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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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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更换，区别善恶。揣摩潘龄言之由来，大概是和他的佐式们闹了意见。但都察院对这份上疏的处理意见是：以后凡发生“佐式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脏滥不法者，许佐式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6）
佐式何以胆敢同正官相抗？朝廷又何以公然授其“申禀举行”的权利呢？说到底，他们大小也是一个县级官员，其来历和正官一样，也都是由朝廷委派的。《后汉书·安帝纪》上说，元初六年（119）春天，皇帝诏三府在椽属中选拔15人，光禄勋与中郎将在孝廉郎中选拔50人，一起派到地方上去出任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是为两汉时地方官署中正佐官员皆由君主任命、“本钱”相当之明证。隋唐时搞了科举制度后，县丞、县尉、主簿等官员，就多从进士里选拔了。宋金时对县丞的选任更严格一些，如宋朝规定，县丞必须是取得科举中殿，试及第出身并担任过幕府官员的，才能充任。南宋大文学家杨万里的仕宦起家，就是这么一个经历：先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然后去赣州当了一段时间的幕府官，管理户口，接着才调到永州干零陵县县丞。他离去零陵时，已是绍兴三十二年（1162）了。一个新科进士登第已有8年，也只不过在州县衙门中当个二尹，这让不太熟悉古代官制而总以为进士是多么了不起的角色之读者看来，确实是难以想象啊。金朝时，干脆把科举等次和佐式选派直接挂钩，凡进士下甲及第的，授予县丞，凡特赐同进士出身的，先授下县主簿；二授中县主簿，三任方得为县丞。明清时的县丞，主要从监生中选拔。不过还是由朝廷直接任命，如明末抗清志．士金声所撰《告邑人送何二尹文》中，即有所谓“奉
天子命而来尹此”一语。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有一则二尹开衙耍威风的实录：名士周剋游嘉善，借住当地人柯氏家里，柯家饶有园林之胜，周剋游园望月，偶成佳句，恬吟密咏，彻夜无眠。偏巧柯园和县丞官署贴邻，李县丞嫌这个酸名士半夜吟诗扰了他的清梦，派人把周剋抓了来，噼噼啪啪连赏几十板子，然后逐出。若问这个二尹的品级，隋唐时上县县丞亦不过从八品，下县的县丞才从九品，明清时，总算一律调整为正八品了，假如“七品芝麻官”这个词儿坐实的话，他连“芝麻”还够不上哩。
回头再；看韩愈的那篇《壁记》：“（丞）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顷着这个“其下”，老百姓往往又在习惯上把县主簿叫作“三衙”。
寻溯原始，主簿本是汉以后的通用官名，以管理文书为职掌。不过仔细推敲起来，京朝官寺中的主簿和州县衙门中的主簿，实在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相当于秘书长，后者则是正规的事务官，负责户籍、赋税等具体工作。如前所述，主簿和县尉一样，都是隋唐及宋金时科举出身者初入宦途的起点。北宋时韩侣和李若谷曾并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据《邵氏见闻录》载，两人未登第时都穷得很，一起去开封参加科考，统共才一席一毡，还分割使用。假如出门拜客，还要硬装门面，轮流当主人和听差。后来李若谷中了进士，选授许州长社县主簿，上任时赶着匹驴子让老婆坐，韩*替他挑个箱子。将近长社县还有30里模样时，李对韩说，恐怕县吏要来迎接了，箱子里只有600个小钱，到那时开箱多难为情啊。于是打开箱子，两人各取一半，大哭一场挥泪告别。以后，韩*也中了进士，两家世为婚姻不绝。
但是你又不能光瞧见600个小钱穷上任的这一面，这把州县主簿的小交椅既然放在掌管一方赋税簿籍上面，无本生利的机会便是一年到头不会中断。就拿韩*和李若谷所处的宋代来讲，当时政府依土地资产的多少区定民籍为5等，又根据5等版簿来科派赋役。这种5等版簿的修造工作，照例由州县主簿领导。有钱的人家为求降低户等减免赋役，便塞钱送礼给主簿行贿，没钱行贿的小百姓呢，他会伙同吏胥，把你家里的农具、鸡鸭等全估成资产，让你无端地升一个户等。再如征收赋税时，勾销名簿的工作也该由主簿负责，表明税额已经交清。于是这枝笔又可用来和银钱作交换，结果是当勾的不勾，不当勾的倒勾去了，“贫民—厂户，致有已纳而更输；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于幸免”。（《玫瑰集》卷26《论主簿差出之弊》）
主簿的品秩，又要比县丞低一等，到明清时，一般县份的主簿，都是正九品。不过这比起唐代来还体面些，唐朝时京县主簿是从八品，下县主簿只有从九品上。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二、二尹、三衙、四老典（2）
唐宋时代，人们又每将主簿与县尉并称，通呼作“簿尉”，但顺序上还是排出了前后：一个县尉门中，主簿是老三，县尉是老四。明朝开始，县尉这个职称没有了，另以典史敷充其职，老百姓在习惯上叫作“四老典”或“四爷”。此外，县令称“正堂”的话，县丞便叫“左堂”，县尉或典吏便叫“右堂”，不过这又是绅士们的叫法了。
从头讲起的话，县尉是秦汉时就已确立下来的官职。紧随东汉其后，魏、蜀、吴三国的缔造者，都是县署丞尉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记，孙坚先是受朝廷除授任盐渎县丞，几年后调任盱贻县丞，又转任下邳县丞。曹操的起家是“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洛阳是京县，这种县尉有4个，曹操是分管北部治安的。据《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说，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疆，皆棒杀之”。甚至连权宦蹇硕的叔父亦不能幸免，只因犯了不许夜行的禁令，便被他活活打死。皇帝周围的人看着他讨厌，又抓不到把柄中伤他，于是故意说他好话，给提升一下，撵到顿丘去当县令。刘备是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被委派到安喜当县尉的。《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把这段情节移到张飞身上，未免辱没刘备本色。“解绶”的描写，说明当时的县尉就有印绶；“初入尉廨”，又说明县尉也有独自的衙署；至于杖杀权宦叔父的行迹，就更说明两汉时小小县尉的威风了。
隋唐时代，县尉的职掌依然承袭汉晋，还是主管一县治安。长安有四尉，大县有二尉，其它县则一县一尉。可是曹操的那等威风，这会儿全没了，品秩则每况愈下，京县尉是从八品下，下县尉是从九品下，比主簿更卑微，挤到了九品十八级的最低层。
前已有述，簿尉品秩虽微，然科第出身之士人初入仕途，仍须由此而进。有唐一代，几多名人，都有当县尉的经历。比如白居易登第后，曾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多少得意，可是他得去周至当县尉；此外像柳宗元当蓝田县尉，贾岛当长江县尉，温庭筠当随州县尉等，皆属此类。现在想想，那么多大文豪都一个个坐在小县城的“警察局长”位置上，成天忙着去执行捕盗抓匪的事，未免有些滑稽，可这在古代却是极正常的现象。宋朝的制度，也因袭唐朝，宗泽登第后便以馆陶县尉起家，专门带着人抓逃兵；还有那位权相蔡京，亦是从钱塘县尉做起，《夷坚志》上还记有他带人去阳村巡捕的故事。历史上发生过的宋江起义，在《水浒传》里被渲染得轰轰烈烈，但不少史料都说明曾有一个小小的县尉做过起义军的劲敌。
如葛胜仲《丹阳集》里有篇《承议郎王公墓志铭》，记曰：“公王氏，讳登，……男长曰师醇，次日师心，……其后师心为海州沭阳县尉，遇京东剧贼数干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追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一道赖以安堵。”“京东剧贼”是什么人呢？又有汪应辰《文定集》中的《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可以参证：“公讳师心。……登
政和八年进士第，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追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类似王师心这种以县尉职守“御盗”的事例，还可以从宋代史料中找出很多，如《宋会要》记政和五年时，“叙州南溪县尉张钧躬亲率领保正等，捕获放水强盗贼人软落亨等同伙一十五人”。《东都事略》记方腊起义时，缙云县尉詹良臣曾率弓兵前往镇压。
元朝时县尉官职依然存在，官廨称巡尉司，但同时又有了典史这种官称。从明朝起县尉被取消了，原先的职掌大致被剖成两个部分，大抵狱囚警逻等归典史主管，还有些巡防、弹压、捕盗等事务，酌情分归巡检。清朝沿袭了明制，也是每个州县设典史一员，但又于分管范围外，常常充任县衙门里的事务官角色，故而又被叫作吏目。吏目是吏胥的头儿，又是官员行列的尾巴。尤其令人注目的变化是，明清时代的典史品秩更低下，连九品十八级中最后一级也没巴结上，这叫“未入流”，不过“未入流”也还是官身，而且依循它前身是县尉的旧观念，通常也被看成是佐式圈子内的一员，可以升转，也可能有代理主簿、县丞甚至是知县职务的机会。吴伟业著《鹿樵纪闻》，述明末清兵下江南史实，谓江阴典史阎应元以防御海贼顾三麻有功，升做英德县主簿。还没来得及赴任，清军把江阴县围住了，这时候县衙门里负实际责任的，是刚刚接任的典史陈明遇。陈明遇再特意把阎应元请回衙门，
由绅民共推为代理县令，领导了悲壮的江阴守城战。和过去的县尉当由朝廷委派一样，典史仍由吏部除授，阎应元是北通州人，却被派到南方来当这个“未入流”。
在明清史上，阎应元是典史辈中较出名的一位，后来江阴人还为他修了阎典史祠。而清人李宝嘉所著《官场现形记》里，则塑造了几个文学的典史，对读者们了解典史是怎样搞钱肥私的，倒很有些认识价值。那位在全书开场不久便亮相的钱伯芳钱典史，据他妹夫王乡绅向王孝廉介绍，“虽然只做得一任，任上的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这官才不算白做。”王孝廉听说钱典史会通路子，便问“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岂知钱典史也有个理论——“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的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所以反不及做典史的，倒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
会不会“做”典史的真诀，算是被他点到要害了。明清时老百姓有句口头禅，云：“要钱典史，不要钱御史。”意思是御史有弹劾维纪之责，面子上部要做得清廉一点，而典史则不同，全无体制尊贵的顾忌，即如钱伯芳自言的，“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贪婪已成了他们的共性。
第二章 话说芝麻绿豆官三、衙门五味子：酸甜苦辣咸（1）
早在本书第一章 里，作者就有声明在先——一个州县衙门里，学署必定是自立门户的。什么缘故呢？这里面首先有个体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重视文化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文人入仕的正途，是必先入学，学署的职掌，是管理一方入学就读事务，学署里的官员一方面接受上一级的学官直接领导，另一方面，也接受同一级的地方主官指导和考核。这个体制，就把学署官员和一般的佐式区别．了开来。其次，还有一个品秩上的问题，以明清为例，每个州县里，文职的正七品官有两位，一位是县太爷，还有一位就是学署首席，县太爷固然以进士出身者为多，但也有非进士出身的，特别是清代，“杂牌”还特别多；可是作为学署首席的儒学教授，除了由次官升任者外，必定是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凭这两条，县太爷也不便把他们当作一般的佐式来相待呀，倒要时时尊称为“老师”。
儒学教授以下，州县学署内还有儒学训导、儒学教谕等官职，有八品秩的，也有九品秩的，他们在体制身份上也显得比同级官员特别一些，习惯上亦同教授相混，被通称作“学官”或“教官”。
有意思的是，学官们的“政治待遇”虽然高点，可“经济状况”却无法同别的佐式相比，因为他们掌管的这一摊子全是文化教育的事务，财政上拨给的经费有限，要想搞得热闹鲜亮点，还得靠募捐。除了学生外，也极少有受礼和受赂的机会，所以自古以来，学署都被叫作“冷衙门”或“清水衙门”。清人陆以嘹著《冷庐杂识》，介绍过不少州县学署的门联，如萧山县学署教官傅筏的自题联是：“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仁和县学署教官孙学垣的自题联是：“冷署当春暖／闲官对酒忙”，大致可以认定是写实。
或许是毕竟读书多一点的缘故吧，学署冷则冷矣，但学官自矜清高的居多。清朝初年，海宁县教谕林译尝以“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况，大概反映了此辈的一般思想状态和作风。事实上，因为做学官做出成绩而提升为行政官员的是有一些，比如众所周知的明代“清官”海瑞，就是先当南平县教渝，以后提升到淳安县知县的；可是反过来因为“做”不来行政官而调任学官的，似乎更多一些。喜欢看看元明散曲的读者，大约对冯惟敏（海浮）这个人不感到陌生，论散曲创作的成就，堪许作明代第一人。他原先是涞水县知县，可书呆子气太重，一心想当个“清官”，这就把上司同僚全给得罪了：官场上不能只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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