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1-鲁迅杂文精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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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文体的确立总是依赖于它的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完成的，鲁迅的文体选择正意味着一种新文体的创造，他收集于《热风》中的随感录虽可看出对古今中外相类文体的承传借鉴，但却以一股清新之气超逸于历史之上，而创格为一种新的现代杂文，成为现代杂文的光辉起点。　　　　
　　　　（随感录）在保持形制简短，自由活泼的统一风格下，其体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一事一议的随感体。……其次是格言体。……再次是寓言体。……最后是散文诗体。……　　　　
　　　　——李德尧《〈热风〉——在新旧思潮撞击中的文体选择与创格》（１９９２年）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曾经热气腾腾的北京新文苑，一时呈现一片寂寞的古战场景象。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由于爱到南方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鼓舞，北京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锻炼了鲁迅，他跃马横枪，无畏地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华盖集》及其“续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战斗历程。　　　　
　　　　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已经不是谈论文化侵略的时候，所以他（鲁迅）在《忽然想到》“十到十一”等杂文中，深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反帝斗争的认识和态度。　　　　
　　　　在思想战线上，《华盖集》及其续编始终贯穿着对“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斗争。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鲁迅的眼光已经远远超过这些“正人君子”的范围，尤其是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虽然不放过对陈西滢之流的揭露，但更多地注意到当时政治舞台上一些最有害的反动势力，如研究系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反动舆论。通过这些批判，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态度。　　　　
　　　　《华盖集》前半部，流露着封建势力猖獗、复古气氛浓厚，而新文化阵营却“星少力微”……只能进行“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从而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随着“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的发生，血腥的现实，激烈的斗争，已经不允许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暴风雨中彷徨，他像一只海燕似的，在暴风雨中进行英勇的搏击！这两本杂文就是他大革命时期的战斗记录，反映了他坚持战斗、坚持前进的硬骨头精神！　　　　
　　　　——王锦泉《论〈华盖集〉及其“续编”》　　　　
　　　　《三闲集》是鲁迅先生的第五本杂文集。所以命名为《三闲集》者，据他在序言里说，因为成仿吾先生“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他为“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所以就命名这本杂文集为《三闲集》了。《三闲集》里所辑的杂感，是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所写的散见于几种杂志刊物的，大半又都是对“革命文学”的讽刺和讥评。鲁迅先生从广东回到上海以后，正逢上海的“革命文学”摇旗呐喊之时。……“革命的文学家”虽然跃马挥刀，不可一世，碰到鲁迅先生的枪头，却是凶多吉少。……中国文坛，……善于讽刺的作家，鲁迅先生可谓首屈一指。他是身经百战，而且是老当益壮的战士。……在他的犀利辣毒的笔锋之下，也曾骂过腐旧的社会，也曾骂过政府，也曾骂过“革命”，不失为堂皇正大的血战，但是私人的琐事，不必一骂的细端，他有时也不肯放松。……一经他刻画出来，便另有风趣，依旧不失为很好的散文。……“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虽然抖擞精神，勇气百倍，毕竟是“唇红齿白”，还没有达到“世故很深”的地步，所以只好拖刀勒马了。　　　　
　　　　——厉厂樵《鲁迅的〈三闲集〉——读书散记之二》（１９３２年）


相关评论名家论鲁迅杂文（4）

　　　　《二心集》时期，鲁迅正是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的线索”，将“暖昧难解”的对象世界有序地纳入了一个逻辑化的图式中；也正是借助于这条线索，使他所坚持的阶级斗争一翼的文艺思想、叛逆携贰的立场与二极对立的思维格式完成了颇具逻辑统一性的同构。　　　　
　　　　阶级斗争话语的袭用还赋予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一种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鲜明性。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已不允许鲁迅再“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而要求鲁迅跳出个人性的话语圈成为阶级的代言人、成为“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尽管勉为其难，然而鲁迅还是勉力地“遵命”了。于是，我们在《二心集》语言形式中，可以看到鲁迅的运思方式、批评风格由怀疑转为确信、由彷徨转为坚定、由拥抱两极转为执守一端等一系列耐人寻味的演变；其中，特别具有形式意义的是由充满悖论的语言形式向某种独断性文体的转换。　　　　
　　　　转换了的“完全确定的倾向的传播者”的角色使鲁迅的声音变得那么的肯定、强硬、不容置疑。……它要压倒一切，而绝不能被论敌所压倒；它要鼓舞士气，而绝不能动摇军心。由是促成了它的语言风格刀剑般的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势不可敌。　　　　
　　　　鲁迅对《二心集》型语言形式明快畅晓有余而“深刻性不够”之局限并非无所觉察，一度仍不得不用，乃是出于强化政治宣传功能的功利目的。一旦鲁迅颖悟“弄政治宣传我到底是不行的”，一旦他不再现被“纯粹利用”、指派为“导师”一类的话语角色之后，潜在的美感定势便自然会引领他重新寻求个性化的深刻言说。　　　　
　　　　——张直心《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１９９７年）　　　　
　　　　《伪自由书》，是１９３３年１月底至５月中旬，鲁迅写给《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短评合集，共４３篇。这是鲁迅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写的第一本集中地讥评时事的杂文集，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异彩。它是艺术的武器与武器的艺术辩证统一的结晶，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和文学遗产。　　　　
　　　　《伪自由书》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点和战斗风格，具有强大的批判的武器的威力。　　　　
　　　　首先，《伪自由书》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尖锐的批判锋芒，鲁迅曾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论时事不留面子”。……　　　　
　　　　其次，《伪自由书》显示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显微镜”、“透视镜”观察社会、分析事物的真知灼见。……　　　　
　　　　《伪自由书》的第三个思想特点是它的预见性。……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鲁迅做出了“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科学诊断。不出所料，他总结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揭露的敌人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在此后的中国近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无不重演。历史是鲁迅深邃的政治远见的雄辩见证。　　　　
　　　　——刘中树《论〈伪自由书〉》（１９８１年）　　　　
　　　　《准风月谈》于１９３４年年底由兴中书局出版，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１日《北平新报》就发表了木山的《读鲁迅的〈准风月谈〉以后》，称赞道：“鲁迅的文章的老练尖刻，和论人的刮毒，只要看过他的文字，谁都不会加以否认的。尤其是这本书里，他把社会现象和文坛情形，就抓到他的笔下，从正面或侧面的方向，尽情批判，对人对事都观察得晶亮透澈，然后从他们的痛处，一针见血。用很平常的小事，射影到很大的问题。”这个评语是中肯的，证明当时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对鲁迅杂文的反响和理解是很敏锐，很深刻的。　　　　
　　　　——张梦阳《鲁迅杂文研究史概述》（１９８９年）　　　　
　　　　这是集１９３３年的杂文……并且还要三番四次的被“抽去几根骨头。”……作者写这些（文章），环境是万分恶劣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读了这些杂文，第一个感觉是多少事物，经鲁迅先生的用笔尖一挥，使“英雄”们的脸谱，也不得不显出它的丑恶，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个明确的概念，使我们很容易的看出这些事物的真和伪，善与恶。　　　　
　　　　鲁迅先生自来就是嫉恶如仇的。……向着黑暗的恶势力苦斗，揭发那种“吸血的蚊子”“嗡嗡嗡的苍蝇”的虚伪和欺骗，使他们丑态毕露。……　　　　
　　　　——白蓉《〈花边文学〉批评与介绍》（１９３６年）


第一部分我之节烈观（1）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只在第三种，现在一经感化，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决不再嫁；遇着强暴，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有何关系？这个缘故，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节烈的人，既经表彰，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