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皇帝4-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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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糯瘫堑钠�味一点一点帮助清理脏物，又把地板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直到房内的酒味很淡为止。

几个小时过去了、溥仪终于醒过来了。

“毓嵣、毓嶦、毓嵒，哪里去了。”

“皇上。我们在，我们在。”大家齐声回答，很快来到溥仪的床边。

“皇上，您好些了吗？”

“皇上，您可醒过来了！”

“皇上，苏联人也太不像话了，怎能让您喝得那么多，都吐了。”

“吐，吐，还要吐那！”溥仪气呼呼他说。

“还要吐！”几个族侄睁大了眼睛。

“不是吐酒，是吐宝。”溥仪很有点心疼的味道说道。

“吐宝？”几个族侄有点迷惑不解了。

“苏联人请我喝酒是假，让我献宝是真。”溥仪说道。

“那您答应了吗？”几个族侄齐声问道。

“你们说，我能不答应吗？我要是不答应，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们先礼了，你还能让他们后兵吗？”

“是，是，皇上高明。”

“高明？高明个屁！我们要是献了，那我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今后怎么办呢？”几个族侄陷入了沉思。

“有了！”毓嵣好似发现了新大陆。

“有了什么？”大家一起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毓嵣。

“皇上，您把那只宝箱拿出来。”

“好吧，就在那床头柜的底下。”

毓嵒在几个族侄中最小，很快爬到溥仪的床底下把宝箱拽了出来。

原来，这只宝箱不是“一般”的宝箱，而是一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他们从大栗子沟匆匆逃走收拾行李时，不知怎么就把宝物都装在这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里了。这只箱子是立着用的，箱子很深，里面还有黑绒里子，在箱底做一夹层，从上面往里看，是很难发现的。于是几个族侄们连夜动手改装起来，怕钉钉子有响动，便用钳子，甚至用手捏着钉硬挤进去，干活最卖力的毓嵒的手都碰出了血。他也没喊一声疼。这样，他们偷偷地装满了一夹层“宝中之宝”，然后把揭下来的黑绒照样糊好，其是巧夺天工，不是内里人谁也很难发现其中的秘密，为了奖赏几位族侄的忠诚，溥仪又给每位族侄每人分了两件宝。

两三天以后，苏联当局派来了珠宝内行人，开列清单一一点收，并对溥仪的慷慨解囊大加赞赏。当然，溥仪也忘不了利用这一机会，他又一次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留住在苏联，同时还要求三个“内廷学生”各写一份。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毓嵣拒绝写申请书。

毓嵣本来是溥仪最信赖的侄子。当一九四○年毓嵣和吉林市女中毕业的梅景竹结婚时，溥仪则是爱屋及乌，对于这位洋学生出身的侄媳，不仅破例一次赏了五百元，而且还亲自陪同侄子、侄媳到帝宫的西花园照像。照好后，溥仪亲自动手洗了几张送给侄儿侄媳，这可是其他族侄望尘莫及的。毓嵣为此对溥仪忠心耿耿，不仅在宫中对溥仪服待得更周到，从长春迁都到大栗子沟时更是形影不离，从大栗子沟准备逃往日本时，毓嵣抛妻别子。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羁押后，毓嵣仍随侍左右。正是不断的滇沛流离，毓嵣对洋学生出身的娇妻更为思念，一双儿女的可爱的身影不断地萦回在脑海，这种情感哪是从生理到心理都对女人感到厌恶的溥仪所能理解的。还在红河子俘虏收容所时，毓嵣因对性感、多情的女服务员托尼娅多看了几眼，遭到了溥仪的“家法”的惩罚，如今，又要写申请书留居苏联，说不定从此将要和妻儿远隔大涯，永世难见。妻儿的砝码与一个废帝的砝码权衡起来，这也许正是毓嵣拒绝写申请书的原因吧！溥仪从此也就嫉恨上毓嵣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的一天，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所长陪伴着一位名叫别尔阔夫的苏联中校来到溥仪等人的住所，此人除母语外，精通中日两国语言。他来到溥仪居住的房间，用纯正的中国话向溥仪宣布道：“我代表苏联政府郑重通知溥仪先生：溥仪将于八月五日作为证人被送往盟国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东京，溥仪是熟悉的，他曾经以满洲国皇帝的身分，两次访问东京，并且受到“礼遇”，退位后，他想去日本而不得，而这次又来说自己到什么“远东国际法庭。远东国际法庭是什么东西？远东国际法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盟国远东委员会授权盟国驻日美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颁布通告，由美、苏、英、中、澳等十一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的首要战犯，最后经过两年零十个月的工作，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完成了审判，宣布首要战犯二十五人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纪四郎、松井石根等七人被判处绞刑。

前两次溥仪到东京，那可是少者几十人、多者百余人的前呼后拥、随侍在侧，那这次还能就我一个人，万一遇到个什么事情，我找谁去商量？于是溥仪说：“我愿意服从苏联政府的安排，但我希望能带一名随从，且我的五妹夫万嘉熙自愿前往，希望贵方批准。”

“不行。”别尔面阔夫断然拒绝。

溥仪将被送往东京国际法庭作证的消息，很快在第四十五收容所传开。这立即在收容所的囚犯中引起极大的恐慌，特别是溥仪的族侄、弟弟、妹夫和近侍李国雄最为担心害怕。皇上到底是去作证人，还是去接受审判，也不知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他们天天缠着所长问个没完，所长虽也曾肯定地告诉过他们，溥仪到日本就是去作证人，二十天之后溥仪就会回到这里，他们还是将信将疑。一星期后，所长拿着收容所里的日本俘虏自办的一张报纸，上面载着一条“特大新闻”：废帝溥仪前往日本作证。溥仪的这些亲信们看后才稍微放下一点心。

溥仪请求带一名随侍，虽然未得到批准，苏联政府为便于溥仪到日本的生活和作证，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名译员，此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苏联中校别尔面阔夫。此人曾在我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生活居住多年，既懂汉语，又精通日文。溥仪还穿上苏联政府为他特制的新装。溥仪穿上了这套得体的黑色西装，又在雪白的衬衫脖领下系上一条黑白相间的格纹领带，左胳膊上还挎着一件灰色的高级呢料大衣，溥仪本身又带着近视镜，给人一种斯文，儒雅的印象。就这样，溥仪在伯力地区内务局的别尔面阔夫中校和另外两名苏联军官的护送下，在伯力机场登上了飞机的航梯。

飞机很快驶离怕力市区，进入一片浓浓的云海，而溥仪心中的迷茫的疑团则比这个云海更为浓重。他不断地从机舱的玻璃窗口往外看，想寻找一点能够确定他到底将会到哪里去的标志，但见下面山峰接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溥仪虽然在苏联生活了将近一年，但由于他坚持和别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策略，还是不懂俄语，而飞机中同行的苏联军官又都用俄语交谈，他一句也听不懂，只好默默地呆坐在一帝。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不是说飞往东京吗，怎么飞了老半天，还看不到大海？突然，苏联军官的谈话中出现了他仅能听懂的三个字眼：“哈尔滨”。溥仪更为疑惑了，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莫非是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拒绝配合，所以才故意说是要让我去日本作证？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就等于前去送死吗？就在遐思万里、疑虑横生的时候，他乘坐的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在一个机场上降落下来。溥仪被告知，这里离海参崴八十里地，他将乘汽车前往海参崴。

略事休息后，溥仪坐上了苏联方面安排的汽车前往海参崴。汽车在这八十里的路上，依山奔驰，傍海疾行，路转通幽，情趣盎然。刚刚摆脱死神恐惧的溥仪似乎又陡然增加了兴致欣赏汽车两旁的优美风光了。那远方巍峨的山岩，与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假山绝不可同日而语；这近处嶙峋的怪石，也绝非伪满皇宫的西花园中所能见到的奇观；这公路两旁的野花异草的野趣，也绝非伪帝宫西花园的娇嫩的花草的做作所能比；那远处峭壁绝岩的苍松也绝非紫禁城中的松柏所能比。沉醉于欣赏美景而带来的喜悦之中的溥仪，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海参崴。

海参崴在绥劳河口海湾东岸，金时尾恤品路，清代为吉林铎春协领所辖。一八六○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占我国四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海参崴被割占，沙俄筑城建港于此，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经过沙俄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这座城市成为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山城，无论是山脚下，还是山腰中，都有楼房矗立，山城虽起伏不平，建筑却井然有序。溥仪住在这座城市半山腰的一座六层楼中，从窗户向外远远望去，浩翰的碧海，洁白的浪花，点点鱼帆，林立的桅杆，尽收眼底，真让人平添醉意，他这才确实领略了“海阔天空”的真实内涵。

山城连续多日为浓雾所迷漫，飞机无法起飞，到了第六天，终于雾过天晴，飞机从海参崴腾空而飞，直插云霄，迅即飞临大海的上空，从机舷的窗口向外望去，大海无垠，万顷碧波，上漾苍穹，下连深海，蓝极绿极，水天相接，此刻的溥仪才真正领略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的“天”是多么的大，“土”是多么的阔。但面对如此美景的溥仪，并无心情去欣赏，他不禁想自己十多年前的第一次访日的情景。

那是他第一次以满洲国皇帝的身份被邀前往日本，而这一次却是以证人的身份前往日本，是死是活，亦未可知，那一次前往日本，前护后拥，极为威风；这一次前往日本，孤单一人，形影相吊；那一次前往日本，他为万人仰慕；这次访问日本，他将为万夫诉指，溥仪的心情怎能平静得了啊。

飞机很快到了东京机场上空，先是几架美国军用飞机耀武扬威地迎面飞来，肆无忌惮地左盘右旋，片刻不离地尾随降落；走下舷梯的溥仪又遇到身穿美式制服的警察的例行公事式的盘问，态度十分生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似的；善于捕捉新闻的记者的闪光灯不断闪烁，问话声叽叽喳喳，且尖刻直率；这不禁又触动了溥仪记忆的神经，他回忆起了第一次访日的“壮观”场面；他所乘坐的“比睿”号刚接近日本的横滨港，就有数十艘日本当时最先进、威力最大，吨位最大的战舰列队欢迎，齐鸣二十响礼炮；接着又有数十架飞机做特技飞行表演，以示欢迎；横滨港的码头上，不仅有天皇的御弟雍仁殿下莅临欢迎，而且有数万群众高呼口号、夹道欢迎！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溥仪怎能不黯然神伤，有恍若隔世之感！

溥仪来到东京所受到的待遇，引起了他无限的伤感，但他曾经拥有过的“皇帝”的身份，却在东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世界各国的报道把八月十六日称为东京审判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相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法庭前专为贵宾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早已人满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而急待发回电讯的人；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庭上的各国的精英法官，神情一个更比一个严肃。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确实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左右，东京法庭审判长威伯的威严而宏亮的声音响了：“传证人到庭。”

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作前导，两名卫兵护送，一位瘦而高，带近视镜的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证人。只见他身着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杂有白色斜格花纹，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乌黑乌黑地垂在宽阔的前额上，他就是中国前清的未代皇帝，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法庭照例询问了溥仪的年龄、性别、职业，并且按照西方的传统进行了宣誓。溥仪用他那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了季楠检察长的讯问。然后，溥仪按照季楠检察长的要求陈述自己的经历——我一九○六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祖父奕譞，是清朝第六代玄宗成皇帝旻宁的第七子，受封为第一代“和硕醇贤亲王”，父亲载沣袭爵位为第二代“和硕醇贤亲王”，按照满族的习惯我们的名字前都另外加爱新觉罗四字。一九○八年，随着“老佛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病危，慈禧太后自知在世之日不多，为善后事，选定我“承继同治，兼祧光绪”。我于一九○九年即大清皇帝位，时隔两年，南方奸党作乱，辛亥变起，百姓为之蛊惑，人心思乱，烽烟遍地，奸党在南京建立所谓的“民国”、袁世凯老贼欺我孤儿寡母，落石下井，乘机要挟，撼我国基，动我社稷。我孤儿寡母，势单力簿，为势所迫我被迫逊位。当然这一切都是别人操纵的，可以说我是“糊里糊涂地做了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但我退位后仍留居紫禁城，保持着“宣统皇帝”的尊号，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自退位后我也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在宫中几位皇额娘的主持下，先后请来给我授业的老师有清末状元、大学士陆润庠、翰林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双榜进士满文教师伊克坦、清末颇有声名的文人徐坊、少年时代就入翰林的朱益藩、清末著名的词章学家梁影芬，后来又为实现我出洋留学的宏愿，给我请了英文老师庄士敦。一九一七年七日，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操纵下，我又被推上大清皇帝的宝座，但仅过了十二天，我又经历了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退位。但这时我仍是一个懵懂少年，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几位皇额娘的操办下，我娶郭布罗·婉容为皇后，鄂尔德特·文绣为淑妃，在皇宫中举行了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