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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大抗战-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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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联名通电拒绝张群主川……看老蒋是啥子反应！”
于是留川部队以6个师长、5个独立旅长一同联名，由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在1938年1月23日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又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声势不小。
蒋介石见刘湘虽死，留在四川的川军将领仍抱成一团。他虽极怒，但日寇步步进逼、前方吃紧，如后方再出乱子，将很难收拾。因而他不敢来硬的，乃一面对刘湘许以厚葬，一面对已下令撤职的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潘文华（见第5章）加以笼络，明令取消以前的处分……
但潘文华只身回川后不仅不按蒋的意图行事，反与后方高级军事负责人钟体乾、王陵基、王缵绪等联名电蒋，反对张群入川。
蒋介石见“甫系”并未“树倒猢狲散”，就把在前方的邓锡侯调回四川（见第6章），于1938年3月2日委任为川康绥靖主任。表面上是对川康势力让步，实则希望利用邓锡侯过去与刘湘之间的矛盾，借邓之手去压制“甫系”力量，来个“以川治川”，还可一箭双雕把邓和前线的基本部队分离开来……但邓锡侯精明过人，素有“水晶猴”之称，深知这是老蒋让他火中取栗，岂会中套？
蒋介石还想釜底抽薪，便以抗战名义，给予较高职位，把甫系留川将领调上前线。1938年3月6日，他任命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郭勋祺为五十军军长，郭昌明为五十六军军长，许绍宗为六十七军军长，要他们率部出川抗战。
潘文华等人对所授新职都逐一笑纳，但又以战列部队编成尚需时日为由，按兵不动。这正应了“强龙难压地头蛇”的老话！ 蒋介石气得心慌，正无可奈何之际，转机来了。
原来，曾在刘文辉部任过师长的张志和，后脱离部队去延安访问，毛泽东亲自会见他并嘱其返川作上层统战工作。张志和与王陵基、张斯可以前关系都很密切。抗战初，共产党的方针是“拥蒋抗日”。张志和认为川军这种搞法，不利于团结抗战大局。经请示延安后，他劝说王陵基：“你应继承刘甫公遗志，率兵出川抗战！”
王陵基这时正心焦意烦：因蒋介石封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的官，都比自己这个“老前辈”大，听张志和一说不觉动心。他说：“我倒想代替刘甫澄带兵，只是自家手边没有基本队伍。我名义上可以指挥留川的几个独立旅和24个保安团，但没有‘武德励进会’同意，根本不可能调这些部队出川！”
张志和说：“我去向励进会关键人物张斯可疏通疏通。”
果然，张斯可同意了。张斯可凭借保定军官学堂同学关系，飞渝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说：“要解决当前僵局，就要调动留川军队出川抗战！”顾祝同立即陪张斯可飞武汉。蒋介石也正为统一四川阻力重重而懊恼，闻言大喜，马上说：“可以给王陵基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头衔！”
蒋还表示可以考虑由二十一军系（作者注：即“甫系”）方面提名的人代理四川省主席，作为让川军出川的交换条件。他最后迫不及待地说：“你们马上回四川，通知王陵墓、张斯可于3月23日飞武汉面谈！”
张斯可回成都一说，乔毅夫、钟体乾坚决反对，与王陵基、张斯可展开了激烈争吵。王陵基、张斯可此时已骑虎难下，不顾乔、钟反对，断然飞武汉。蒋介石答应让王陵基当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张斯可当七十八军军长，要他们从速组编两个军出川抗战！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9章 蒋介石控制下的川军处境（2）
王陵基、张斯可返回成都，“甫系”此时已呈分崩离析之状。经邓锡侯邀请被蒋介石新任命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兼重庆行营副主任的刘文辉，并请来潘文华、王缵绪共同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同意王陵基组成两个军开赴前敌，但潘文华、王缵绪留守后方，相互配合支援。
1938年4月12日，邓锡侯、王陵基、潘文华、王缵绪及在皖南的唐式遵都被蒋介石召到汉口，和中央方面何应钦、贺国光会谈，双方讨价还价终达成妥协：
以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但该集团军留川的一个军也得开赴鄂东北对日作战（另一个军刘湘临死前已调往鄂西北），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潘文华兼川康绥靖副主任，所部五十六军暂时留川（该集团军已有一个军在皖南前线），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限日编成部队，即赴江西前线。
不久后王陵基在张斯可协助下将留川的4个独立旅和8个保安团编成两个军，开往赣北……至此，蒋介石已将刘湘等人的留川部队大半调出四川，而王缵绪等人也更加和中央靠拢。
王缵绪 （1885~1957），号治易，西充县人，清秀才出身，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刘湘同学。1924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1935年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1938年3月委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就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10月出川抗战，历经各战役。1942年3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职，参加湖滨战役等。抗战胜利后，任重庆卫戍总司令、武汉行辕副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2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成立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维持成都秩序迎接解放。12月13日发出通电起义。建国初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1956年潜逃出境未果，被捕，次年病死在狱中。
反对蒋介石染指川省最起劲的三个师长，以为王缵绪当了省主席，总算肥水没落外人田。他们到省政府去拜见，王缵绪却板起脸孔说：“现在拍拍捧捧不行了，你们不要再来这一套。当军人的就该上前线去，在后方不走想干什么？保安团长我已经撤换了5个。你们不去打日本，我也要呈报委员长撤你们！”
这三个师长都是成都“嗨袍哥”的，见王缵绪大打官腔，受不下这口闷气，下来后就串联倒王。
还有一次省政府大礼堂举行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座谈会，参加者都是川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太太，有的人烫头、抹口红、穿高跟鞋。王缵绪说：“你们该想一想，你们的丈夫在前方浴血抗战，他们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不是日本鬼子的机枪大炮，最怕的是婆娘偷人，自己当乌龟戴绿帽子。所以说你们在后方就该守妇道，少在外面招摇过市，招蜂引蝶。假如你们的丈夫回来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烫的烫飞机头，打的打红嘴皮，穿起高跟鞋在马路上走来逛去，不气死才怪！”
此话伤人太甚，弄得这些太太们哭哭啼啼，回家一说，亲属大怒，也都参加“倒王”……
1939年8月，以川军七个师长出面的倒王运动进入高潮。川军七个师长彭焕章、陈兰亭、谢德堪、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杨晒轩联名电蒋反王主川。七师长发电之后，立即调动部队包围成都。
在这种局面下，王缵绪愿率部出川抗战，不当省主席了。张群又跃跃欲试，但川中实力派仍不欢迎，经邓汉祥婉言劝阻，张知难而退。蒋介石颇费踌躇：若另任命潘文华等川康实力人物，皆绝不可靠！若由中央另派人接替，又恐别生枝节，影响后方安定。一直拖到1938年9月18日，蒋介石干脆“御驾亲征”：由自己来兼任四川省主席！
这下子，四川各实力派军人当然无可奈何，反对不得了。
蒋介石身兼军委会委员长等多职，这就苦了四川省政府的文稿人员：办公文十分别扭，如呈文往往是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呈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回文往往是军委会委员长蒋中正复四川省主席蒋中正；蒋中正报告蒋中正，蒋中正命令蒋中正……
好在一年后的1940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此时，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把四川“统一”了。而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割据称雄、独宰四川的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9章 蒋介石控制下的川军处境（3）
“厕所标语”引起的风波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蒋介石下令于6月9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处的黄河大堤，造成豫东、皖北的大面积黄泛区，形成从郑州至蚌埠地区长约1000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迅速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
1938年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会战命令：以华中派遣军新编成的第十一军所属5个师团、1个支队（旅团级）担任长江方面作战，司令官为冈村宁茨中将；以第二军所属4个师团担任淮河方面作战，该军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中将。陆军参战总兵力为140个大队，约35万余人。航空兵团500多架飞机配合进攻。海军第三舰队120余艘舰艇，从长江水路进攻。规定初秋为攻占武汉最后期限。
中国方面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蒋介石将凡是能调动的部队都投入到了武汉大会战之中。总计为50个军、129个师，总兵力高达110余万。此外，中方全部空军计战斗机轰炸机100余架，海军战舰40艘，也全部投入了会战。
这是抗战史上，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川军各部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战。
7月初，蒋介石召开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他说：“我有三点要求：第一，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第二，保卫战期间，所有高级长官始终不得离开部队，绝对保证对部队的掌握和指挥效率，要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第三，高级将领应有高度的责任心，虽天崩地裂，矢志不移！”
会后，蒋介石宣布：将马当要塞失陷的主要罪责者一六七师解散，取消番号，该师师长薛蔚英被枪决，消息晓喻全军！
鏖战近半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武汉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无论装备还是素质都远落后于日军。整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40万，共歼灭日军约20万。虽牺牲比日本方面大，但日军伤亡过半，元气大伤，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加上八路军敌后战场的开辟，日军再也无法维持战略进攻了。日本的速胜战略彻底破产，中日战争也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武汉失守，湖南长沙成为日军下一目标。蒋介石通过侍从室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指示：“若敌人夺取长沙，将变成日军进攻的重要基地。若长沙无法守住，应将其重要设施烧掉，以免资敌。”
1938年11月1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纵秘密布置放火烧城事宜。不巧的是13日晨3时，市内天心阁附近失火。自卫团的士兵们惊慌失措，以为是放火信号，狂呼乱叫着“放火了”！便一齐动手放火烧城，大火引爆城里的弹药库，“爆炸之声闻于数里，全城起火、火光冲天，锦绣湘垣，顿成火海” ， 两千多市民梦中葬身火海……
11月16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和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一道赶到长沙调查。他们在焚毁的天心阁废墟上登高凭望，只见长沙城已成一片焦土。劫后余生的灾民扒着炙热的灰堆，寻觅亲属的遗骨，有的惨然在家屋故址悲嚎。最不忍目睹的，是那些陆陆续续沿着铁道公路河边爬着哀嚎呻吟的伤兵……长沙后方医院有三四千伤兵，其中川军不少。重伤难于行动的，大都死于火海！
陈诚和周恩来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联合发表关于长沙大火真相之说明：
“其原因：（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谎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
全国大哗，强烈谴责当事负责人敌未至而自扰，“临事慌张、辱职殃民”！蒋介石亲到长沙视察灾情后，为平息全国民众愤怒，命令将这次火灾的直接责任者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逮捕，于11月18日组织军法会审。
酆悌等三人不久后执行枪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受撤职留任处分。
1938年11月25日，刚处理完长沙大火事件的蒋介石在南岳衡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高级将领，列席大会的有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师长以上军官百余人。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和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参加会议。
会议主题是总结抗战第一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张治中满脸愧疚惶恐，对长沙大火事件沉痛检讨。
蒋介石此时备受各种非议和指责，心绪恶劣。他端坐在正中，阴沉着脸照着讲稿说：“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期，以后中日持久作战到战争结束为第二期。此前，我们虽然失掉了许多土地，表面上我们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讲，我们不但没有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本国辽阔疆土上与敌周旋，敌人多次欲与我决战，消灭我军主力，以求速战速决，已彻底落空和失败！在第一期作战中，我们虽然牺牲巨大，但是日军也付出了史无前例的惨重代价！据统计，在这期间日军共伤亡四十四万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战中，中国军队广大官兵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出现了像佟麟阁、王铭章、郝梦龄等以身殉国的动人事迹！”
第三部分 川军请缨抗战第9章 蒋介石控制下的川军处境（4）
说到此处，蒋介石忍耐不住怒火，丢开讲稿，站起来痛斥军队中的种种令他愤怒的行为：“一些将领指挥无能，保存实力而不顾民族利益和抗战大局。统帅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甚至连统帅部也不能抽调某些地方部队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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