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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掳·诉讼·和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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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９９０年的《共同声明》
在漫长的冷战时期，中日两国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加上中国的政局动荡，花冈事件尽管在一部分受害者之间被经常提起，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此事件的伤痛没有得到医治，一直留在受害者及其遗属的心中。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和遗属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了谢罪、建纪念馆、赔偿等３项要求。从此鹿岛建设公司在战争中强掳中国劳工并强制其劳动的实际状况广为人知。１９９０年，耿谆到日本，同鹿岛建设公司直接交涉。同年７月５日，耿谆等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和鹿岛建设公司发表了包括３项内容的《共同声明》②。幸存者和鹿岛建设公司双方确认以下３点。
１ 鹿岛建设公司承认强掳中国人到花冈矿山进行强制劳动是“历史事实”，是根据１９４２年的“内阁决议”而做的，并认识到“作为企业负有的责任，向有关中国人幸存者及遇难者遗属表示深切的谢罪之意”。
２ 关于公开信中提到的３项要求，鹿岛建设公司认为，此事必须由双方协商，通过努力解决。
３ 受害者与鹿岛建设公司双方将遵循周恩来的精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续通过和幸存者、遗属的代理人的协商，争取问题的早日解决。”
但是，不久“鹿岛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是着手去解决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地去掉《共同声明》③的精髓并推翻解决问题的承诺，以至补偿谈判以决裂告终”。１９９５年６月８日，耿谆等花冈事件受害者及遇难者遗属１１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向鹿岛建设提出了诉讼，他们提出中国劳工在被强掳并强迫劳动中，遭受了暴行、虐待，使肉体和精神上深受伤害，根据有关违法行为及不履行保障安全义务的法律条款，要求被告向每人赔偿损失５５０万日元，共计６，０５０万日元。④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1）
原告一方根据以下两个主张提出诉讼：
１ 民法上的违法行为
被告鹿岛建设公司根据日本帝国政府制定的１９４２年内阁决议（《关于华人劳务者内地移入件》）和１９４４年次官会议的决定（《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入内地件》），强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国人。１９４１年，为使用中国俘虏等以补充日本劳动力之不足，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负责对俘虏的教育、训练及分配任务。１９４４年，被告和华北劳工协会之间签订了合同，内容是该协会“保管”并“提供”的中国人由鹿岛组“使用”。被告在此名义下把原告们绑架到日本。在花冈矿山，被强掳的中国劳工被强迫进行强制劳动，受尽了虐待。这些行为违反了《海牙条约（关于陆战的法规惯例条约）》，即禁止以武力威胁，强制进行残酷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式劳动。同时也违反了《日内瓦条约（关于俘虏待遇条约）》、《奴隶条约》以及《关于禁止强制劳动条约》。这些条约作为规范已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也成了国内法中普遍性的法律秩序或条款之内容。因此，本案中被告强掳劳工并强迫劳动的行为已构成民法上的违法行为（民法７０９条）。
民法７２４条的后半部分是时效消失的规定。它规定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违法行为经过２０年后就消失了。对时效消失的起算点，应该理解为现实允许行使权利的时候。由于二次大战后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的情况，实际上原告们不可能根据本案的违法行为提出请求。使之成为可能的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人的“移入”就是强掳。因此，应该以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作为时效消失的起算点。
鹿岛建设公司在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中，承认了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应该理解为它从那时开始放弃了时效利益。鹿岛建设的违法行为作为战争犯罪，是极其残忍的，不但通过虐待、强制劳动等违法行为谋利，战后，鹿岛建设还以雇佣中国人受损为由，从日本政府获取补偿金，并且销毁了有关违法行为的资料，伪造了假资料等。鉴于以上情况，鹿岛建设公司援用时效消失是属于滥用权利。
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即使是有关除斥期间的规定，但在适用除斥期间时，也能适用违反信义原则、权利滥用等理论，所以鹿岛建设主张除斥的利益就等于撤回对除斥利益的放弃。这违背了信义原则，是滥用权利，决不允许。
２违反保障安全义务
原告和被告鹿岛建设公司之间若不存在关于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关系，或者不存在使鹿岛建设合法接受劳动力的法令根据，强制劳动的实际状况就仅仅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但既然鹿岛建设公司支配着原告们饮食起居的一切，奴役原告等劳工以谋取利益，就应该根据信义原则和条理承担义务，提供适当而安全的环境，保障原告们的生命安全。
华北劳工协会和被告鹿岛建设之间签订了“劳工”合同，对“劳工（华人劳务者）”的合同期、工种、劳动组织、工资、工具之负担者、劳动时间、宿舍设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卫生设施等使用条件做了规定，其内容还是鹿岛建设对原告等被强掳劳工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这相当于为第三者而作的合同。关于该合同的效力，若以它不过有法律的形式为理由加以否定，则违反了禁止翻供的原则。原告们同意根据劳工提供合同被强掳，被被告鹿岛建设公司奴役的事实一个都没有。但是，原告们再三提出有关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如，提供必要的食品，以维持健康和能提供劳务的体力；提供必要的宿舍，以恢复肉体和精神的疲劳，增强体力；提供卫生管理，患病时给予治疗、休养；供应适合气候和劳动环境的衣服、鞋子等；彻底教育并监督现场指导员不用暴力来强制劳动；当管理现场指导员使用暴力时，要迅速制止并防止再犯；为不至于因被迫从事过重的劳动而身体衰弱，积劳成疾，应安排休息等等，因此，被告根据上述提供合同对原告们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
被告按照“劳工”提供合同，从华北劳工协会接过了对原告等中国人的所有支配权，甚至拥有劳务指挥权。这种强有力的支配服从关系能够直接为保障安全义务提供根据。在当时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之下，虽然被征用的工人和业主不可能建立直接的合同关系，但基于根据政府的指示命令而制定的工作条件，产生了劳动关系上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可解释为被告负有保障安全的义务。
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１３部（审判长园部秀穗）在起诉后的两年半内举行７次开庭公审。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０日，对上述两项主张，都没有对事实进行审理，只按照法律条文进行了审理，做出了如下判决：⑤
（１）关于根据违法行为提出的请求
关于民法上的违法行为（使用者责任），“最后回到中国的原告张肇国也于１９４８年３月摆脱了被被告强掳到日本的状态，因此……最迟在１９４８年３月末的时候……强掳并强制劳动等违法行为已经结束”。
关于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的规定，依照１９８９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１日第１小法庭判决。《民集》４３卷１２号２，２０９页），“规定了对不法行为赔偿损害请求权的除斥期间，从被告结束对原告的不法行为到提起本诉讼案的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已经过了４７年，所以，原告们主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除斥期间（２０年）期限已过而失效。”
又，关于援用、放弃除斥期间的概念，虽然原告认为如果对照“被告发表《共同声明》承认所负的法律责任，对照被告的违法行为是战争犯罪极其残忍等事实，应解释为被告已放弃以期限已过来受益。主张本案适用除斥期间是滥用权利。法院认为从除斥期间的性质上看，不应有使用援用或放弃的这些概念的余地”。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2）
关于根据违反保障安全义务，不履行债务而请求赔偿损害
关于保障安全义务，１９７５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最高法院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５日第３小法庭的判决，《民集》２９卷１，１４３页）就此提出了解释标准。“一般应认为保障安全义务是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处于特别的社会接触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作为与该法律关系相伴随的义务，当事者的一方或双方向对方在信义上所负的义务。”这个见解值得遵循。至于最高法院所指的“法律关系”，“应该理解为‘法律关系’的被确认，需要有明确的合同关系，证明该工人在该使用者的指挥监督下服劳役，或者至少与此相应的能反映直接合同关系的法律关系”。“原告们作为产生保障安全义务的根据，而主张的‘法律关系’，结果只不过是一些支配的事实——被告从中国绑架劳工，强迫他们在花冈营业所进行劳动”。“关于被告和本案劳工之间的直接合同关系或者与此相当的法律关系，却没有明确的主张”。
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的这个判决（所谓园部判决）始终贯穿着流于形式的法律解释论，没有对战后补偿诉讼所包含的历史和法律上的问题做思考。应该说这个判决在以下几方面是极其不妥当的。⑥
第一个问题是，园部判决将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的规定解释为除斥期间，形式推理地认为２０年期限已过，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消失了。除斥期间问题是战后补偿中最大的法律障碍之一。对７２４条后半部的解释，民法学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时效消失论和除斥期间论。⑦若对７２４条后半部的规定解释为时效消失，就等于承认时效的中断。站在时效消失论的立场上，考虑战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应该承认当时的历史、政治状况使受害者无法要求对被强掳并强制劳动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所带来的损害进行赔偿，无法通过诉讼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故应该认为时效已中断。另一方面，因为鹿岛建设公司在１９９０年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中承认所负的法律责任并进行了谢罪。所以，应该解释为从那时开始它放弃了时效所带来的利益。又，即使采用除斥期间论，综合以下的情况判断是法院应尽的职责，即，本案是发生在战争状态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状况下的，强掳并强制劳动是“严重侵犯人权”，关系到基本人权的问题，在国际上被称之为“对人道的犯罪”，属于战争犯罪，作为加害者的鹿岛建设公司及日本政府在战后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受害者置之不理等等。即使在采用除斥期间论的场合，法院必须认真考虑以上那样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补偿的历史课题，进行严密地事实审理，为现实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恢复权利，并做出符合以正义和公正为宗旨的法律解说。⑧
第二个问题是，园部判决对原告基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和不履行债务而请求赔偿损害的主张，没有进行任何事实审理，而用形而上学的法律解释论简单地加以否定。特别是把原告作为保障安全义务的根据而提出来的法律关系，认为“结果只不过是一些支配的事实——被告从中国绑架劳工，强迫他们在花冈营业所进行强制劳动”。这不禁使人感到法院放弃了其应有的责任——追究真实，正确解说法律。也就是说，园部判决想要表达的是，强掳劳工并强制劳动是无需从法律上加以评价的“事实”，因为任何法律关系都不被承认，就没有余地去议论有无保障安全义务。简单地说，园部判决的结论就是，关于原告的主张，由于不存在法律上的合同关系，就谈不到履行债务的责任问题，所以不必进行事实审理，仅以法律审理就足以进行判决。但是，本诉讼的核心在于判决所说的“支配的事实”是怎样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又受到何种法律评价。“强掳劳工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成为可能？在鹿岛组花冈营业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这些‘支配的事实’不进行审理，就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⑨”。如此批评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第一部分：日本战后赔偿与歪曲的历史认识东京高等法院的审理和和解劝告
原告们不服一审的判决，立即向东京高等法院第１７民事部（新村正人审判长）提出了上诉。上诉审判中的最大焦点是，原告等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和使用者鹿岛建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在指挥监督下服劳役的明确的合同关系，或者至少与此相应的能反映直接合同关系的法律关系”。这就要求原告律师团就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时的司法、政治、行政、军事等情况，“华北劳工协会”的作用以其实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在“上告理由书”中，对“原审法院所做的预先判断”——仅依据法律审理就能作出判决、原审的错误解说——把民法７２４条后半部解释成除斥期间，对保障安全义务的错误解说，“劳工”供给合同以及７月５日的《共同声明》，企业责任等等做了详细的论述。⑩
原告因一审的败诉，就为实现事实审理而奋斗，尤其是为从政治、历史、法律上搞清强掳劳工强制劳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值得关注的是，田中宏教授在有关“劳工”提供合同方面，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日向东京高等法院提交了“意见书”，并于同年４月１６日又提出了“补充意见书”。这两份意见书对以下一些问题——在国家总动员体制下，满洲国就存在统治劳动和强征劳工的原型；为补充日本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于１９４１年７月８日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一个统制华北劳务的一元化机构；中国人是基于“华北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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