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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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恐怕是提前“发薪”了。　　　　
　　　　隋朝的俸禄完全还原到西汉，就是谷物一项，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最低从八品是五十石，州县衙门里的官员，按管理的户数给禄，比照京官，数目当然不会高。唐代又是另一套，最初是土地、实物和钱货三项并行。土地叫职分田，七品官是三顷，八品是二顷五十亩，九品是二顷。职分田皆取百里内之地，一般按亩收六升的租率出租，不再像陶渊明那样“使吏耕种”。若按土改划成份的标准来衡量，那会儿的州县官员都是土地出租者，可以戴上官僚地主分子帽子。但是从一些史料记载来分析，唐代时职分田上的收入似乎又是以年度为发放单位了。《封氏闻见记》上说“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米。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欲以米让前人，乃到处淹泊，候过数日始到。士论称之”。这行为和南朝时的阮长之差不多，都是古代州县官谦让俸禄的佳话。　　　　
　　　　唐官的实物收入，仍旧是粮食，一年发一次，可是地方官一粒米也不给。贞观八年（634），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表，说是这样不合理，这才制定外官禄，分春秋两季给付，有时也用盐代替。说到州县官员的现钱收入，更复杂一些，前期的办法是用出租“公廨田”的租息按职务高低分配，先以县太爷定个数目，县丞取太爷的二分之一，主簿县尉又减县丞三分之一领取，以下更有几分之几的讲究。在分息以前，还要扣除衙门里公共食堂的开销。换句话讲，各人收入多少，是同当年“公廨田”的租价高低及衙门食堂成本大小直接联系的。“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给州县官员制定了统一的俸钱标准，县令是40贯，县丞30贯，主簿和县尉各20贯，按月支取。但是依照“两税法”，全国都实行地方财政包干，比较富庶的州县，官员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额定数字；反之，那些贫困地区里，州县官很可能连定额也拿不到。一句话，收入是丰是薄，全看“本单位”的“经济效益”。　　　　
　　　　北宋起俸禄以货币为主了，这和当时商品经济已获得相当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是相一致的。依王超著《燕翼诒谋录》披露，宋初时官员俸入极微，县令月俸不满十贯，而且三分之二发给茶叶、盐和酒等国家专卖品，县尉的月俸才三贯五百七十，比起唐代来不知要减了多少倍。到了真宗景德三年（1006），有过一次“普调”，京县知县的月俸升至现钱25贯，米麦共7斛。但是地方上官员的现钱收入仍不及京官，每月只能拿定额的四成。彭乘所著《墨客挥犀》上，记有一则小故事：一位县尉刚刚上任，有个举人写信给他哭穷，希望他资助点粮食，县尉作诗答曰——　　　　
　　　　“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三、五斗米·职分田·养廉银（2）

　　　　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凉。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　　　　
　　　　五贯五百九十之数，当是“普调”后的标准，但仍是“虚钱”，兑现时还是打折扣的。其实早在唐代时，就有国家财政困难时官员一律支半薪的做法，如能搭一部分实物发放，还算是不错的。然则尽管如此，一个进士出身的县尉还要抱怨家属吃糠，僮仆挨饿·，衣物押在当铺里没钱取回，要想开荤吃点肉亦困难。其实只要是小官，都还有半斤肉票供应，沈括《梦溪笔谈》记：“旧制三班奉制，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宋真宗年号，1008——1016）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估计是又加了一次薪。　　　　
　　　　当然，月俸高低，应该与物价作横向比较。周密《浩然斋雅谈》录有一首绝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月房钱一贯足”；《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熙宁七年（1074）时官卖粮价，是“上等粳米每石为钱一千，中等粳米每斗为钱八十五文”；《梦溪笔谈》载“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铁围山丛谈》载大观（宋徽宗年号，1107—1110）时“售鱼可二十鬣，大小又弗齐，问其直，曰三十钱也”。照这些价格推测，县尉一家的温饱生活是可维持的。何况除了月俸外，还有什么茶汤钱、厨料、薪炭等名目，加拢来真不错了。　　　　
　　　　州县官员的月俸，是到任后才发给的，估计是只要赶在月底前报到，就可支全薪。《梦溪笔谈》记信州杉溪驿舍中墙壁上，有一篇数百字的“自述”，作者是一位少妇，自言是一个州县下僚的儿媳妇，公公为早拿一个月的月俸，竟不顾媳妇分娩才三天，催着全家跟他赶路上任，现在自己病倒在杉溪驿内，眼看快要死了，特留下遗书在壁上，要让过往留宿的人都知道真相。据沈括记忆，这个州县小官姓鹿，名字忘记了，但读过这篇控诉的人，都特地去驿后凭吊这位少妇的坟墓，又题诗痛骂鹿某，墙壁上写满了，好事者又将其编成一本书，题为《鹿奴诗》。可惜这本书现在找不见，不然定能从中获取不少有关当时州县月俸的知识，也可了解一些舆论对此的看法。　　　　
　　　　宋室南渡后，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瞿宣颖先生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引黄庶《伐檀集·自序》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月禀於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洪（迈）容斋谓，今之簿、尉盖七八倍於此，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不过很可能那时的物价涨幅也相当大。到了明代，又发生了大转弯，官员的俸禄远比宋元低　　　　
　　　　微，并且是米钞搭配，县太爷年俸为90石，丞、簿、学官等由78石到66石不等，未入流的杂职才36石，其中十之七八给米，现钞才十之二三，杂职则全部给米。米和钞怎样折价呢？据《大明会典》载是一石折钞20贯。《典故记闻》又说到了宣德九年（1434）时，礼部尚书胡*兼管户部事，为节流而在官俸上动脑筋，提出以每石折10贯发钞，少师蹇义与之争论，最后折衷为15贯，“自是小官不足者多矣”。（《典故记闻》卷10）其后通货膨胀，钞价日贱，又以布折米，比价是一匹布折200贯。江南织布业发展极快，布价又跌，一匹布才折银三分。州县衙门官员可以明份帐从国家那里拿到几多“俸禄”，读者可以自己去计算了。在有关海瑞等“清官”的描写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类大老爷往往连割几斤肉打打牙祭也要斤斤计较。确实，明朝的州县小官倘不生出第三只手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话，几乎就是穷光蛋了。　　　　
　　　　走过了明代这个低谷，清朝的官员俸禄又逐步回升到南宋水平，甚至超过。起初分俸和薪两项发给，俸是禄米，薪是白银。县太爷的俸银是四十五两，前文引过一首《十得歌》，第三句谓“三十俸银领得”，那就是佐杂的定额了。光这点数，当然还不能与宋元相比较，元朝时晶级最低的官员亦有三十多两银子可得。原来清代从雍正皇帝时起，又给地方官搞了一个“养廉银”，意思是通过增加他们合法收入的方式来保证他们为官廉洁。“养廉银”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全看州县的“经济效益”，以知县论，大致从每年几百两直到一千几百两不等。至于“廉洁”这个要求是否能因为银子喂养而得实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俗话说，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如此之长，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魏有一段时期内，官员都是不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也是肉身，不见得不食人间烟火吧？那就是要大家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亲民之官”就吃小民。《魏书·高允传》上说，杜超镇邺，派出一批人去州县帮助工作，除高允一人外，个个贪污受贿。那么高允靠啥过日子呢？他让儿子们都去砍柴，卖了换米，有人去他家里，只有草屋几间，穿布衣，吃咸菜。魏明元帝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特别厉害，曾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查点这些太爷们的财产，倘非自家生产所得，——律作为脏物。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的评价是：“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脏，是不清其源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廿二史割记》卷“）　　　　
　　　　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事实，或许赵翼根本不敢说出来：有禄也罢，无禄也罢，自古以来州县　　　　
　　　　衙门中大大小小的老爷们，真正全靠吃禄的总是极少数。这一点，我们将放在本书的第七章　里分析。


第三章　《升官图》上弯弯绕四、违制律，老州县·考满诗（1）

　　　　东汉恒帝时，冀州发生大饥荒，“盗贼群起”。朝廷特命范滂为清诏使去那里按察州县吏治。范滂的专车刚进入冀州境内，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州，县官员，“望风解印绶去”。这叫啥？这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后汉书》作者在《范滂传》里特为写上这一笔，意在突出传主的清廉和气势，但是读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会儿州县衙门里官员主动离职不当回事，类似的事例，在《后汉书》、《三国志》这类正史中还可找出好多：有的县令因为公事棘手，偷偷溜了；有的县令同情复仇杀人者，干脆和他一起跑了。还有更可笑的：赵咨当东海相，上任时路经荥阳，这里有个县令曹暠和赵咨是熟人，特地等候在道边想拜见一下。赵咨让车子赶紧驶过，曹太爷“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赵）咨毕，辞归家。”（《后汉书·赵咨传》）这就难怪赵翼在《廿二史晌记》中感叹，“法网亦太疏矣”！　　　　
　　　　哪一张“法网”太疏？行政法。　　　　
　　　　其实．早在秦代，国家就有专门用来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秦简中的《置吏律》、《效律》等，都属于这一类。汉承秦制，还增添丁不少内容，只不过还嫌太疏阔而已。到了三国时，行政法网收紧了。魏国的长陵县令吉黄听说老上级赵温死了，赶快跑去京城奔丧，即为司隶校尉钟繇逮住，责其不该擅离职守，依法处死。相同的法规，在吴国也制定过，哪怕是死了父母，也不得随意去奔丧。有个大孝子孟宗，也是县衙门里的正堂，听说母亲死讯后拔腿便跑，俟丧事办完，“自拘于武昌听刑”。大臣陆逊替他求情，讲了许多好话，这才减死罪一等，另受活罪，还再三申明下不为例（引自《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从晋朝开始，行政法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称作“违制律”，唐朝时又叫“职制律”’此后．历代相沿袭，条条框框越增越多。即以擅离职守这一条来讲，别说自说自话解印去职，就是跑出县境也不许。苏东坡当杭州太守，道出南京，徐州学官陈后山越境去见他一面，马上便被人弹劾。当然，杀头是不至于了，但都要挨棍子。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杜牧《寄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都说明那时州县衙门里常有县太爷请佐式官吃笞杖的事发生，诸如超编制用吏、执行公务稽留、应该值宿不到、赴任超过期限、应该请示而未请示、向上司提出违法要求等等，都会在臀部上给你留下印记。假如是县官违制，上一级衙门又可以请他吃杖，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秘书长）时，曾请县令李太简受杖二百下，几乎活活打死。事实上真打死的也有，唐宪宗时，安吉县令孙懈就是被观察使韩皋杖死，事后对韩皋的处分仅仅是罚一月俸料。《宋史》记明镐知并州时，衙门里的官员率多纨绔子弟，常因渎职或不称职，被明大老爷打板子。直到南宋理宗时，才下了一道诏令，谓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看起来那会儿好多州县官员的臀部上都挨过笞杖，连皇帝都觉得太过分了。金元两朝，打屁股的风气更盛，州县正堂违制的，由朝廷派出“天使”来“监断”，就在衙门里打给大家看，打完后，再让你继续坐大堂当官。洪皓曾出使金朝，在《松漠纪闻》里记有这样一件事：他来到河阴时，主簿出来做接待工作，道是县令卧病，临时由其代理。两人交谈时，主簿站着而不肯坐下。再一打听，原来这个衙门解送军饷误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其他人也受此罚，主簿屁股上已起了疮，不能坐了。照作者猜想，那一段时间里，河阴县的许多官员必定是站着办公的。倘凑巧有个专治臀疮的郎中来到这儿，肯定大发利市。　　　　
　　　　明朝的“廷杖”是有名的，午门前也常常打死京官，遑论州县？最著名的一次是明英宗时，山西左参政王来一口气打死十个违制不职的七品县太爷，创下“吉尼斯”纪录。不少人听惯了“刑不上大夫”，岂知这些“小夫”们还是免不了挨挨棍棒的。当然比较起来，又尤以秩外杂职辈享受这等政治待遇的机会更多些。　　　　
　　　　接下来说说州县衙门中官员的任期。南北朝以前，久任地方的事例极多，习以为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任期的规定。从隋朝开始，中央集权的意识在统治者头脑里进一步强化了，体现在任官制度上，就是州县正官三年一迁，佐式官四年一迁，免得养成尾大不掉或搞起独立王国的后患。这个措施基本上一直传承到宋元，变化也有，至多只是任期时间的上下，但必须调换是大趋势。任期一满，就得离开，去京师或者回老家，再候机会参加选任。　　　　
　　　　明清时州县官员从制度上讲也有任期限制，但为了鼓励廉政以提高地方吏治质量，常常让那些受到绅民拥护或称赞的官员，特别是正官，一直在衙门大堂上坐下去。如明初时嵩州知州吴祥，还是明成祖年间上的任，一直做到明宣宗年间，足足干了32年，竟死在任上。又如遵化知县李信，也是一做27年。清朝时，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陈汝咸放做漳浦进士，一做便是13年，后来朝廷调其　　　　
　　　　改任南靖知县，漳浦绅民闻讯挽留，竟把八字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