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主流化中国2006-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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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10，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1/6，因此未来的显著增长在意料之中。根据壳牌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消耗全球初级能源产出的16％，几乎是整个亚太地区的一半。但是现在看来，这一预测已经显得过于保守——2003年中国已经消耗了全球初级能源产出的12％，年增长率为13％，而同期亚洲的整体增长仅为6％，除中国以外的全球增长更不到2％。　　　　
　　　　满足这样的需求是昂贵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预测，从2001年到2030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为160　000亿美元，中国占其中的23　000亿，仅次于美国与加拿大的投资之和，超过了OECD成员国的投资总和。中国的铝、铜、镍和铁矿合计消费量从1990年（7％）到2000年（15％）翻了一番，到2010年预计将再翻一番。中国的钢铁产量和消费量增长速度持续地挫败分析师们的预测，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全球铁矿主的财富状况。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家矿产公司最近出色的业绩报告背后的推动者。澳洲的必和必拓资源集团（BHP　Billiton）在2004年下半年净利润翻了一番多，力拓集团（Rio　Tinto）去年的净利润增长了87％。在资本支出方面，2004年，来自中国的需求使必和必拓申请和已获批准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新开采项目，力拓集团也完成了14亿美元的业务扩张，并另有35亿美元正在进行中或已获批准的资本支出。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份白皮书指出：“巨大的人口数量和低水平的人均矿产资源拥有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国情令中国越来越依赖资源的进口。　　　　
　　　　2004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6％，除中国以外世界钢铁产量增加了3　340万吨，而中国一国便增加了5　046万吨，这一增加量比韩国2004年一年的钢铁产量（4　750万吨）还多，略低于印度与巴西的产量之和（6　550万吨）和俄罗斯的年产量（6　430万吨）。　　　　
　　　　毫无疑问，没有人可以忽视这些数字。问题是：历史还会重演吗？中国还能继续保持过去5年中的增长率吗？简单的答案是：“为什么不呢？以前又不是没出现过。”　　　　
　　　　我们都熟悉那些与其他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国的长期高速增长所做的比较。尽管已经有人批评这类比较的不恰当——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都太小。但是正如马克·费伯（Marc　Faber）所指出，另有一个巨型国家可资比较——美国。1850年的美国在工业化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但是从1875年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4。9％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上升，同期英国和德国的增长分别仅为1。2％和2。5％。在19世纪初还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美国，到了1885年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先者，其产量占全球总产出的28。9％。　　　　
　　　　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得出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需要注意的是，最近数年中工业在整个中国GDP中的份额是持续增长的，从1998年的49％，增长到2004年的53％。对能源和商品需求不高的服务业虽然也在快速增长，但2004年它在整个GDP中的份额为32％，与1998年时没有什么变化。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要意识到，中国也许已经度过了商品需求的高峰增长期，但未来的需求增长依旧会保持强势。中国需求仍会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将继续驱使大多数主要商品全球需求量的增长。投资者要关注未来5年商品的价格，就要关注供给的多少。　　　　
　　　　有若干原因使人们相信，商品消费增长高峰刚刚过去。第一，数字就可以给出答案：过去几年增长率居高不下，现已几乎不可能持续以更高速度发展。例如，2004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了15％，在10年内翻了一番；钢铁消费从1999年到2003年翻了一番；与电力建设相关的铜消费量过去4年增长了122％；铝的消费过去4年增长了60％。　　　　
　　　　第二，消费增长会受制于有限的进口原材料供应。中国的商品消费大大依赖进口，其中包括几乎一半的铁矿石和氧化铝、41％的石油以及1/3的镍和铜。很多情况下，进口受到并不充裕的全球市场供应量的限制，商品库存达到或接近创纪录的最低点。而且中国扩张其全球运输份额的能力既受限于物理因素（船舶数量和港口设备），也受限于矿业公司的发展规划和供应商对世界其他地方消费者的长期承诺。　　　　
　　　　第三，中国大陆增长中的物理限制。电力短缺导致2004年夏季和2005年初的大面积停电，限制了钢铁和铝的产量增长，也限制了消费钢铁和铝的工业生产活动。在2004年导致至少25％货物运输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铁路网络瓶颈，使得铁矿石、铜、铝难以从港口运往工厂，制成品的运输成本也随之提高。　　　　
　　　　我们预期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会继续有所放缓。我们估计，2003年真正的GDP增长率是11％～12％，2004年降低至9％～10％，预测2005年GDP增长率是8％～9％，并将以7％～9％的速度持续到2010年。增长率的适度减缓主要由于前述物理限制，而非政府方面在努力降低增长率，或大量限制投资。


变化中的中国市场中国需求正在吞食世界？（2）

　　　　但是需要投资者注意的是：中国商品需求在未来几年里会继续快速增长——比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及大多数贱金属会以两位数增长。中国会继续驱动这些商品全球需求的增长，直到21世纪20年代。　　　　
　　　　为什么经济增长和商品需求会保持强势？我们先来提供几个宏观驱动因素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可持续保持7％～9％的GDP年均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依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观点已过时。2004年净出口仅相当于GDP的2％。国内消费也迅猛增长，2004年的零售额比出口总额多10％。外国直接投资带动了技术和管理的转移，却只占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7％，比1995年的20％大大下降。　　　　
　　　　驱使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和政府投资。中国经济被看做是大陆经济，不易受到市场低迷的影响，也不会对其他经济构成威胁。中国占据了大部分的亚洲出口增长，与发展中国家维持贸易逆差。很明显，中国的经济扩张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国内需求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加速。1980年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时至今日，私营经济已占据了GDP的2/3，并创造了75％的新增就业机会。国有企业劳动力已显著缩减，5年内有3　000万职工下岗，相当于解雇了英国全部劳动力。　　　　
　　　　快速的城市化以及近年来商品房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建筑业的繁荣。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拥有自己的住宅，但由于商品房销售从1998年才开始，3/4以上的居民还住在狭小低劣的旧居里。这促使一部分人购买更好的住房。为了支持政府的城市化政策，有必要建设大量的新居，这会导致在未来5年里，每年有大约1　500万人加入到城市人口中。新居需要新的设备，从空调到冰箱，要样样俱全。所有这些都需要钢、铜、铝和电。　　　　
　　　　城市财富在稳步增长，这又会推动消费。从全国来看，城市人均收入从1990年到1995年增长近两倍，从1995年到1999年增长了47％，从2000年到2004年增长了50％。全国年人均收入达到1　135美元。我们还目睹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涌现，它包含了5　000万～6　000万的城市家庭。虽然这只占中国人口极微小的比例，但这一群体正在迅速增长，已构成与日本大小相当的市场。　　　　
　　　　快速增长的收入已转化为快速增长的零售，2003年全国是9％，2004年为10％。2005年，在长达一周的春节假期中，与2004年同期相比，16％的销售增长反映出高水平的消费者信心。　　　　
　　　　尽管有人声称，北京担心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正努力大量削减投资，但固定资产投资在未来几年里还将继续高速发展。中国政府相信GDP年均9％的增长率是可持续的，并且懂得，目前城市失业率已至约8％，在必须每年增加1　000万工作机会以满足新增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低于这一增长率的发展会导致领导层面临严峻的社会压力。


变化中的中国市场如何理解中国股市？（1）

　　　　关于A股市场价值的讨论如此不得要领，它只关注人为分割的中国证券市场，而公司自身却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　　　　
　　　　引发这轮争论的是《九条意见》的实施和大型公司在上海和境外市场挂牌上市的可能性。例如，中国的评论家们花了很多力气来讨论中国A股市场在处于目前低位的情况下，估值却依然高于海外市场的原因，从而引发了对海外市场及其估值水平的分析。还有人谈到了定价权的问题。种种言论均指向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低股价，宣称这是因为国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评价甚低，而在中国这种模式却获得了本地投资者的认可，因而取得了较高的公司估值。还有观点认为，由于国外市场上的“定价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中国企业得到的估值水平较低；而国内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中国投资者手中，因此股票的估值水平较高。这种视角同样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但关键问题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弱点是，无论是政府、投资者、研究分析师还是评论家，他们都缺乏对公司创造市场这一理念的关注。问题的关键是公司是股市的根基所在。股市的存在是为了评估公司的价值，而非股票。但在中国，情形却是背道而驰：市场存在是为了评估股票的价值，因此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围绕市场估值和定价权而展开。　　　　
　　　　这一根本缺陷可追溯至中国进行股票和控股公司试验阶段之初。在20世纪80年代，股份制改革在全国取得了迅速发展。当时很多人根本弄不明白，公司提供给投资者的所谓“股票”的这种小纸片究竟意味着什么？显而易见的是，股份有限公司所预设的运营目标完全不同于国有企业：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产品的产出数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公司运营进行根本性重组，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会计操作惯例。　　　　
　　　　1992年，《股份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奠定了今日中国公司的法律基础。直至1993年中期，财政部才要求国有企业采用以国际会计标准（IAS）为基础的通用会计准则。而在此之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股本账目，会计操作实务只是为了满足国家计划的需求，因为国家是惟一的投资者。那么出售给非国家投资者的又是什么呢？只要了解了老式会计惯例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说明的方法，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为什么长久以来公司总是得不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1993年之前，中国会计操作惯例同前苏联的会计核算体系一样，以规则为导向，而非以会计准则为导向，所采用的概念是“资金”、“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以规则为导向”意味着制定一整套高度具体化的会计处理准则来满足所有的情况。不同于从会计准则出发的会计处理方法，会计师们所需判断的只不过是某一会计项目应该放到哪一个具体条框中。在资金账务处理中，“资金用途”意味着使用具体资金获得具体资产，而资金来源是获得此类资金的专门渠道。资金分为三类：固定、流动和专项资金。这三种资金类别实际上是分离且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它们代表的是一个企业业务的不同方面。公司没有一个西方会计和现代公司所理解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固定资金”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是属于国家预算并投资于固定资产的资金；“流动资金”可以理解为营运资本，是一种由银行提供的现金；而“专项资金”指的是用于诸如重大革新的折旧款项。企业被要求严格遵守专款专用的原则，因此企业不得将某一具体用途资金挪为他用。这种会计做法对中国股市的发展及市场参与者对股市的理解产生了深远而长久的影响。　　　　
　　　　当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在老式会计系统中以固定资金出现的国有资产成为国有股，国有企业投入的资产成为法人股，而最终由自然人投资者投资在公开发行中的现金成为A股。现金永远是现金，因此A股可以进行交易，但是对于国有股和法人股所代表的公司资产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政府对此类交易设置了种种限制，以确保国家不会失去对其所投资资产的控制权。《公司法》第四条明确指出：“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充分说明国家不明白股票究竟代表什么，或者股份公司究竟是什么。　　　　
　　　　这种方法从一开始起就产生了只关心自己投资利益的不同投资者类别。被人为分割的中国证券市场自此开始形成，而公司自身却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然而这也是非流通股必须成为流通股的另一个原因。只有到那时，股市才能确立正确的重心，为其国际化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不妨看看印度股市的情况。　　　　
　　　　近年来，鉴于其软件行业的成功且西方跨国公司在各个服务领域采用外包策略，印度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该国GDP增长迅速，由于政府放松监管，已开始吸引一定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总体而言，印度还无法与中国接近两位数的持续经济增长媲美，更不要说后者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了。　　　　
　　　　但印度在某一方面仍然远远超过中国。印度证券交易所的50大企业指数随着经济增长一路高涨，最近甚至企及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繁荣和股市衰微却背道而驰，后者最近已接近6年低位。2002年初市场崩盘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就相关问题及解决方式做进一步讨论。但有一件事确凿无疑，即市场已经崩盘，几乎整个证券行业都已萎陷，这与国家宏观经济的持续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本该是神话般的成功典范却陷入尴尬境地。更糟糕的是，中国运转失灵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