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2-百年老课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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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源出于拉丁文之ｈｕｍｏｒｅｍ，其意义为“湿气”、“液体”。这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自从这个字变成了英国字以后，它的原来的意义亦并未消失，自十四世纪以至于十七世纪末，英国文学中不少按照原意使用这字的例。　　　　
　　　　（二）这个字传到英国，除原义以外，还有另外一义，那便是根据古代及中古之生理学，认定人的身体里面含有四种幽默，即四种液体——热血、冷血、黄胆汁、黑胆汁。一个人的身体和性质的特征，便是要看这四种幽默的配合的情形而定的。例如冷血特多的人便是性情迟滞，黑胆汁特多的便是性情忧郁，黄胆汁特多的人易怒，热血特多的人活泼。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五行之说，不过他们是四行罢了。由这一种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幽默”一名词有由“物质的”转趋于“心理的”变化了。这变化也是在十四世纪就有了。　　　　
　　　　（三）在英国戏剧中，班章孙的“幽默的喜剧”，是很著名的。他用“幽默”这名词是差不多完全撇掉它的原义，把“幽默”的意义完全变为一种心理状态，变为ｒｕｌｉｎｇｐａｓｓｉｏｎ，变为怪僻的性格，变为奇特的脾气或嗜好。怪僻的性格和奇特的脾气，描写起来，自然的趋于“夸张”、“古怪”。　　　　
　　　　（四）由不自觉的一种脾气变为自觉的一种态度，这便是“幽默”一名词之近代的涵义之来源。性格怪僻、行为古怪的人同是一个“幽默者”：即善能发见别人或自己之怪僻古怪，或善于发见一切事体之矛盾冲突，他也便是一位“幽默家”了。英国十九世纪小说大家（也是一位幽默家）萨克莱在英美及苏格兰的演讲录《英国的幽默家》，里面讲的是十八世纪的幽默家十二人，——都是谁？是绥夫特、康格雷夫、阿迪生，斯蒂尔、Ｐｒｉｏｒ、Ｇａｙ、蒲伯、Ｈｏｇａｒｔｈ、Ｓｍｏｌｌｅｔｔ、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Ｓｔｅｒｎｅ与高尔斯密。　　　　
　　　　（五）幽默不仅仅是作家的观察人生的一种态度，并且也是作品里一种品质了。凡是以同情的、自然的、俏皮的笔调来描写人生之矛盾怪僻的作品，便自然的具有了幽默的品质。幽默不等于“俏皮话”，但幽默却永远是俏皮的。　　　　
　　　　以上说的是英文中“幽默”一词所涵的意义。至于翻译成中文后之幽默是橘变为枳，还是枳变为橘，目前不少事实的证明，是不须我来批评的。　　　　
　　　　幽默是文学里的一种品质，不是一种体裁。我们可以说某一篇文章含有幽默，或是幽默的，但我们很难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体裁之外再创出一种“幽默体”。“幽默的诗”、“幽默的小说”等等的名词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是说在诗歌、小说中加入了幽默的成分。幽默是难能可贵的品质，有了它可以使得文学作品分外的活泼有趣，没有它呢，诗还是诗，小说还是小说。幽默的本身不能成为文学，且亦非文学所必须备有的品质之一。　　　　
　　　　幽默既是文学的一种品质，所以在文学作品里绝不能从头至尾全篇的幽默，只可以在遇到适宜的情节时偶然的来幽默一下子。若是一篇作品，一句一幽默，那便成了幽默体，也便成了笑话。幽默专家，和开门便令人发笑的小丑差不多，他在文学里是有位置的，但是他自己唱不了一出戏。勉强叫他唱一出戏，那便成了一出低级趣味的笑剧趣剧。所以幽默这种东西，在文学里是颇有用处的，但亦不能超过了一定的分量。　　　　
　　　　幽默是难以学习的，对于幽默的赏识也是难以学习的。令不幽默的人写幽默的文字，那真令人作呕；令不懂幽默的人懂幽默，那真是幽默了。有幽默的作家，在作品里不会不表现出他的幽默，遇到懂幽默的，不会不赏识幽默，那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提倡似乎很难罢？　　　　
　　　　幽默不是舞文弄墨的事，单在字上是不能推敲出多少幽默来的。一篇白话文，在里面硬插入几句古文烂调，之乎者也的大转一气，自然也有一点可笑（或可厌），但不是幽默。幽默是存在于作家的态度里，表现在他的作风里，——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布局，如何描写，如何遣词，这些地方是该注意的。但咬文嚼字是不必需的，因为那只能产生一篇“游戏文章”，不能给文学作品以幽默的品质。古文里尽有幽默的作品，白话文里也尽有幽默的作品，白话掺古文呢，也许能有幽默的效果，但不是可以屡次尝试的一条路。　　　　
　　　　（本篇原载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九期。）　　　　
　　　　【点评】　　　　
　　　　梁实秋（１９０３—１９８７），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１９１５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５月２８日《晨报》第７版。１９２３年毕业后赴美留学，１９２６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１９３０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１９３２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１９３４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１９３５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文学里的幽默》：作者先从幽默一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说起，进而指出幽默在文学中的作用就是“兴奋剂”。幽默是文学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应该是自然流露的而不是刻意的表现，幽默也是一个人内在素养的外化，体现在作家的态度和作风里。


第四部分　遭遇文化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1）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写才子佳人的恋爱往往是速成的。元稹《会真记》里张生和莺莺的恋爱就是一例；不过张生虽然一见莺莺就颠倒“几不自持”，莺莺的感情还略有曲折。两人初次见面，莺莺在赌气。张生和她攀谈，她也没答理。张生寄诗挑逗；她起初还拒绝，经过一番内心斗争才应允张生的要求。皇甫枚《三水小牍》写步飞烟和赵象的恋爱，就连这点曲折都没有：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立刻“神气俱丧，废食忘寐”。他托人转达衷情，飞烟听了，“但含笑凝睇而不答”，原来她也曾窥见赵象，爱他才貌，所以已经心肯，据她后来说，她认为这是“前生姻缘”。戏剧拘于体裁，男女主角的恋爱不仅速成，竟是现成。王实甫《西厢记》里张生和莺莺偶在僧寺相逢，张生一见莺莺就呆住了，仿佛撞着“五百年风流业冤”，“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半天”。莺莺并不抽身回避，却“尽人调戏香肩，只将花笑拈”；她回身进内，又欲去不行，“眼角留情”，“脚踪儿将心事传”；还回头相看，留下“临去秋波那一转”。当晚月下，两人隔墙唱和，张生撞出来相见，虽然红娘拉了小姐进去，两人却“眉眼传情，口不言，心自省”，换句话说，已经目成心许。白仁甫《墙头马上》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更是干脆：两人在墙头一见，立刻倾心相爱。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压根儿还未碰见柳梦梅，只在梦里见到，“素昧平生”，可是觉得“是那处曾见，相看俨然”，便苦苦相思，弄得神魂颠倒，死去活来。　　　　
　　　　这种速成或现成的恋爱，作者总解释为“天缘”、“奇缘”、“夙缘”、或“五百年风流业冤”。这等情节，古希腊小说里也早有描写。在海留多拉斯（Ｈｅｌｉｏｄｏｒｕｓ）的有名的《埃修匹加》（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ｃａ）里，男女主角若不是奇缘，决不会相见。他们偶在神庙相逢，“两人一见倾心，就在那一面之间，两个灵魂已经互相投合，仿佛感觉到彼此是同类，彼此是亲属，因为品质相仿。当时两下里都一呆，仿佛愣住了……两人深深的相视半晌，好像是认识的；或者似曾相识，各在搜索自已的记忆”。阿克琉斯•；泰洽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Ｔａｔｉｕｓ）的《琉席贝与克利多封》（ＬｅｕｃｉｐｐｅａｎｄＣｈｉｔｏｐｈｏｎ）写女主角到男主角家去避难，两人才有机缘相见。事先男主角有个奇梦，预示他未来的命运。第二天两人见面，据男主角自叙：“我一见她，我马上就完了”，“各种感觉掺和在我胸中。我又是钦慕，又是痴呆，又怕，又羞，又是不识羞。她的相貌使我钦慕，她的美使我痴呆，我心跳可知是害怕，我不识羞的光着眼睛看她，可是给人瞧见时我又害羞。”这两个例子都写平时不得见面的男女青年，一见倾心，而这一见倾心是由于夙世或命定的姻缘。当然，一见倾心和似曾相识的心理状态，并不由时代和社会背景造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男女主角是在许多男女的舞会上相逢的，他们不也是一见倾心的吗？不过在男女没有社交的时代，作者要描写恋爱，这就是最便利的方式。　　　　
　　　　《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姻缘，据作者安排，也是前生注定的。所以黛玉一见宝玉，便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把黛玉细认一番之后，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过他们没有立刻倾心相爱，以身相许。作者并不采用这个便利的方式。《红楼梦》里青埂峰下的顽石对空空道人议论“才子佳人等书”，“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第五十回贾母评才子佳人这类的书“编得连影也没有”，既不合人物身份，也不符实际情况。她这番话和“石兄”的议论相同，显然是作者本人的意见，可见他写儿女之情，旨在别开生面，不落俗套。　　　　
　　　　作者笔下的林黛玉是“石兄”所谓有痴情、有小才的“异样女子”。贾宝玉不是才子而是个“多情公子”，是公侯家的“不肖子”。他们俩的感情一点“不涉淫滥”。林黛玉葬花词里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话，她临终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都是刻意表明这一点。黛玉尽管把袭人呼作“好嫂子”，袭人和宝玉的关系她从来不屑过问。她和宝玉的爱情“不涉淫滥”，不由速成，而是小儿女心心相印、逐渐滋生的。　　　　
　　　　但封建社会男女有别，礼防森严，未婚男女很少相近的机会。《红楼梦》作者辟出一个大观园，让宝玉、黛玉和一群姊妹、丫环同在园内起居，比西欧十八、九世纪青年男女在茶会、宴会和舞会上相聚更觉自然家常。这就突破时代的限制。宝玉和黛玉不仅小时候一床睡、一桌吃，直到宝玉十七八岁，他们还可以朝夕相处。他们可以由亲密的伴侣、相契的知己而互相爱恋。　　　　
　　　　但大观园究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而自成世界。大观园只容许一群小儿女亲密的一起生活，并不容许他们恋爱。即使戴金锁的是林黛玉，她和宝玉也只可以在结婚之后，享“闺房之乐”。恋爱在当时说来是“私情”，是“心病，甚至是下流痴病”。“别的事”尽管没有，“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女孩子大了，懂得人事，如果“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在这种氛里，宝玉和黛玉断断不能恋爱。作者要“谈情”，而又不像过去的小说或戏剧里用私情幽会的方式来反抗礼教的压力，他就得别出心裁，另觅途径。正因此，《红楼梦》里写的恋爱，和我国过去的小说戏剧里不同，也是西洋小说里所没有的。　　　　
　　　　假如宝玉和黛玉能像传奇里的才子佳人那样幽期密约、私订终身，假如他们能像西洋小说或电影里的男女主角，问答一声：“你爱我不？”“我爱你”；那么，“大旨谈情”的《红楼梦》，就把“情”干干脆脆的一下子谈完了。但是宝玉和黛玉的恋爱始终只好是暗流，非但不敢明说，对自己都不敢承认。宝玉只在失神落魄的时候才大胆向黛玉说出“心病”。黛玉也只在迷失本性的时候才把心里的问题直截痛快地问出来。他们的情感平时都埋在心里，只在微琐的小事上流露，彼此只好暗暗领会，心上总觉得悬悬不定；宝玉惟恐黛玉不知他的心，要表白而不能。黛玉还愁宝玉的心未必尽属于她，却又不能问。她既然心中意中只缠绵着一个宝玉，不免时时要问，处处要问；宝玉心中意中也只有一个她吗？没别的姊妹吗？跟她的交情究竟与众不同吗？还是差不多？也许他跟别人更要好些？人家有“金”来配他的“玉”，宝玉对“金玉”之说果真不理会吗？还是哄她呢？这许多问题黛玉既不能用嘴来问，只好用她的心随时随地去摸索。我们只看见她心眼儿细、疑心重，好像她生性就是如此，其实委屈了黛玉，那不过是她“心病”的表现罢了。


第四部分　遭遇文化杨绛：艺术与克服困难（2）

　　　　试看她和宝玉历次的吵架或是偶然奚落嘲笑，无非是为了以上那些计较。例如第八回，黛玉奚落宝玉听从宝钗的话，比圣旨还快；第十九回，她取笑宝玉是否有“暖香”来配人家的“冷香”；第二十回，史湘云来了，黛玉讥笑宝玉若不是被宝钗绊住，早就飞来；第二十二回，黛玉听见宝玉背后向湘云说她多心，因而气恼，和宝玉吵嘴；第二十六回，黛玉因晴雯不开门而生误会；第二十八回，黛玉说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九回，二人自清虚观回来砸玉大吵。这类的例子还多，看来都只是不足道的细事，可是黛玉却在从中摸索宝玉的心，同时也情不自禁的流露了自己的“心病”。　　　　
　　　　宝玉何尝不知黛玉的心意，所以时时向她表白。有时表白得恰到好处，二人可以心照。例如第二十回，他表示自己和宝钗的亲不及和黛玉亲，说是“亲不间疏，后不僭先”。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远他？我成了什么人呢？我为的是我的心。”　　　　
　　　　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