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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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误了农时，可这又给土豪劣绅们钻了空子，霸占别人产业妻女时，专拣不受理告状的日子干。到了明清时，这种“务限”制度改进了．变成定期“放告”，就是每个月都有几天规定的受理民事诉讼的日期，刑事案件则随时可诉。但这种诉讼制度趋向进步的另一面，就是“招引告讦”益加方便了。·“泛滥追呼”之害，紧随兴讼而来，民事案件有两造，有中保，有家长，有族人；刑事案件有苦主，有尸亲，有见证，有邻右，通通打在网里，正可一一勒索。《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急忙逃走。衙门里接到报案后能干些什么事呢？鲁达的房东被抓起来，两家邻舍被抓起来，郑屠家的老小邻右人等，也教一并拘集。至于“贼开花”之类，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哕嗦。假如是命案，则还有一道验尸手续，有时是县尉带着刑房仵作去现场勘验，有时是知县大人亲自出马，还得填写“尸格”（验尸报告单）。尸格填写完后，还要“指出四下扶同甘结”，这“四下”就是尸亲、被告（包括正凶、帮凶或嫌疑犯）、邻居、见证等，然后全押回衙门，或投入监狱，或暂押班房，于是又有“淹延囚系”一害，也叫“淹狱”。管监狱、班房的狱吏、牢子、禁卒一类，在里面拼命折磨被羁押者，这些人的家属就得赶快塞钱，再设法向老爷、师爷、大爷、二爷、老典、刑房书办等各道关口打点，争取办个“取、保候审”。能够保出的那些人，照例都是见证、邻居之类，剩下来的那些人，还有得是活罪要受，常见的现象就是传而不讯，讯而不审，审而不决，月复一月地拖下去。如宋人张舜民著《画墁录》载，宋仁宗时，有个妇女因奸情入狱，进监牢时正怀孕，到案件审结出狱时，已抱着一个“发被面，齿满口”的孩子了。南宋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有一段揭发，大致可看作是历代州县衙门办案的通病：“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惨酷用刑”之害、“听讼不审”之害、“断狱不公”之害，自然而然地相继产生，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好在历代名狱冤案，戏曲小说中详细描绘极多，毋需作者饶舌了。　　　　
　　　　最后，州县衙门中究竟由哪位坐大堂当主审的问题，倒是值得一说的。许多人由戏剧小说传奇之类中得出的印象，似乎审案听讼总归是七晶正堂的事，其实不然。按制度，审案须由知县负主要责任，但也完全可以根据不同讼案的性质或案情轻重程度，委托佐式去主审；或者案件定论后呈报上司复核时，上司不满意，也可以指名道姓要原审衙门中某县丞某县尉重新审过。比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就收有一篇上级主管部门致某县署的训词——　　　　
　　　　知县不能了事，以本司为推手之地。且如张琪系词人，全不责问的实；项辛一系停赌席之人，岂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被论人，全不曾与词主对实。今将枝蔓人一例具解，累累而前，可见谬政。案责付原解人管押，改委赵县丞，请著起精神，将要切人逐一对实，其无干碍人即与著家。知县毋得泛扰，限十日了绝，违追承吏。　　　　
　　　　很显然，这位原审知县办了几件案子，牵丝挂笼抓了一大批人，审结上报后，上司很恼火，驳回并指名由县丞再审，还警告知县不得干扰。县丞是知县的第一副手，县尉有管理治安责任，他们主审案件，应说是顺理成章　的。此外，主管簿书、赋税等务的主簿，也可以主审案件，但一般多限于民事诉讼。《樵书》上记有一则主簿断狱事，十分出名，谓南宋宁宗时，华元龙在湘阴县任主簿。有万俟离子孙与岳氏争田，久而不决，案子转到主簿廨审理，华主簿立即判决道：“岳武穆—代忠臣，万俟离助（秦）桧逆贼，虽籍其家，不足以谢天下，安敢与岳氏争田？田归岳氏。”当然，佐式审案，全带有主管委托或上级指派性质，倘若他们单独受理讼词而不经过县衙刑房、招房等机构并由正堂老爷的签押房转来，那就是违制了。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六、割鸡也得用牛刀

　　　　《论语·阳货》里，记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时，孔子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当县宰。有一天，孔子带着另外几个学生去看他，才进武城，到处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原来子游这位父母官上任后，花大力气抓了礼乐教育，所以老百姓都能作弦歌了。孔夫，子莞尔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么一块小地方，哪用此大道啊？子游马上反驳老师：“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听使唤。”孔夫子一听，大为高兴，转过身来对另几个学生说：“你们几个都听清楚了，他讲得很对！我刚才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　　　　
　　　　据作者所见，这大约是最早的关于礼教治县的记录了。及西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这个传统得到继承与光大，也成为州县衙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具体的内容呢？最最表面的文章　，是祭孔；比较实在一点的，就是兴学。朱元璋说学校是风化之原，应该承认他讲得有道理。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在广东徐闻县做过典史，职掌是协助知县分管治安风化这些事，当地人俗好勇斗轻生，不知礼义，有违治安的事当然不会少。于是这位《牡丹亭》的作者就从根治上着手，在县城西门塘畔办了一所·　　　　
　　　　“贵生书院”，共有12间教室，并亲自去书院讲课，·据《徐闻县志》记载，汤典史讲课时，“户屦常满，廨　　　　
　　　　舍不容”，看起来是抓出点成效了。　　　　
　　　　按制度，州县官学都有教授、教谕一类学官负责，恒州县正官也有时时关心的职责，科举出身的老爷们，应该常去学校里和秀才们讨论经书。此外，定期出题目考试学生，也是州县正堂的日常工作，那些花钱买官做的老爷们，就把这些事委托给师爷们代劳。明清时代的科举规矩，分县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个等级，县试由知县任主考官和阅卷官，换句话讲，天下秀才，都从州县老爷那枝笔下讨出身。《妙香室丛话》里记有一件趣事，说是某知县因公事离署，由县主簿代理正堂，这个主簿本来是刑房仵作，后来补吏，再由吏道得官，熬资格熬到了主簿，说起策论诗赋这些东西来，那是一窍不通的。偏偏县试的日期到了，既然是代理知县，·那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好在还有幕僚们相帮，拟了一道八股文的题目，叫《何伤哉》。报考的童生中，有个“代书”（即衙门指定替人书写状纸者），破题时犯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老毛病，写道“伤痕难辨，於所受者审其是焉”。那主簿还要装模作样看试卷，别的都看不懂，唯有这一份最对他胃口，亲笔批道：“此文周身细看，浅深部位，一丝不走，只结尾处尚少‘余无别故’四字。”他还以为这则可伤哉》是在考验尸知识呢，惹得师爷们传为笑谈。，‘反过来，也有果真爱才如命而闹出笑话的，《南事笔记》载李紫礅当元和知县时，很注重对人才的拔擢。某年省署学政举办考试，有个童生冒籍（即冒。充本地籍贯）去考，被人检举出来。李紫璈很赏识这冒籍者，亲自去学政那儿替他说情，学政嫌其多·事，置诸不理。李大人气哼哼退出来，正遇上那个自己没水平、又爱嫉妒别人的检举者，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去动手就揍。县太爷和劣廪生打架，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马上便有那些二爷三小子们一起上前，硬把他推进轿子抬走了。，　　　　
　　　　推行礼教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旌表节妇义士、孝子贤孙等。地方上出了割股疗亲的孝子、奉祖弥谨的贤孙、守寡抚孤的节妇、为民除害的义士，州县官员都应及时向上级申报，事迹特殊的，还要一直申报到朝廷。奖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或者是县官亲自上门慰问，或者是请到州县衙门里赴宴，再用旗帜鼓乐送回家里，或者是为其在闾里前立一座牌坊，诸如懿孝坊、寿母坊、贞节坛等。够上旌表的人户，有减赋免役等优惠待遇；立过牌坊后，还可泽及宗亲族人，不少悲剧又缘此发生。比如族内出了个青年守寡的妇女，族里人为争取弄到一座贞节牌坊，就用尽手段不许她改嫁。至如割股疗夫、取肝救母之类愚蠢的事儿，更是难以统　　　　
　　　　计。明朝洪武年间，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因母亲生病，割胁入药，服之不愈，又祷于神，许愿说如能使母亲病愈，愿杀子以祀。后来母亲病好了，他果真把一个已有三岁的儿子杀了祀神。这算是“孝”行呢还算是恶行？州县衙门吃不准，省署也吃不准，一直上报到中央，明太祖朱元璋闻之大怒，道是“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下旨将江伯儿逮起来，打100杖，发配海南。从此，又有了割股疗亲不许旌表的新规定。（《典故纪闻》卷5）一部廿五史，“孝义传”、“烈女传”等不绝于书，这都是历代州县衙门用“牛刀割鸡”的成果。　　　　
　　　　州县衙门要抓“好人好事”表彰推广，也要抓“坏人坏事”树反面典型，“或身居子职，有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则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分争，遽兴骨肉之讼”，（《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这些事都要责以大义，教育开导，令其悔过自新；教之不改的话，就要张榜公布，让你恶名远扬。明朝时，还有个“申明亭”制度，府、州、县及乡里，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有过犯者，书其过、榜其名于亭上，使大家受教育。此外，向老百姓宣传皇帝的“圣谕”和“大诰”等，也是州县衙门的任务，有关情形已在本书第一章　里介绍过，不再泼墨。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七、无所不管的“父母官”

　　　　武松打虎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不过景阳冈山神庙门上那一张阳谷县衙门的榜文，却不太为人注意，或者是注意到了，亦不曾因此发生联想。这张盖有衙门印信的告示，规定“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连走山路的时间和形式，州县衙门也得管起来，这才体现出“父母官”的“亲民”特色，也是中国封建政府的一贯特色一一至少从形式上讲，社会上任何类型的阶层、任何性质的事象，全得兜起来，管着点，这无所不管的原始职责哩，就归州县衙门掌握。　　　　
　　　　市场要管。集市商肆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和生产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集市办在什么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然后，对斛、斗、秤、尺等度量衡器，都要定时检验；又有设“公平秤”的，如明代时六合县，“各市贸易之所，其斛斗秤尺，大小不一，民缘为奸。嘉靖三十年，知县董邦政立于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嘉靖六合县志》卷1）物价平抑也由衙门主管，这涉及到市场秩序是否稳定，生意贸易是否正常，也就关系到政府的统治是否巩固。《春渚纪闻》载北宋后期宗泽在开封府坐衙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於前者”。他叫衙门里的厨师去市场买来面粉，照着市场上出售的笼饼也蒸一笼，然后估价，—枚值六钱，再看市价，一枚要卖二十钱。于是把饼坊里的人叫来责问，那人说“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宗泽拿出衙厨里做的饼来说，“此饼会汁面工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将出令止作八钱，敢增价者斩。”这张告示一贴出去，饼价全降到八钱一枚，也没人敢闭肆罢市。以后，“其他物价并减”。　　　　
　　　　治安要管。治安的涵义，大莫过于防盗防火。就防盗言，除驻军外，历来州县及各乡都有警铺、巡铺一类设置，巡夜敲锣击梆是一种轮流承担的劳役，一处有警，众铺响应。防火制度依附在防盗设施上，如明代时宛千县“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每铺立铺头火夫三、五人，而统之以总甲；城外各村，随地方远近，分为若干保甲，每保设牌甲若干人。凡地方有人命、倒卧、盗贼、火烛，必报，风雨寒暑不敢后，而又有守宿、灯烛之费”。　　　　
　　　　（《宛署杂记》）《老残游记》里写到老残在齐河县住旅店，半夜起火，众人皆“知道县官必来看火”。果然，正慌乱间，知县大老爷就坐着轿子赶来了。《坦园日记》里，还记有乡人建谯，知县亲自带人弹压的事，可知凡有热闹之事、人多之处，这份维持秩序的担戴，必须是落在州县衙门肩上的。　　　　
　　　　陋俗要管。比如赌坊、私娼、杀牛卖肉这些，都属于违法现象或不良习气，州县衙门除了出示明禁外，还得去捉拿，但这些歪风邪气很难禁绝，一般来说，衙中胥吏都和搞这些活动的地棍流氓辈有勾结，或本身就包娼包赌者。明清时，许多老典（典吏）就专靠收取这些场所的“月敬”、“节敬”当外快。还有淫祠、会赛、乱婚、溺女这些，也都是陋俗，均在衙门禁管之列，认定是淫祠的折毁；断定是荒诞无稽的会赛就取消；不符合法律和礼义的婚俗，就要引导大家革除。明清时代，尤其是清朝后期，缠脚、吸鸦片烟这些现象，也都是陋俗，各州县衙门都有设禁或劝导的责任。四川仪陇县双盘公社高石坎大队靠古驿道旁，曾发现一块明代万历九年（1581）时的官府石刻告示，“今后男婚配应在一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母，重责枷号”。（《四川日报》1983年3月6日）瞧，那会儿人口思想有了转变，连早婚早育也划在陋俗中而要有衙门管着些了。此外，在许多衙门看来，唱小曲、唱鼓子词、演髦儿戏等，也是陋俗，宜行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