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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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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老百姓自行去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56）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而不用牛马拉车，“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吏·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顺序，“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清朝通典》卷9《食货》9）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马虎虎子，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重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点，更不在怠忽上，而是在玩弄上。那手法可就多了。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一向有户别、户等这些讲究。户别，就是户的分类，早在春秋时，齐国就有士、农、工、商的户口分类法，以后越搞越细，有宗室户、官员户、农户、商贾户、弟子户（即官立学校学生）、工匠户、军户、僧寺户、乐户、守陵户、驿户等等，什么户有当官享受特权的份，什么户有出钱报效国家的份，什么户承担什么样的徭役，都从这户籍分类上来。《木兰辞》里“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的根据，便是因为她们家里属于军户，该派世世代代当兵。试想，这分类权全掌握在州县衙门手里，花头精就透了。比如秦汉时，凡在弟子户籍的不仅享有免役特权，还有做官的途径，谁不想入这种户口？那就得巴结衙门，送礼塞钱。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专门有一条“法律杂抄”，大意是县令、县尉不准把隶卒一类立在弟子户名下，违者就要处分，可知这种情况当时已有发现。又比如西晋复灭后，北方大批人户南迁，东晋和南朝历届政权在编造户籍时，都面对户别混淆的严重状态，南梁时尚书令沈约说，“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通典》卷3）这“一万许钱”塞给谁呢？主要就是落入州县衙门的腰包，而买个士户的根本动机，则又如元代典制专家马端临所指出的，“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役之计也。”讲到底，逃避徭役是最关键的。花这本钱，值！可是这问题的另一面，可就惨了，免役的官户、士户、弟子户、僧户、陵户等户名越多，州县经办人腰包越鼓胀，但国家派定的徭役则有增无减，该谁充当呢？那就是广大农户和其他各色杂户倒霉了。甚至军户少了，往农户去抓兵；乐户、不够，强征良家姑娘来应差；驿户不足，便强迫种田人做工人放下活计，去赶马拉车当挑夫。本书第一章 讲到“圣谕”到县时抓夫充当和尚的笑话，这也是一种役，就扎根在户籍有别的上'面。
户别之外，还有户等的讲究，就是按照各户人丁多少、财产多少来定高低等级，又作等级承担徭役和杂赋。历朝各代，有户分九等、五等、三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分等权例由州县执掌，则是一致的。这就更是无钱贿赂者的大灾难了。“富家大室临期率以赂免，而中产下户反被均敷之害”，这是通贯2000多年的老毛病。以两宋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许多州县衙门都在定户等时贪赃枉法，任意升降，仅定州安喜一县，就将原属五等户中的3400户升作四等户，将原属四等户中的4700户升作三等户。南宋时叶衡任于潜县知县，发现这儿“户版积弊”相当严重，“富民多隐漏，贫弱困于倍输”，该属上等户的，因为塞过钱财，都变成下等户了；那些没劳力缺田产的下等户呢，因为没钱孝敬衙门官员或胥吏，倒承担了成倍的徭役。欧阳修有过一个《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道是在苛岚等偏僻县份中，甚至把十等下户内“卖水、卖柴及孤老妇人不能自存者并一例科配”，那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情景啊！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2）
徭役究竟有多少名目，繁重到何等程度，不胜缕述。这里仅举明朝时几位州县官员的“叹苦经”。《明宣宗实录》卷41中，有清河知县李信圭的抱怨，“本县地广人稀，路当要冲，南、北两京、直隶等十布政使及诸番国运送官物，俱经本县发民挽舟，初无定数；部运之官挟势多索，逼迫无厌，壮丁尽行，役及老幼。”瞧，这个清河县的地理位置不好，正当交通要冲，全县壮丁全去替官运船队拉纤还嫌人数不够，连老人小孩都上阵了。《明英宗实录》卷45中，有山西代州繁峙县官员的诉说，“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俱半。其见存者又用六十人供柴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嬗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弓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过一篇文章 ，那就更加具体了，“民当农时，方将举趾，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肩方息而提随之，稍或失御，长鞭至焉。如此而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和这种情况比照，本节开篇所引明宣宗所遇到的那位昌平农夫，还算是幸运的，他至少还有时间耕种自己的田。我们都知道徐霞客是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周游全国，实地踏勘，贡献卓著，又岂知这一部《徐霞客游记》的撰成，该当渗透多少农民们无偿服役的血汗和涕泪？作者当然不敢瞎编，只从老先生自己写的游记中便可看见。崇祯九年（1636）秋天他在广西游历时，凭地方衙门发给的一张“马牌”，走到哪儿，都由村民们用轿子把他和仆人抬着，一主一仆，连轿子带行李，要用10个夫役，有时村里面人手不够，就用“童子代舆”，“二妇人代舆”；管他代步，还得管他吃饭，“煮蛋献浆”，“以鲫为供”，“割鸡取池鱼为饷”，说起来眼泪汪汪，这些鸡呀鱼呀，就是农民们换现钱的“活银行”，都进了他老人家的肠胃。十一月廿五日那天，按公历换算是12月21日，既是星期天，又是冬至节，正该是陆廖村农民磨粉搓圆祭祖先的时刻，可听说来了个持有衙门“马牌”的先生，吓得“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徐霞客就领着仆人挨家挨户搜查，搜出两位妇女，叫她们去找人搬行李，给做饭。过会儿来了位老头，关键还在于“惧余（徐霞客自称——注）鞭其子若孙”，那“其子”为何不逃呢，原来“其子跛立”，残疾人逃不了。吃过饭，躺上老人妇人为之铺好的床，“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诚然，徐霞客毕竟还是个封建等级意识颇为浓厚的学者．让老百姓为他提供无偿徭役而动辙不满时，也就是多骂几声“奸民”？一般地摆些威风罢了。可即使如此，尚闹得鸡犬不宁，人妇慌恐，碰上那些打着“正宗”旗号派役拉夫、科配勒差的官员吏胥们，那一等虎狼之威，乡下人又何其忍受呢？就是那个和昌平农民谈话的明宣宗，不仅要对其统治时期的徭役之苛繁沉重负首要责任，而且他的个人嗜好也会转生出不少让人求死不成求生。不成的“奇役”来。“蟋蟀**叫，宣德皇帝要”。他下道“圣旨”，让那些出产蟋蟀的州县进贡善斗的虫子，这些衙门便把抓蟋蟀也编入徭役的内容，蒲松龄的《促织》，就反映了这一史实。那位华阳知县“严限追比”，而“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其结果是“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最后成名儿子的精魂化为蟋蟀，被七品老爷送进宫里后勇冠三军，于是老爷在考课中就被评为“卓异”，一高兴，免了成名的徭役，还嘱咐学官，给他在县立学校里补个名额，可怜成名儿子则如“植物人”一般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州县衙门编户典籍科派徭役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惨毒，也算是在这篇小说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暴露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四、“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1）
嘉庆十四年（1809），清仁宗颙琰坐在紫禁城里书案前，“御制”了一首《悯忠诗三十韵》，全诗300字，夹注951字，内容是褒彰一个以知县任用的官员李毓昌。中国历史上，一位皇帝为一个七品芝麻官作这样的长歌细注，并且还刊勒石碑，是十分罕见的事。这件事因一场水灾而起，又暴露了古代州县衙门在办理荒政时的不少黑幕，因此作者先将此事作为“提起”，详细内容，留待后文再叙。
严格地讲，“荒政”也是州县衙门所司户口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田要人去种，役从户上来，封建国家所以能够维持，说到底，离不开种田干活的人户。所以州县衙门既要向所辖人户征赋收税，科配徭役，又得保住人户不流失不灭绝，这任务就叫户口保养，所谓“养鸡取蛋”吧。保养户口的措施，有抚幼、恤贫、养老等多种形式，本书第二章 中所谓“生、老、病、死”之类全是，这儿就简省笔墨了。户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向来是考核州县官员的一项重要内容，还涉及到老爷们的收入、衙门里的编制，所以这保养人户的措施中又得加上一条招抚逃流人口。比如南宋高宗初年，曾有臣工给皇帝上疏建议道，“兵火之后，全在官吏招集流移，乞将，州县最亲民官初到任日，据见（现）存户口二税批上印纸，候任满日，再据户口二税批签。罢任，若任内招诱户口、二税增加者，书为课最，别有迁擢。若任内不能招诱户口二税，或复有减少者，书为课殿，亦置典宪。（《宋会要辑稿·食货》）这建议换成·白话讲；就是州县官员上任前，要记录一下当地的户数口数和户口两税的征收数，等他任满时，再做一次记录。如果有增加，就考为上等升官，倘是相反，就考为末等，还要议处。以一个州县正堂一任三年计，三年内有人出生，也有人死亡，设法较大幅度地增加户、口数目，就是所谓“招集流移”了。“流移”又是哪来的？就是逃亡户口，因此还得限制逃亡，比如北宋时就对州县官员；肓个诏令，“县有逃户破五十者，（县）令、佐（官）降下考；若百户，殿三选；二百户，停所居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有了这几条杠杠，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升官，也有不少州县官员因此罢职。比如高赋做唐州知州，招募两河流民垦田，及其去任日，增户11380家，增田31300余顷，“玺书褒谕，宣布治状以劝天下”，《宋史·高赋传》立为天下县官都要向其学习的榜样。反过来，蔡州知州高如晦在任内，流失主户2509家，损失国赋53000余贯，“诏下御史狱案其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这种措施，从本意上来讲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州县衙门倘认真执行，对于稳定社会、增殖人口和发展生产，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老和尚的真经到了歪嘴小和尚那里，常常会走调，历史上，州县衙门在户口保养上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强制老百姓拆户，或者将客户升作主户；又比如拼命搜刮，赋税增加了，再捏报户口增加；再就是邻州邻县互相“挖墙角”。反正中国官场上做老爷者，官僚主义胚子居多，只要纸面上形式上有成绩反映出来，大半是行得通的。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户口逃亡现象呢？原因可多了，徭役受不了要逃，赋税拖欠多了要逃，战火烧过来了也要逃。但是，最通常的原因，莫过于灾荒了，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弄得粮食减产乃至颗粒无收，要想活命，就只有出逃一条路。倘若这也不是生途，那就只有造反了。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如兵祸、匪患或农民暴动等，十有八九和灾荒互成因果关系。天下之治起于州县，天下之乱也起于州县，总结出了这条教训，历代封建政府便都将举办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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