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纪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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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又搞了一个《十条》。就是这个时间前后提出的“不能拿生产压革命”。后来又在批极左思潮、抓“五一六”的过程中，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仍然很难贯彻。你抓生产时，他们就说你是搞唯生产力论。他们反复干扰。后来，直到主席提出“把经济搞上去”，他们仍然不死心，瞧着机会就整做事的人。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斗争，一边是“抓革命，促生产”，一边提“不要以生产压革命”；今天是“把经济搞上去”，明天又批“唯生产力论”。反派性后，市革委会是团结的，没有派性了，市里才能稳定。消除派性，是当时很大的一项工作。因为上边没有了派性，下边的各区县也就逐渐消除了派性。　　　　
　　　　　　这以后遇到大的事件，市里是比较稳定的，原因在这里。市里经过两次改组，调了一批人，成立了北京市的计委、经委。调了一机部的副部长杨寿山同志，商业部的副部长王磊同志，还有哪个部的陈耳东同志，还调了若干全国劳动模范，如李昌安、李瑞环等同志，又加上部队的同志，还有原来市委的王宪、刘耀民等同志。王磊是商业部的副部长，先念同志说王磊一方面放在市里保护，另一方面让他利用熟悉商业、同各省的关系，想办法保证北京市的市场供应问题。以后又调了叶林来。王宪、刘耀民搞农业，杨寿山等人搞工业，王磊管财贸。这些人没有什么派性，而且在造反派眼中，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般对运动比较超脱一点。最后形成了由老市委回来的王纯、韩伯平、赵鹏飞、李瑞环、杜春永等同志，加上中央各部委调来的同志，部队“支左”比较超脱的同志，所组成的新的领导。　　　　
　　　　　　这些同志很艰苦、很努力，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很不容易。生产是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同志千方百计、艰难困苦，在当时的条件下，抓得比较好。其他各省的生产、基建项目差不多都停了，北京稍微稳定下来后就抓生产，我们抓了一把。工业上搞了首钢的第四高炉、轧钢厂、纤维厂；由石油部支持，搞了东方红炼油厂，有人造橡胶、塑料厂等五个厂，三十万吨乙烯等项目。当时，北京的工厂配合搞导弹的部件生产，是杨寿山同志抓的，据说部件的质量都是比较合格的。商业、财贸，王磊也抓了。集中抓了农业，抓修水库、灌溉，如平谷的海子水库、门头沟斋堂水库等，还有打井，平整土地，改造大兴的沙漠田，种树。王宪、王磊、刘耀民这些同志经常住在农村，当时虽然搞“文化大革命”，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他们还要种地、吃饭。解放时，王宪是通县的专员，通县地区划归北京市后，他就在市委搞农业。后来，万里出来了，负责市政建设。当时，这些同志抓生产，他们也挨了一些批判，他们也没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也没有借着“文化大革命”整别人。从其他单位调来的同志，他们在原部委都是挨整的。　　　　
　　　　　　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１９６７年和１９６８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１９６９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１９６７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因为农业上主要是天时影响，所以像１９７２年的大旱中其产量和产值都比１９７１年的下降。我们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出比较：工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７１．５亿元１９６７年６４亿元１９６８年６８亿元１９６９年９７亿元１９７０年１２９亿元１９７１年１５７亿元（以上按１９５７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１年１１０亿元（以下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７２年１１６亿元１９７３年１２５亿元１９７４年１３６．７亿元１９７５年１４８．７亿元１９７６年１５６．４亿元农业总产值：１９６６年４．９亿元１１９万吨（产量）１９６７年５亿元１１３．４万吨１９６８年４．９亿元１２７．３万吨１９６９年４．５亿元１１５．９万吨　　　　
　　　　　　１９７０年５．３亿元（以上按１９５７年价格１４０．８万吨计算）１９７１年７．５亿元（以下按１９７０年不变价格１４２万吨计算）１９７２年７．２亿元１１７万吨１９７３年８亿元１５３万吨１９７４年８．７亿元１７０万吨１９７５年９．２亿元１８３．８万吨１９７６年９亿元１７０．３万吨重点产品产量：钢原油加工原煤１９６６年６３．５万吨０５３４．３万吨１９６７年４４万吨０４２８．４万吨１９６８年３２．８万吨０４７１．８万吨１９６９年７２．５万吨２８．５万吨５３２．１万吨１９７０年１１０万吨２５４．４万吨６２４．９万吨１９７１年１３４．３万吨３４４．１万吨６８０．１万吨１９７２年１４８．９万吨３７３．５万吨６９１．８万吨１９７３年１６１万吨３７２．８万吨７０６．３万吨１９７４年１６７．８万吨４２４．３万吨７３６．９万吨１９７５年１６５．８万吨４４３．３万吨７４９万吨１９７６年１６３万吨５１２．１万吨７４７万吨　　　　
　　　　　　１９７６年地震，工业、农业都受到影响，大概震裂了一百多万平方米。我是１９７８年离开北京市的。我走前，鸡蛋要从外地运来，损耗太大，就想办法建了一个种鸡厂，进口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养鸡厂，建立了两三个养鸡厂。还进口了一个养猪厂。我走时，鲜蛋从外地调进来的数量已经减少了。那时，蔬菜是１８万亩。现在大概亩数减少了，但产量提高了。那时，耕地是六百多万亩。现在基本建设这么多，耕地会减少的。那时候北京市的生产，要发展没有钱。国家也是这样。当时，物价便宜，副食补贴一两亿元就是个大数目啊。修前三门的一条街，是李瑞环负责的。现在来看，设计得不太好，但那时是急需要房子住。当时，周总理可抓得很紧，造价很低，楼堂馆所不许建，外交部想建部办公楼，造价较高，周总理就不让建。那时是实行勤俭建国，提倡一个钱当两个钱用。那时候，谁敢大吃大喝？连周总理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块吃饭，很简单。　　　　
　　　　　　周总理，真是一辈子都这样，身上戴的像章是“为人民服务”，用的笔是中国制造的，真正以身作则。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展更快、更好。“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的情况最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