形式的参与在内的挑战进行研究时，这个问题也就扩大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中，游戏规则更不明确，局势也更扑朔迷离、变化不定。规则越模糊，参与者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随着政治行为可预见性的下降，成本收益的计算也就风险更大，而且即便所有的参与者都理性行事，产生预料之外和不合心意的恶果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这就是为什么不合常规、不依惯例的政治行为所付出的成本要比制度化、惯例化的政治参与行为付出的成本要高得多的原因，这说明不按规则行事的人期望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好处。即便其他方面都和不按惯例一样，来自惯例和制度的可预见性也是更佳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依赖于非正规的行动就等于承认所有其他的方面都不相同这一事实。这进一步说明政治制度在容纳各种政治要求、政治怨愤和政治挑战上是失败的、无效的。非正规行为的存在至少从表面上表明制度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尽管这种观点有很多地方表现得明了、简洁，但它与国家政治发展研究里的对政治参与的解释有着明显的不同和偏离。对参与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对政治参与的价值总的持矛盾的态度。　即便是在对民主制度得到很好建立的国家的政治参与进行的研究里，也有许多人认为，参与只是不能同时得到重视的诸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价值之一。这样，人们常常听到较高的大众政治参与率未必值得追求，因为较高的大众政治参与常常削弱政府有效行动的能力。因为对是什么刺激了政治行动，大家意见不一，这样矛盾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尤其是，人们常常认为，对许多人来说，在考虑政治行为时，包括社会失范感（比如颓废、迷惘、焦虑）和个人的异化感、疏离感在内的相关的情感因素和功利因素同样重要。即便正常形式的大众参与也可能为非理性的感情因素所支配，这一看法使得许多学者对正常渠道的政治参与的高比率是否值得追求，也深表怀疑（要对这些观点有进一步的了解，请参Jackman，1987）。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参与的非正规形式上——人们常常把它们视为是一种社会病变而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并把它看成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来由的结果，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成本收益计算的产物——时，矛盾更为明显。这样，康豪塞（Kornhauser，1959）在他1959年的经典性的著作中认为，这种行为只是由个人脱离社会造成的极端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大众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原子化（atomization）的产物。这样，就其本身而论，它只是一种为宣泄侵略意向而作出的一种简单的情感反应，它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内容。　　　　
　　　　奥尔森在他的那篇关于快速经济增长产生不稳定效应的深具影响的论文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增长是一种使社会产生紊乱和错位的力量。它削弱了旧有处理问题方式的力量，以致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情况比以前要更加糟糕。那些新近不稳定的人正是那些可能进行非正规的政治活动的人：“他们往往因相对缺少与社会秩序相互连接的纽带而显得有些特殊。他们往往对构成社会的任何社会次团体都没有密切的感情和忠诚”（Olson，1963，p532）。这些新近落泊流离、失去地位的人，他们的参与并不是围绕一个明确的政治议程而展开，相反，他们的参与行动只是一种情感的、非理性的迸发，是对社会变迁几乎同时作出的反应。　　　　
　　　　亨廷顿关于政治衰朽根源的观点，是对这种观点的扩展和延伸，他对政治参与有着相似的看法，认为它只是一个随“社会挫折”而发生变化的因变量（Huntington，1968，p55）。在普利夺（praetorian）社会中，缺少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融合社会矛盾和纷争，各种社会势力相互直裸裸地对抗，大众政治只是摆摆架势、摆摆样子（1968，p196）。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