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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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眼看来，库切的这部完成于1983年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无论是生活，还是时代，都足以构筑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宏大叙事，而库切却似更偏爱寓言的精巧结构和开放式的思考。他并不捕捉整个历史奔跑的身影，而是炫技般地伸出手去，扼住了历史的某个部位，然后冷冷地向所有人发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库切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社会批评家，相反，他对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心灵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并总是企图通过人的心灵折射出社会历史的轨迹。他为我们打造的是一把通往心灵深处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同时也为库切打开了通往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大门。　　　　
　　　　库切惯以细致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生命、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等复杂而深邃的思考。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以内战爆发后一片荒芜战争景象的大南非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生命在充满战争、军队、种族隔离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渴望寻找生命绿洲的故事。成长于残疾人学校的园丁K在开普敦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打算带着患病的母亲离开拥挤喧嚣的大城市，到乡村内陆去过宁静的生活。半途中母亲的去世令他开始了孤独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去到那宁静的梦中花园，他被追逼，被监禁，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甚至不得不以绝食为抗争。这看上去颇像现代主义小说惯用的主题：孤独、从现实逃逸、异化、荒诞等等，但这一系列卡夫卡式的寓意已无法满足库切，他显然更多地关注着寓言背后的历史画卷，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以及能否逃离的问题。　　　　
　　　　在小说中K身上展露的是愚昧与智慧、软弱与坚强的结合。K的父亲是缺失的，他好像也没有朋友，母亲的死使K成为了孤零零的个体，一个应该被关进营地的流浪者，一堆莫名其妙的符号所指；各种各样的人以规范的制定者和遵从者面目出现，对他肆意妄为。而他只是卑微得如同人世间的一块鹅卵石，如同他自己幻想的那样，“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躺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情，现在突然被人捡起来，随意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一颗坚硬的小石头，几乎对它周围的事情一无所知，把自己包裹在自己和自己内部的生活之中。”这个一心梦想着使荒野开满南瓜花的小人物，在政府、军队、各种残暴势力的压迫和驱赶下，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话语，陷入了被关入和逃离营地的循环之中。从艾尔伯特王子城到维萨基家的废弃农场，再到深山里，他被逼入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生存的需要越来越卑微，却仍然避免不了再次被投入营地，受他人掌控的命运。但他的逃离之心并未因此熄灭，不惜逃入空无一人的深山，用动物般的最原始的方式生存，以保持作为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　　　　
　　　　库切无意将K塑造成一位圣人或是英雄。在第二章中，他转化为营地中一位医生的视角试图用客观的方式表现一个羸弱的生命，以绝食为武器与外界的重重压迫抗争。由于缺乏对命运的掌控和反抗力量，主人公不得不选择从自我抽身，以他者的身份默然旁观，这至少在自我和外界对立的痛苦中起到一种消解作用。库切意识到这种消极的旁观中包含的反叛，身体对食物逐渐发展起来的抗拒正是自我在缺席中进行的最后抵抗。为了在这样的精神炼狱中寻找生存的罅隙，K反复进行苦刑式的思考：“也许事实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走出营地，同时走出所有的营地。对于这个时代，也许这足以构成一种成就。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没有遭到关押或者软禁？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个怪圈，一个循环上十字架受难的过程。而这一循环的受苦与愈合，正如鲁迅所言“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也使得作家的叙事背后具有了更深刻的意味。　　　　
　　　　库切的笔触缓慢而轻盈，通篇采用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他并不对K的悲惨境遇流露悲悯的感情，也不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大发宏论，越是描写人在重重压迫下的困境，叙述的语言就越冷峻。从城市到旷野，从营地到深山，从流浪到回归，我们看到库切笔下人类社会的暴力、仇恨、隔绝、无知和各种美好的温情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一种冷峻的风格使得迈克尔·K这个人物的命运得以震撼人心地真切展示，令千千万万的读者听到了历史车轮的隆隆声，听到了南非黑人和白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哭喊和煎熬。　　　　
　　　　然而行文至此，库切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还远未结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K又回到了开普敦的海滩，作家也回到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一切似乎又回到起点。然而苦难远没有结束，K从与三个神秘流浪者的相逢中获得了性的体验，他对外界的生理抗拒似乎正在一点点消失。这样的结局充满了暗讽意味：人与社会、历史、自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什么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人能否逃离历史的压迫？联想而今风起云涌的后殖民批评和弱势群体关注下的思考，不得不佩服库切能在如此简单的人物关系和事件中，杂糅了如此丰富的内涵，这也许正显出库切的洞见和高明。然而在小说推进过程中尾随而来的无穷问题面前，库切似乎在竭力回避介入这一切，回避给出一个明确的思考结果。可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迈克尔·K的时代和生活》一书毕竟还是对人类的愚昧自欺提出了直指人心的控诉。作为一部蕴涵着多重象征意味的小说，其中有众多的问题对现实世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而言，至今仍悬而未决。合卷之时，也许正是另一重思考的开始。　　　　
　　　　


第一章第一章（1）

　　　　接生婆在帮助迈克尔·K从母亲肚子里来到外面这个世界的时候，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家伙长着兔唇。他的上唇好像蜗牛脚一样中间向上翻卷着，造成左面的鼻孔是豁开的。她把孩子挡住了一下，让他母亲看不见，然后用手指拨开那个小嘴瓣儿，发现孩子的腭倒是完整的，于是谢天谢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对那个当妈的说道：“你该高兴才对呢，这小兔唇儿会给家里带来好运气。”但是从一开始，安娜·K就不喜欢儿子的这张小嘴，它合不上，并且总是把口腔里那鲜嫩粉红的小肉赤裸裸地暴露在她眼前。她一想到这几个月以来他在自己肚子里是怎么长的，就不由得直打哆嗦。这孩子不能嘬妈妈的奶头，饿得哇哇直哭。安娜·K试着用一个奶瓶喂他；可是他也不会嘬奶瓶子，她只好用一个小勺来喂他，可是他正吃着，又咳嗽上了，把奶水喷得到处都是，还大哭不止，她不由得一阵阵起急心烦。　　　　
　　　　“等他长大点儿，那儿会合上的。”接生婆向安娜许愿道。可是，孩子的嘴唇始终没有合上，或者说合上得不足以令人满意，他的鼻子也没有长正长好。　　　　
　　　　她总是带着孩子去工作，直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了，依然带着他。因为别的孩子一见到他总是嬉笑不止，窃窃私语，让她这个当妈的伤心，所以她不让他和他们来往。一年又一年，迈克尔·K总是坐在一条毯子上，看着母亲在擦亮别人家的地板，他学会了要保持默不作声。　　　　
　　　　由于他天生的破相，再加上脑子也不灵活，在短期试读之后，他被学校轰了出来，送到福尔的休伊斯·诺雷牛斯残疾儿监护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童年时代的剩余时光。在这所监护学校里，由国家出钱，他和其他患有各种残疾的不幸孩子一起，学习最基本的读书，写字，算术，扫地，擦洗地板，收拾床铺，刷碗洗盘子，编篮子篓子，做木工活和挖坑掘地。在十五岁上，他从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毕业了，进入了开普敦市市政服务局园林处，成了一名三级乙等花匠。三年以后，他离开了园林处，过了一段失业的日子。那段日子里，他整天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双手消磨时光。然后，他在菜市场广场的一处公共厕所找到一份工作，当上了值夜人。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地铁站，遭到两个男子的袭击。他们狠揍他，抢走了他的手表、钱，连他的那双鞋也不放过。他们把他打昏在地，给他留下了一条横贯整个胳膊的长长伤痕，一个大拇指错位，还打断了他两根肋骨。在发生了这桩意外之后，他辞掉了夜班工作，回到了园林处。在这个老地方，他提升得很慢，后来总算熬成了一级花匠。　　　　
　　　　由于他那张脸，K没有女朋友。他倒是感到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最称心自在。他干过的两种工作都造成了他某种程度的孤独性格，即使他在公共厕所的时候，那里明亮辉煌的日光灯也使他感到压抑，那日光灯把白瓷砖照得雪亮，形成了一个没有阴影的空间。他更喜欢的是那些美丽的园林，那里有着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的朦胧小径。星期六，有时候他听不到报时的午间炮声，这时候，他就会兀自一个人一直干活到下午。星期天上午，他总是睡到很晚才起床；星期天下午，他通常去看望母亲。　　　　
　　　　在迈克尔·K三十一岁这年，一个六月的晌午，他正在德沃尔公园里扒扫地上的落叶，这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口信。这个中间又转了一道手的口信，是他母亲托人带来的：医院已经让她出院，她想要他来医院接她回家。K放下手中干活的家伙就上路了，他乘坐公共汽车直奔萨默塞特医院。在医院，他发现母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置身在大门口外面的一片阳光之中。她已经完全穿好了衣服，只有她平日上街走路的那双鞋放在她的身旁。她一看见儿子就开始哭起来，她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这样免得被其他病人和来客看见。　　　　
　　　　有几个月了，安娜·K的胳膊和大腿就一直肿得很厉害，让她痛苦不已；后来她的肚子也开始肿起来。当初让她住院的时候，她已经走不动路了，简直呼吸都有困难。她在走廊里躺了五天，躺在好几十个受伤的人中间，那些人有些是让人捅了刀子，有些是打架斗殴的牺牲品，有的干脆是枪伤，他们总是发出各种呻吟、叫骂声，让她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护士们根本不理会她，在眼下有那么多年轻人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特别是死亡在身边随处发生的时候，她们可没有闲工夫来哄一个老太太开心。她到医院的时候，人家给她输氧，使她苏醒过来，又给她打针、吃药使她消肿。但是当她需要大便器的时候，却难得有人给她拿过来。她根本没有病号服。有一次，正当她扶着走廊的墙壁向厕所走去的时候，她被一个穿着灰色睡裤的老头拦住了去路，他满嘴的污言秽语，并且脱下裤子让她看自己的下身。她身体的各种需要，都变成了给她带来痛苦的根源。护士们问她吃药了没有，她总是说吃了，但她经常是在撒谎。当呼吸困难的症状减轻以后，她的双腿却变得奇痒难忍，她躺着的时候不得不把一双手压在身子底下，借以控制自己要搔抓痒处的冲动。到第三天上，她就开始恳求人家送她回家，虽然很显然她根本就没有求对人。所以在第六天上，她痛哭时流下的滚滚泪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中石头落地的泪水，因为她总算逃出了这个人间炼狱。　　　　
　　　　在护士台，迈克尔·K要求借辆轮椅用一下，但是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提拎着母亲的手提包和鞋子，扶着她走了五十多步，来到公共汽车站。那儿有很长一队等车的人。车站牌子的立柱上贴着行车时刻表，上面声称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一班车。他们等了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时地上的人影、树影都变得越来越长，风也变得寒冷起来。安娜·K站不住，她靠着墙根坐了下来，两条腿伸在面前，那样子活像一个要饭的。而这时迈克尔仍站在队里，占着他们的位置。公共汽车终于来了，可车上一个空座也没有。迈克尔一手紧紧握住车上的一根横杆，另一只胳膊拥抱住母亲，免得她摔倒。到下午五点钟，他们才到达她那个地处海角车站的房间。　　　　
　　　　一个退休的针织品制造商雇安娜·K做家里的女仆，已经有八年了，他和他的太太住在海角一座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的窗户俯瞰着浩瀚的大西洋。根据她签的佣工合同条款，她每天上午九点钟来到公寓，一直呆到晚上八点，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交替着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或六天。她每年有半个月的带薪休假，在这个街区还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工资给得很公道，她的雇主是挺通情达理的人，这年头工作难找，安娜·K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可是，从一年前开始，她只要一弯下腰就感到眼冒金花，胸口发紧。接着浮肿也开始出现了。比尔曼夫妇让她继续掌勺做饭，但是把她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他们另雇了一个年轻女人做家务。他们允许她呆在她的房间里，对那个房间比尔曼夫妇拥有支配权。浮肿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进医院之前的几周里，她已经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了。她生活在恐怖之中，生怕比尔曼夫妇的仁慈心肠会被她的久病不愈消磨光了。　　　　
　　　　她的房间在蓝色海岸饭店的楼梯底下，那地方本来是打算安空调机的，不过空调机始终没有安上。那扇门上有一张招贴画：用红漆画成的一个骷髅和两根十字交叉的骨头，下面是那段铭文“DANGER———GEVAAR———INGOZI”。那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通风装置：空气永远带着霉臭味。迈克尔替母亲打开房门，点上一根蜡烛，在她为自己铺床的时候，他走到门外。在她回来的这第一个晚上，和接下来的一周的每天晚上，他都陪着她：在煤油炉上给她热汤，千方百计使她舒服一点，干各种必不可少的活儿。当她禁不住一阵阵热泪奔流的时候，他总是抚摩着她的双臂，以此安慰她。有一天晚上，从海角汽车站发车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车，他不得不在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