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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人大抗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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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围剿红军，“神军”却一败涂地。川军各部全破口大骂“刘神仙”装神弄鬼贻误战机。众人在成都西御街安抚委员会召集会议，致电刘从云，要其“自裁以谢川人”。“刘神仙”晓得漏子捅大了，只好溜之乎去也。风云一时的“刘神仙”及其“神兵”，从此销声匿迹……
1934年11月刘湘上南京拜谒政府主席林森，林正色对刘道：“听说四川还有啥神仙、神兵呀？时至现代，讲究科学，不能以神道设教自欺欺人啊！”说得刘湘面红耳赤俯身而退……
1946年冬，“刘神仙”到上海，范绍增把神仙介绍给杜月笙。杜为神仙在南京路大庆里找了个公馆，神仙便又在沪上当起了“相天下士”的高级“跑滩匠”。杜月笙、范绍增为神仙定下“工价”：每相一命金一两。此时的神仙不再穿古怪道袍，而身穿狐裘貂褂，口衔雪茄，身后徒儿四人皆西装革履，巍然高坐，来相者皆达官贵人，神仙大名又传遍上海滩……
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贬下凡尘”，被政府逮捕，在“劳动改造”中死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湘用“神仙”使“六路会剿”红军失败，部下怨声载道。他不得已求助中央国民政府，要钱、要枪弹、要实权。蒋介石正千方百计把手伸向四川，立刻同意先发给四川炮弹500发，枪弹200万发，“剿匪”经费500万元……
于是，蒋介石利用“剿匪”名义，从各方面渗透四川，派嫡系部队入川，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也到重庆，同川军共同“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与刘湘“合作”，大给“甜头”：任命刘湘统掌四川军政大权，发给军饷……1935年9月1日刘湘名正言顺在成都宣誓就任省主席。至此，祸害全川近20年之久、各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统一。
但川中各路军阀又岂甘居刘湘之下！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其他川军派系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势力深入四川后，想进一步削弱刘湘势力。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我要你刘湘等人的川军和红军作战，两败俱伤！”
这个心态，也和刘湘想让川军其他派系在“围剿”红军中去打头阵送死，是“英雄所见略同”……
“峨山训练团”的风波
1935年8月，秀甲天下的峨眉山不再幽静。松林曲径中出现许多操天南地北口音的军人们……原来，蒋介石为分化、控制川军，开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二十一军军长）为副团长，陈诚为教育长，邓锡侯（二十八军军长）、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为团附。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来受训。
军官们在升旗场和大礼堂，看到几幅巨大醒目的大标语：“拥护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团结一致复兴民族！”
军官们私下议论纷纷：“日本鬼子越来越嚣张，咋个没有看到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有人猜测：“是怕惹外交麻烦吧？”
当时不少军人都渴望抗日，对此不免感到失望。
蒋介石每周至少在大礼堂讲话二三次，有时也出席早晨的升旗典礼。他一身戎装，昂首挺胸多次训话：“首先，中国必须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第二，为了建国、为了复兴，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要攘外必先安内！”
刘湘则私下对刘文辉、邓锡侯说：“他老蒋高吼‘要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在打我们的算盘……我们应该高吼‘攘外自然安内’！他老蒋以‘中央’名义，打起 ‘维护法统、国体’的旗号发号施令，我们就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十二字方针来对付！”
刘文辉、邓锡侯虽与刘湘有隙，但对蒋介石而言，又是“一家人”了，故都频频点头赞成：“甫澄，你说得对头！”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3）
蒋介石并不仅仅想消灭共产党，也想把各省地方势力、地方军队一扫而尽。他很厌恶川军，有次讲话中愤慨地斥责四川军队的丑恶：“我从成都乘车来峨眉，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踞傲，毫无革命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蒋介石评论一些军官“毫无革命军人仪态”本是实话，但川军军官不服气，下来交头接耳：“人家不晓得是你嘛，没有敬礼，就引起你老蒋这么大肝火……老蒋太骄横，对我们川军太轻视了！”
陈诚，历任“剿共”各路总指挥，严于治军，强调“精神教育”，素有实干家与战术家之称，因清廉被人称道，深受蒋介石宠信。他在升旗训话时，骂共产党“共产”，骂地方军队贪鄙，说自己廉洁：“连共产党都佩服我。福建红军进入浙江我的家乡，在打土豪时，没到我的家，说陈辞修是个穷光蛋！”
陈诚声色俱厉训道：“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据《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报道：川军某某部队里，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一位美国外交官早在1929年底的报告中也说过，当时川军25万军队中，只有一半人有可用之枪。川军官兵中抽鸦片烟的人多不胜数， 还总是拖欠军饷、入饱私囊……”
他还骂地方军队是“土匪式军队”！下面的川军将佐们听得垂头丧气、心里冒火。就连蒋介石也觉过分，要他说话缓和一些。
刘湘在训练团任副团长，蒋对他表面客气，但身为四川军政之首，在自家地盘上低头受管受教，岂能心甘？所以，他每每借故不到，即使到场，也只是闷闷不乐勉强应付。
蒋介石为要把川军军官们都收入自己麾下，也大给甜头：“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希望你们努力剿赤，尽忠报国，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他为拉拢和分化川军，要受训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还亲自分班接见旅长以上军官。
陈诚也约会团长以上军官……刘湘手下“大将”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等，见有糖吃，此后即渐渐向老蒋“靠拢”了。
邓锡侯、刘文辉二人同任团附，住在报国寺幽雅楼上，享受特殊待遇。见刘湘受老蒋冤气，虽幸灾乐祸，却又难免兔死狐悲！眼看老蒋借机大挖各川军墙脚，当然内心气闷。
二人每次大会都来参加，都曾作专题报告。
邓锡侯弦外有音，讲“枪口对外”，他说：“我们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在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良心！”他讲话尽是通俗诙谐的四川口头语，所以很受川军人员欢迎。
刘文辉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复兴民族”！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极艰苦的岁月里如何忍辱负重，团结内部，外抗强敌，杀身成仁……川军军官听了非常兴奋。
但是中央军的军官却攻击他，如万耀煌集合第一连学员讲话说：“要相信我们的事业，反共、抗日都是要成功的！相信我们的委员长是成功的民族英雄，决不会像岳飞等人，尽是失败英雄。你们不要听刘文辉胡说八道，失去信心！”
刘文辉很扫兴，此后也未再登台讲话了。
第一部分第2章 刘湘与蒋介石（4）
从“反共”到“联共”
发生许多不快，刘湘怄了许多“阴气”，胃病都气翻了。他身体看似魁梧，其实像有人说他的那样：“泡桐树子，外头看起又粗又壮，里头是空的！”
他为缓和矛盾，有天在峨眉山蒋介石住处，披肝沥胆地吐露了一番肺腑之言：“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的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竭力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手为之！关于四川军民两政的措施，也请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才能收效啊！”
言外之意是要“中央”不要搞小动作，乱挖墙脚。刘湘说到动情处，已是涕泪满面。
蒋介石毫无所动，仅泛泛答复说：“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敷衍之辞、不着边际，刘湘深感失望。
刘湘回成都，把这一经过告诉“军师”、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愤然说：“我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白讨无趣……看来，紧跟老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面带憨相”的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为求自保，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
刘湘命令心腹干将：“首先，要加强本系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稳固部属，不被老蒋‘挖墙脚’！第二，暗中密切联络两广、云南、山东等地各反蒋势力，互为呼应。第三，要一改过去拥蒋反共方针，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老蒋，我这个四川的‘剿匪总司令’，也要‘联共’了！”
但刘湘想“联共”，也有担忧：1927年他部下王陵基、兰文彬一手制造过重庆“三三一血案”，自己又与蒋介石一度关系密切，围剿红军……
与共产党关系亲密的冯玉祥，1933年5月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先后派高兴亚、郭春涛、汪导余、李荫枫、郭秉毅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或高级顾问，他们向刘湘转达冯玉祥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必须抗日，只有高举抗日的旗帜才能团结一切反蒋力量。第二，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现在四川的心脏已被蒋的实力（参谋团、别动队）插进了，敌人应该是‘蒋’而不是‘共’，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蒋’，不是你刘湘，所以应与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听完这席话，觉得冯分析透彻，“啪”地在茶几上一拍，大声说：“冯先生真知我者！现我下了决心，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我尽力所能及地释放在我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但要求共产党不要在我的军队中发展组织！”
刘湘开始把“联共”、“反蒋”付诸行动。
当时，康泽的“别动队”和复兴社特务组织，正风尘仆仆在全川各地调查地形、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刺探川军各部军事情报，在刘部开展“军运”，分化川军……
刘湘命令部下：“我们也要建立特务队，让冷开泰去当队长，给我专门刺探老蒋‘行营参谋团’和‘别动队’的情报，以牙还牙采取对策！”
共产党人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人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1936年，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到桂林与中共代表直接会晤，同李宗仁等桂系将领共同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要点是联合反蒋抗日。刘湘还设立了与延安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
1937年，中共中央派李一氓与张曙时两次来川会见刘湘，转交毛泽东给刘湘的亲笔信。接着，罗世文作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来川与刘湘联系。
刘湘也派代表王干青、叶雨苍到延安学习经验。他们回川时，每次都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些礼品给刘湘。
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田一平看。田是绥署少校参议，驻武德励进会工作。毛泽东的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
刘湘的亲信财政厅处长甘绩镛等人商议：“给延安送款一万元！”这在当时是很管用的一笔巨款了。
意见上报刘湘。素来精打细算的刘湘慨然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他立即批示：“帮助五万元！”
刘湘部下和田一平、郭秉毅等共产党人有些吃惊，私下异口同声夸赞：“甫公这次好爽快！”
1936年刘湘还通过冯雪峰、王昆仑、郑育之等人，秘密资助中共六万元巨款。
“恶龙难斗地头蛇”，刘湘有了共产党作后盾，有冯玉祥、李宗仁等各地杂派势力相呼应，又有一批高级顾问、谋士“贴紧”，刘湘决心同蒋介石排斥异己、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相对抗！
抗战前夕，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此消彼长、矛盾错综复杂……
第一部分第3章 历史罕见的大饥荒（1）
四川灾情引起国际关注
刘湘当上省主席后日子并不好过：除蒋介石处处紧逼外，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又逢大旱，灾情蔓延全四川！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敛尸……汽车颠颠簸簸好不容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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