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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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信，分别送给了邓小平同志和我，内容是一样的。送给邓小平同志的信，邓小平同志转送毛主席了。给我的那一封信，我压住了。因为清华大学党组织关系在北京市委，我就找迟群和谢静宜谈话。　　　　
　　　　　　我对迟群、谢静宜说：刘冰同志对你们有意见，你们几个书记先谈谈，人家有意见嘛，谈不拢再开个常委会，看一看能否统一起来。我还说：人都是有错误的，要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批评不对的要解释清楚，批评正确的要接受。要搞好团结。迟群表态说：回去后就征求刘冰的意见，不会有大问题。我与迟群、谢静宜谈话后的一天，在国务院遇见了纪登奎同志。他说刘冰同志提出要找他谈一谈，问我刘　　　　
　　　　　　冰要谈什么问题。我说刘冰对迟群、谢静宜有些意见，写了一封信。纪登奎同志提出可否看一看刘冰的信，信正好放在我皮包里，就给他看了。纪登奎同志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回家说迟群与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央的８号文件不同，哪个对？纪登奎同志说迟群、谢静宜的讲话是错误的。他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为了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要下发，可以在别的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情。８号文件就是这个文件。纪登奎同志的女儿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冰同志。刘冰对迟群、谢静宜的意见就更大了，在迟群、谢静宜与他谈话时，双方谈崩了。不久，李先念同志陪同外宾去见毛主席，外宾走后，毛主席留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指赶工宣队、军宣队）。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毛主席还指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迟群、谢静宜六个人开会，由李先念和汪东兴同志传达他的意见，要这六个人提出如何解决的方案。　　　　
　　　　


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辩论刘冰的信

　　　　　大会辩论刘冰的信。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叫我起草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由参加六人会议的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的会议，让迟群传达，先开小会辩论，视情况发展再召开扩大会议。这个方案送李先念同志看后，他提出至少要搞两至三个方案，以便主席选择。他说清华大学党组织的关系在市委，要有一个由市委主持传达的方案。我在原来提出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加上了由我代表市委传达的方案。邓小平同志看过我上报的两个方案后，也同意我去传达，他找先念、东兴和我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邓小平同志对方案稍加修改，加上了把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先把方案报送毛主席。这个方案由我们四人签名，报送了毛主席。很快批回来，毛主席在由我去传达的方案处画了三个圈，表示同意这个方案。这些情况向政治局汇报后，我就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当时，毛主席的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批评江青的，说她没有自知之明。我在传达时没有传达这句话，毛主席批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也没有传达。我只说刘冰同志对迟群、谢静宜同志有些意见，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刘冰的信后，指示要开会辩论。“四人帮”这回可抓住我了，张春桥质问我为什么不传达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那句话，我说是辩论会嘛，如果先讲了毛主席说这封信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谁还敢讲话？　　　　
　　　　　　后来，清华大学开全校大会，我说迟群讲话就可以了，但“四人帮”逼着我去清华大学全校大会上传达。他们说，毛主席让你参加六个人的会议，清华又是北京市委管的，你应该到大会上去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要传达毛主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主席的这句话，要大家讨论好、辩论好。无奈，我只好去清华，但我只讲了五六句话，借口有事要先走，就交由迟群主持会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四人帮”、毛远新插手，闹大了，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进而转向邓小平同志。毛远新曾对倪志福同志说，刘冰敢于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因为背后有人支持。支持刘冰的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邓小平、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一条线是纪登奎、吴德。后来，“四人帮”策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清华党委要向政治局汇报，周荣鑫、胡乔木、李昌、胡耀邦参加。邓小平同志事先向这些同志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在会上作检讨。　　　　
　　　　　　在政治局会议开始前，我在大会堂东大厅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对我说：也有你的什么事？会议开始后，先是刘冰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他说他的一封信是经胡乔木、周荣鑫等同志送邓小平后转送毛主席的，另一封信是送给吴德，吴德又交给纪登奎的。胡乔木、周荣鑫、李昌、胡耀邦承认信是经过他们转送的，并且做了检讨。我们“这条线”的纪登奎也检查了几句，我没有吭声。这次会议的后一段是迟群、谢静宜及清华大学的什么人站出来发言，揭发邓小平同志，语言比较恶毒，围攻了一两个小时。这些活动是“四人帮”、毛远新策划、布置好了的，目的就是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我是“四人帮”的人，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我在清华点的火。小平同志出来说：这件事我知道，他不是“四人帮”的人。李先念同志也作证，表示整个事情的过程他都知道。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接触专案工作

　　　　　　１９７４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一、二、三办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２９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在此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北京市工作，既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不是中央碰头会的成员。当时，专案的情况不许过问，甚至逮捕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公安局局长李钊等人，我都不知道。那时受机关群众监管，刘仁被分配打扫厕所，忽然有一天不见了，我打电话问谢富治知道不知道刘仁的下落，谢富治说：你不要问了！李钊也是这样。李钊是在原局长邢相生被关押后由公安部派来的新局长。有一天，我找公安局长，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打电话给谢富治，问知道不知道李钊的去向，谢富治还是说：你不要问了！还有范瑾，也是这样。忽然不见了，我怕出事，又问了谢富治，答复还是一样：你不要问了！以后我的确不再问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问他们的案子，只是人不见了总要问一问吧。这一次接受参加清理一、三办的任务，我的确是不曾沾过边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虽然是超脱的，可难就难在对这些案件的情况都不了解。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一个人的，要看完它就要一个星期。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他们都是始作俑者，今天打倒这个人，明天打倒那个人，阴暗的报复心理和邪恶的野心驱使他们要打倒一切，整倒一切，要被打倒和整倒的人永不翻身。这已是有前例的。１９７４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叶剑英把这首诗给纪登奎还有李先念看过，他们又给我看了。这首打油诗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多谢牵骡人

　　　　　　　　
　　　　　　　　　
　　　　　　这时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都是毛主席批示解放的。所以叶剑英说“多谢牵骡人”。在“四人帮”的阻挠和干扰下，没有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也解放不成。再举一个例子。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１９３６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很好，抗日战争需要大批干部。同时，日本侵略者已剑拔弩张，铁蹄霍霍，即将占领华北，我党被关在北平监狱的干部有被杀害的危险。这样，就由北方局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允许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这些干部履行反动派要求的一定手续出狱（包括在报上发表反共声明）。当时是北方局的柯庆施与我们接头的，地点就在我家。柯庆施到后，向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和我传达了经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柯庆施要北平市委想办法找人打通狱内的关系。当时在监狱中的同志已经建立了党组织，负责人可能是薄一波同志。北平市委找到邢西萍（即徐冰同志，当时任中国大学教授，地下党员），要他想办法。　　　　
　　　　　　经他在上层活动，找到保外就医的孔祥桢同志（建国后曾任轻工部副部长）与狱中联系，传达党中央的决定。狱中的同志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敌人的阴谋，坚决不出狱，多次做工作后，才一批一批地出狱，由北方局分配了工作。我当时曾接过殷鉴（后牺牲）、鲁奔（后牺牲）、刘慎之等出狱同志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初期，吉林造反派揪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发现他是在１９３６年履行反共手续出狱的，给他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揪斗。当时，我刚调到北京，知道这些情况后，曾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些同志出狱的经过，周总理说他知道当时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总理反映了我在长春的家被抄，其中有我参加历次中央会议的记录本被抄去的情况。周总理批评我不把记录本带到北京，太疏忽。我记得周总理批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发给吉林省委，要他们设法追回我被抄去的记录本；另一个是发给西北局和吉林省委的，大意是说明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是经组织批准的，中央知道，如无别的问题，他们不是叛徒。其实，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批发的电报没有起作用。那时已经搅成一锅粥了，康生、江青等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蓄意制造了这起大冤案。我把当年我所经历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以后，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因此，在这次清理专案工作中，我们想到“四人帮”肯定又会多方阻挠和干扰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原来的专案组，自己又不了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三个月内就弄清情况，作出结论、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弄不好会把整个解放被关押干部的问题耽搁和拖延下来。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作。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一、毛主席批的、中央作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关于马明方同志的所谓在新疆叛变一案，公安部的于桑同志找到了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审问马明方等同志的原始记录，从这个敌伪档案中可以看出，马明方等同志在敌人审问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是很有气节的。他不是叛徒而是很好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的证明材料，不足为凭。我们将马明方同志的情况上报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应马上平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