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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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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说批斗的时间不会长，不然解决不了。我叫丁国钰先回去了。郑维山看到这个势头也借口走了。我留下参加“东方红”的大会。他们说你先说几句，然后批斗一下地质部副部长，最后由关锋宣布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当时，朱成昭还不同意由我主持会议。我看见戚本禹与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最后，戚本禹对我说，你来主持。开会后，他们派了两个人先批判了邹副部长，然后把他送回去了。以后，关锋念了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说：“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东方红”这一派。关锋念后，宣布大会结束。我回来后，很不是滋味，强打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说武斗已经停下来了。周总理听后说那好，就没有再说话。事实上，北京的武斗大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清华、北大、地质学院、七机部、文化宫、西单商场、棉纺厂、水泥厂的武斗都很厉害。当时，我说话没有人听，但一有武斗，谢富治就让我和黄作珍去制止。西单商场武斗，我们正在现场。武斗起来了，有人用弹弓夹着钢球打到黄作珍的腰上，黄作珍的腰好几年都没有好。一个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里，保护了我。这次武斗是由“财贸尖兵”头头洪振海现场指挥的，后来把他抓起来了。实际指挥武斗的人就在市革委会，叫周景方，是学部的人，这些人和戚本禹有关系。百货大楼的武斗也是这样。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谢富治让我带着“五大领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宫，“五大领袖”都溜走了，武斗实际上是他们操纵的。结果，武斗没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里了。我看到武斗的人员在集合。这时，戚本禹的秘书出现在我身边，他说他正好经过民族文化宫，就来了。这位秘书是位军人，很年轻。我对他说我处理不了武斗，我本人也出不去了。这位秘书说，他帮我出去。他找了两派的人，说他是戚本禹的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派他来的。他找两派一谈就解决了。我不由暗叹，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
“一月风暴”以后“文化大革命”愈来愈疯狂了
“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带上它的疯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发展。１９６７年伊始，党的主要喉舌《人民日报》发出了“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的号召，要求对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展开总攻击。在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文革小组所支持的造反派于１月１８日夺了权。前面说过，在这之前，华北局内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组的问题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暂时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导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让我暂时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干不了，李雪峰就让从河南调到华北局工作的刘建勋帮助我，刘建勋实际是常务书记。
造反派夺权后，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对此，中央并没有正式表态。但我给周总理打电话已不接，或者周总理对这时候的事态一时也无能为力？我和高扬文、丁国钰等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和市委常委们一起被关押、批斗了四个多月。造反派开始把我们关在虎坊桥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里，一天只给吃一顿饭，后来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其间，中央文革小组把我要出来，要我与造反派商量共同夺权，组织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反派的头头们说我已被夺权，没有资格谈此事，把我轰下台来。我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总理，周总理带我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和他一起接见学生、工人造反派的头头。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开会庆祝夺权成功。这些人问：吴德是个什么人，有没有问题？周总理就说：他来北京不久，执行了“资反路线”，执行“资反路线”错误也有轻有重嘛！但江青说：吴德这个人不认识，有错误可以批判。这样，我又回到了被关押的地方。这期间，我们经常被揪斗，高扬文挨斗最多。他原在冶金部工作，主要是冶金部的人斗他。斗争我的人主要是吉林来的人。看管我的人是北京市第一机床厂的工人，他们对我不错。有一天早晨５点多钟，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一机床厂的工人们说：我们也是造反派，没有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信不能揪走，他欠北京的债我们还没有算清。要动手你们不行，我们一个电话就可以调来一两万人。这样，才把吉林来的造反派挡走了。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看管我的工人让我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来想去，想到我还兼任北京卫戍区的政委，就找到了定阜大街卫戍区机关。刘绍文政委让我住下来了。卫戍区机关的驻地是清王朝的庆王府，刘绍文安排我住在王府绣楼里。傅崇碧同志知道后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准我在军队避风，我只好又回到被关押的地方。新市委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夺权后，
１月份，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谢富治任组长，郑维山、傅崇碧、刘建勋等人都是“革筹”小组成员。我们那时还被关着，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刘建勋那时虽然被关着，但他是“革筹”小组的成员，他有进出的自由，我们就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情况。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谢富治，副主任委员有我、郑维山、傅崇碧和聂元梓。成立之前，刘建勋告诉我先曾开过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我说我们出去也不好工作了。谢富治说：你、刘建勋、高扬文几个人出来先亮亮相。那时的所谓亮相，就是要我们再检讨。于是，我们三个人在千人的会、万人的会上检讨了个把月，牵来牵去检讨了十几次。最后一次是在东郊体育馆召开的市机关造反派代表万人大会上，我们三个人又进行了轮番检讨。大概是谢富治和造反派已经说好了，允许我们出来工作，聂元梓就在大会上代表造反派讲话，说我们的检讨基本上可以了，但还不够，以后要继续检查。聂元梓给我们拖了个尾巴。我们的“亮相”告一段落。
事实上，这是毛主席说要让我们出来工作，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出来工作。但是他们总要抓个辫子在手里，留个尾巴不放。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不太想出来工作。我考虑过干不干。干吧，我是被造反派视为有所改悔的走资派被结合进来的，说话没人听，挂名而已；不干吧，又是毛主席说的、中央决定的，个人应服从组织。衡量再三，我最后还是当了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党的核心小组。北京市党的工作由核心小组负责，核心小组的成员也是革委会的这些人，组长是谢富治。北京市革委会刚成立，刘建勋开始还参加了几次会议，以后就不参加了，不久就调回河南去了。早些，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原市委各部、各办的人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我出来后第一次到市委机关，一个人也没有，我还想市委怎么都空了呢？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有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方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等于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当时，各部、口都取消了，新成立的各组都被学部来的人把持。《北京日报》在新市委时就已经停刊了，造反派反对我们从河北调来的翟向东、山西调来的吴象、天津调来的林青，林青后来自杀了。造反派一闹，就出不了报纸了，我打
电话向陈伯达请示如何处理。陈伯达说：北京市这么多报纸，《北京日报》可以停刊。这样《北京日报》就停刊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屠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屠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市革委会又从中央各部、各学校调进来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头头。“五大领袖”除聂元梓任革委会副主任外，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都成为了革委会的常委，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阁、光华木材厂的刘锡昌等也都是常委。其他的造反派都分到各组去了，北京市的权力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控制，戚本禹直接抓的。
“一月风暴”以后“天派”与“地派”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老市委的人和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一批人成立了“红色政权”。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了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但是，红是“一片红”了，可并不是铁板一块。造反派头头都有自己的野心。由于权力分配的问题，学生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相互争斗。“天派”以聂元梓为首，反对谢富治；“地派”保谢富治。蒯大富、韩爱晶动摇在两边。一时间乌烟瘴气。虽然我已经出来了，但实际上是靠边站，说话没有人听，连住还是住在被关押的地方，我到大会堂开会，后面还有几个造反派来押送、监视，根本无法工作。这以后的情况比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我们被夺权时更热闹了。比较大的事情，包围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大型武斗，接连地发生了。１９６７年７月发生的包围中南海，我看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插手的，戚本禹与操纵市革委会的周景方直接发生联系的。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少奇同志曾在作为他的一个点的建工学院讲过“文化大革命”问题，建工学院的学生以此为由头大造刘少奇的反。当时，建工学院的学生已分裂成“老八一”和“新八一”两派，两派都要揪斗刘少奇，都要刘少奇交出所谓“认罪书”。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美笔录的检讨后，被操纵的学生造反头头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煽起更大的火，串联各校到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的誓师大会。由此开始，许多造反组织便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由于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南海里造反派也起来配合，不仅批斗了刘少奇，强使低头弯腰，还抄了刘少奇的家。包围过程中，周总理一直在中南海，也有人劝他离开中南海，周总理说毛主席不在，我不能离开。一直闹了很长的时间。我去看过两次，一次是乘着汽车转了一圈，第二次是去找了建工学院的人，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在８月里的事。闹得最厉害的是外语学院、外交部的人，加上一些学校。火点着后，我对周景方说：这个要去看一看，想法怎么样制止。周景方不去。我又说：你不去不行，你是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我和你一起去。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在代办处的外边由卫戍区的部队把英国外交人员保护起来了，部队的战士围成了很多层的保护圈。我看到英国的代办好像很害怕地在地上蹲着。
我们去后找那些组织的头头。找不到，人们都说不知道。实际上周景方可能知道，他就是不配合。我没办法，就回来了。第二天夜里，周总理召集外语学院两派开了一夜的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参加了，谢富治也参加了，我和丁国钰去了，坐在后边听。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坐在上边，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外语学院闹得很厉害，两派在会场上还打架，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便没有说别的，既没有表示支持周总理，也没有批评造反派。接着是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的武斗，清华、北大的武斗，民族文化宫等一系列的武斗。内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些人布置的。我曾问过谢富治怎么处理？他说这个要请示中央文革小组。谢富治那时根本没有要去制止的积极态度，也不愿多跟我谈，任凭连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外交部闹得很厉害，姚登山夺了外交部的权，他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代办。外交部的会我们不参加，听说周总理给他们开了一夜的会，姚登山操纵这个人讲完那个人讲，就是不散会。
我听当时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告诉我，周总理的心脏病发作了。周家鼎找姚登山说：如果周总理要发生问题，你负责任。最后，把姚登山监视起来了，姚登山没有办法才宣布散会。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小组有一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就成了外交部的大红人物。不过他也昙花一现。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说一下。那时我已经出来了，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团带着北航“红旗”和其他学生造反派到四川去解决四川问题，以后到武汉。谢和王支持了与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对立派，把“百万雄师”称为保守组织，激化了矛盾。拥护陈再道的“百万雄师”这一派，包围了王力，抓了他、打了他，把王力揪走了。中央代表团的人被打伤、被架走了，这可不得了。周总理亲自到武汉，找了陈再道谈，把王力弄了出来。中央决定北京组织一万人到西郊的西苑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这时，我才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的去向。因为是临时通知，到机场的人不足一万，都是陆陆续续去的。我到时，王力这些人已经下了飞机，好像是用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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