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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诧为有意顾盼，或许是红人了）复趋衙投刺，道贺咸升堂。向人学打恭，那敢相遗忘。槐厅别有坐，膜拜身翱翔。岂是张禁尉，因揖声名扬。何其劳心力，碌碌多奔忙。渊明纵高士，折腰原不妨。月吉必朝服，早已垂篇章　。上古久有此，何况官如郎。解嘲旧有例，掷管神洋洋。这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冠冕堂皇”吧？　　　　
　　　　最后，“过节”也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中国古代的法定节日，通称“三大节”，即“万寿”、“元旦”和“冬至”（也有些朝代以夏至替换冬至，别称“长至”），所谓“万寿”，也就是当朝皇帝的生日。每逢这“三大节”的早晨，地方主官要把写有“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请出来，香案供奉，张灯结彩，并率领合衙佐杂行礼朝贺。以明朝的制度为例，据《典故纪闻》载，“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因为这也是允许老百姓一起参加的大典，大大小小的乌纱帽们又视其为抖露两手表演“团体操”的绝好机会，早早排练过好几回。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十四拜变成了九拜，“至宣德时，以安庆府潜山县知县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门仍旧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看来这位俞大人是嫌九拜还不过瘾。　　　　
　　　　“三大节”外，诸如上元、端午、中秋、重阳等民俗节日，也要铺张热闹一番，不仅是为了“装门面”，也缘于这些都是趁机扰民生财的好题目。这里引录一段南宋人真德秀所写的《劝谕事件於后》，便可略知一般状况：“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风，或於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或於寺院科配钱物，并措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乐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此集乃宋人编纂的官府公文及诉讼判决书汇编）像这些现象，放在京都官员中，是不太容易办到的。这就叫“衙门做节，百姓作孽”。如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说的一件事更妙，谓绍兴主官刘狱云用黄纸印刷“龙牌”，饬差传谕居民购买供奉，每纸售钱24文，共售出1万余张，真是“创收”有道啊。　　　　
　　　　山呼舞蹈之后，接下来就是大吃大喝。观剧狎妓，皆是保留项目。更有趣味的是，衙门里也组织机关节日舞会，即便是平素做惯道貌岸然模样的县太爷，此刻亦得意忘形，和同寅、属吏以及歌伎、舞女们一起狂欢。明人彭大翼所著《山堂肆考》上说，商则当廪丘县尉时，为官清廉，而县令、县丞等皆贪污。在衙门里举办的节日舞会上，县令率领大家一块跳舞，商则仅仅做了两个旋转动作。县令问他为什么两个手不摆动？他回答说：“长官动手，赞府（指县丞）亦动手，县尉再动手的话，百姓还有活路吗？”于是全场大笑，有人幽默道：“令丞皆动手，县尉止回身。”当然，这只能算是“装门面”过程中不多出现的扫兴事，况且也当成佐料给消化了。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话说芝麻绿豆官

　　　　“本是朝阳凤，何为集树鸦？　　　　
　　　　每当喧鼓吹，便已走纷孥。　　　　
　　　　聚似闻膻蚁，来如赴壑蛇。　　　　
　　　　三三还五五，戢翼静无许。”　　　　
　　　　这是清人裘慎甫所著之《州县雅号诗》的第一首，题为《鸦集》。读过前一节的人，当已知晓这是合县官吏僚属聚齐衙门摆“衙参”的一个镜头。如果我们把衙门当作一个舞台的话，现在是道具设备均已表述一清，场景幕次也经编排就序，趁此各等角色“鸦集”的机会，我们不妨再来依次瞧瞧，这班“三三还五五”、生旦净末丑，都是些什么脸谱呢？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一、“亲民之官”县太爷

　　　　许多看过豫剧《七品芝麻官》的人，都对那位虽似可笑而确实可敬的县太爷唐成，留有深刻印象。不过，回头来品嚼剧名，什么叫“七品”？又为何叫“芝麻官”？不少人都不甚了了。下面就从县官的名称变化和各种别号说起。　　　　
　　　　从本书导言里，读者已经知道了，县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地方行政区划机构，除了春秋时一度出现过县比郡大的例外，它一直是最基层的建制，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看上去竟是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把“芝麻官”这个别号赠给主持县政的官员，倒也是顺理成章　的。但是，也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县官”之称，最早是天子的代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上说周亚夫的儿子克扣庸夫工钱，“庸知其盗卖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累及周亚夫也被关押廷尉，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县官”的器用就是如此尊贵吗？看看司马贞的索隐，真相便可大白，　　　　
　　　　“县官谓天子也。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官》王畿内县即国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而在正式的官职名称上，县衙的首席叫法，倒是向来避开这个“官”字的，西周时称县正，战国及秦汉时称县令和县长，王莽代汉时，又改县令曰宰，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五代，再回归县令之称，北宋时又改称知县，而明、清因袭不变，夹在其间的元朝则呼作达鲁花赤。由此可知，县官这一通俗的称谓，至少是司马迁以后才逐渐普及开的。说到“七晶”，也有个拐弯抹角的来历：秦朝时，当官的都以所佩印绶的质地和颜色来表示官阶高低，县令一般是铜印墨绶；到了西汉，俸禄也成为区别官吏职别大小的标准，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至一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魏晋时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此后几乎每个朝代都将官吏分为九品，每一晶又有正、从两级，合起来便是九品十八级。隋代时京县县令为正五品，诸县令为从六品；唐朝时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次，上县令是从六品，下县令才从七品；到了宋代，知县的最高品级是正七品；明清时，除京县外，所有知县均定为正七品。显而易见，由秦迄清，县太爷的流品是呈逐渐下降趋势的，俟明清时代定格之后，便有了“七品芝麻官”的通称。　　　　
　　　　别看县官的品位越往后越降格，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比如汉朝时，尽管有郎官出宰百里之语，有资历的尚书郎方能出任县令，但事实上真肯兴致勃勃去干者，多以夤缘而得，为得是捞钱肥私容易些，并非士人所乐为。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上说刘备领荆州时，派庞统去耒阳当代理县令，庞统到任后根本不管事，结果被就地免职。后来还是鲁肃写信给刘备替他说情，谓“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得给他更显要的差使干，“始当展其骥足耳”，于是一下子提拔到和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其实分析一下这段掌故的前前后后，就是号称“凤雏”的庞统看不起县官职务，而刘备亦承认做好一个县官，也不过是“百里之才”。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情况开始起变化，如晋制规定，“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南朝宋齐梁陈几代间，出过不少名县令。北魏的孝文帝搞汉化改革，亦很重视县级政权的组建，特别规定，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与此同时，对县令的俸禄也作了调整，如北平府长史裴聿和中书侍郎崔亮，论官职都比县令要高，可物质待遇反而不如，所以孝文帝特别让他们分别兼任野王县令和温县令，以示优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同僚的羡慕。（转引自《渊鉴类涵》卷116）倘若陶渊明活到那会儿，就不会发“五斗米”之类的牢骚了。不过过于优厚的待遇，又导致了另一种倾向出现：不少别有用心者开始想方设法钻营县令的位置，及至北魏末年时，“宰县者多厮役，士流皆耻为之；入北齐，其风更甚”。（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5）于是再来一次制度上的更张，强调出任县令者必须是士族出身。最出名的是天统年间（公元565—569）那一回，朝廷将事先秘密选定的许多士族子弟统统召到神武门前，特令亲王高睿亲自“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当场分派去各地担任县令。（《北齐书·元文遥传》卷38）　　　　
　　　　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制度开始在中国确立，州县一级的官职如县丞、县尉、主簿等，往往成为科第中人进身仕宦的起步之阶，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门考试从选人中注授；制度还规定没有担任过州县职务的人，一律不得出任台省官员，从而完全实现了“宰相必起於州郡”的用人主张。验之实际，唐宋时大多数宰相都有过在州县当官任事的经历。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是连“小鲜”也没“烹”过的人，又怎样放心让他“治大国”呢？所以得让他从“七品芝麻官”这一档次上慢慢磨练起来。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更加注重对州县首席的挑选任命，区别于过去的做法是不再拘泥于非科举出身的资格不可，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严格的考核上。《明史·职官志》上说，“洪武元年（1368），征天下贤才为府、州、县职，敕命厚赐，以励其廉耻，又敕谕之至于再。”全国共有1170余个知县，几乎都在赴任前接受过朱元璋的亲自接见和告诫。上任以后，凡清廉正直的，朝廷还要派专人前往慰劳，增加俸禄或额外给一笔奖金。任期满后考核优异者，就可以调到京里当六部主事一类的官职，也算是熬出了升迁资格。清朝沿用明朝的办法，雍正皇帝有一篇专门告诫州县官的训话：“国家最重视吏治，你们都是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是吏治的起始。一个行省的吏治，也就同一所房子的建造一样。总督、巡抚是栋梁，司官道员是围墙，州牧县令哩，就是基础。《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以说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县。假如州县官的品行不端，就是基础没立好，于是房子也不会牢固。先皇（即康熙）临御六十一年，洞察州县官的重要，所以才特别创行引见制度，当面咨询考察，至详至慎啊！”（转引自单士魁《清代档案丛谈》）读者可特别注意这篇训话里的“亲民之官”的提法，在皇帝看来，封建国家的一切政事庶务，诸如理财、劝农、赋税、兴学、讼狱、保甲、祀神、驿递、水利、仓库等等，无一不从州县开始做起，虽说好多职掌也都分派了专人，但总领而稽核的，述是州县首席，从而成为代表皇上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象征。所谓“亲民之官”，正是这个涵义。深刻体会了这层涵义，也就不难理解历朝各代对州县主官的选任何以会越来越重视的历史走向了。至于自古以来，“亲民之官”中果真廉洁称职者总归是极少数人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亲民之官”以外，县令或知县的其它称谓还有大令、邑令、邑宰、大尹、宰官、堂翁、明府、琴堂、墨绶等等，这里面有些是不同朝代的不同官称，有些是取义于古人成句或典章　制度，但一般多通行在官场上或书面语言中。而在老百姓的口头上，则另有“县太爷”、“老父台”、“父母官”等各种叫法，其间“父母官”的含义，也是从“亲民之官”转化而来，不过又添加进去了当父母的在处理子女事务时要慈爱公道的意思。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二、二尹、三衙、四老典（1）

　　　　喜爱韩愈文章　的读者，应该欣赏过《蓝田县丞厅壁记》这一篇，总共才300来字，选家颂为“韩愈散文艺术中的一颗明珠”。这篇短文，是元和十年（815）韩愈出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时，应其在蓝田县丞任上的好友崔斯立所请而写了寄去的。壁记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据《封氏闻见记》载：“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州县衙　　　　
　　　　门里的官儿，虽然小到绿豆芝麻那么一点点，但也各有各的廨署官厅，墙上也少不了一篇乃至几篇壁记，诸如李白的《兖州任城县令厅壁记》、白居易的《许昌县令新厅壁记》、杜牧的《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以及柳宗元的《武功县丞厅壁记》等，都和韩愈的这篇一样，堪称州县衙门文化中的传世名作，也是后人研究封建社会基层官吏的宝贵资料。我们对县太爷以下的佐式官的了解，也不妨由此入手——“丞之职，所以式令，於一邑，无所不当问。”这是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之开篇第一句。寥寥十余字，点明了县丞在衙门里的地位和职掌：仅仅比县令次一等，凡一县之政，都应当过问，是县令的重要佐官，因而又有“式令”之称。还因为元朝时县官也叫“大尹”，所以后来人们又称县丞为“二尹”。　　　　
　　　　二尹这把交椅，远在春秋时就有了，到秦汉时成为普遍制度。凡县令（长）之下，“皆有丞”（《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如京县和特级县的衙署里，还要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丞，如东汉时洛阳令下置三丞，唐朝时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六县各置两县丞。二尹多了，当然不能个个都是“二掌柜”的角色，于是便有分工，比如明朝时宛平有粮马县丞和军匠县丞各一员，这就算具体职掌了。其实，即便是在只设一个县丞的普通县份里，果真和县令一样浮在上头无所不管的现象也不多见，一般都具体再分掌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公务，如东汉时多以县丞统管文书、诸曹并典知仓库，明朝时多以县丞分掌粮马、巡捕。假如县令一职因发生告病、丁忧、解任、调任、殉职等种种情况而暂时空缺的话，县丞便有代理县令综理一切的责任，至于平时能否真正做一个无所不问的二尹，实在是要看各人的能耐了。明朝孝宗初年，滦州知州潘龄曾专门上疏说，州县官署正官和佐官一起共事，因彼此心志不同，常发生矛盾，正官稍加规正，马上会惹起争端，佐官“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希望能加以更换，区别善恶。揣摩潘龄言之由来，大概是和他的佐式们闹了意见。但都察院对这份上疏的处理意见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