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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平民梁晓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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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我看这样吧。”——对方站了起来，第二次双手将委任证书递向他，“用您的话说，这个玩意儿，您还是应该接受，我们并没有什么收买的意图。未来的企业需要您。您熟悉的一千三百多工人，我想也是需要您的。希望您别太感情用事了。我虽然比您年轻得多，却明白感情用事的严重危害性……”
章华勋抬起头来了，伸出手去了，双手欲接未接之际，不知为什么又缩了回去。
“当然，考虑到您在厂里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人际关系需要感情照顾，我个人做主，给你五个名额。只能五个，再多一个我也没权力了。我也是性情中人，该理解的，可以理解。大陆不是有句话，叫‘理解万岁’吗？……”
对方又笑了笑。
章华勋也不禁地笑了笑。连他自己都意识到了，他是笑得多么的不自然啊，又是笑得多么的屈辱啊。
他的双手，违背意愿地伸了出去，第二次接过了那份大红的委任证书……对方从拷克箱里取出一页纸，将自己的笔横放在纸上，然后饮起茶来——单等他在那页纸上写下五个人名。
这是他平生所面临的，最使自己感到困窘，感到心理屈辱和难堪的情形。
他抬头望着桌子，吸着烟，许久未动。
对方也不催他，也不看他，独自默默地静静地饮茶。
他终于按灭烟，起身走向那桌子，坐了下去，拿起了笔……
他在纸上写下的第一个名字，是“钳工王”的名字。
写罢他开始发呆。发呆了半天，才写了第二个自己认为必须照顾的老工人的名字。又发呆了半天，落笔写下了第三个老工人的名字。只剩下两个名额了。他觉得手中的笔沉甸甸了，他手心出汗了。他放下笔，将手在衣服上抹了抹，一笔一画地写下了第四个名字。
“五个。五个名额。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极限了。希望您千万不要使我太为难……”
对方低声从旁提醒着他。
而这时他心里正想到他的妻子。她的年龄当然也在四十岁以上，是老车工。按车工这一行来说，她的年龄太大了些，眼力不行了，再干下去是很容易出事故的。服装厂不需要四十五六岁的女车工，她当在被淘汰的百分之八十老工人以内，而且肯定将是属于坚决淘汰的人。她对这一点怕极了，近来已经怕到神经兮兮的可怜地步，一天到晚絮絮叨叨地问他，她变成了家庭妇女以后他会不会烦她会不会和她闹离婚？他认为她的怕主要是一种失落心理的反应，也许还跟更年期有关。她的怕也影响得他有些怕了，怕她真变成了家庭妇女以后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仿佛一名害了思乡病的终身女佣，而他真的烦她又没法儿安慰她没法儿为她再谋职更没法儿“解雇”她。这时代哪个单位还需要四十五六岁的女车工啊？……
她那张神经兮兮的表情可怜的脸，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眼前了，似乎在发急地对他说——写我的名字，快写上我的，最后一个名额得是我的，要不然我跟你一辈子别扭起来没完。
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然而还是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她那神经兮兮的表情可怜的脸。
“还没写完？……”
他睁开眼睛，一横心，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名字，并非他妻子的名字，仍是一位老工人的名字。
他将那页纸交给对方时，以为对方一定会问问他，那些人都跟他是什么特殊的关系。其实，除了“钳工王”曾当过他两年师傅，另外四人和他的关系丝毫也不带有特殊性。他写上他们的名字仅只因为一点——他们还能否有一份儿工资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实在是太举足轻重了。即使对“钳工王”，也非是师徒之情在起大的作用。“钳工王”的老妻比他的妻子大两岁，同样是厂里的车工，四年前患了胃癌，手术后提前病退了。在全厂人都只能开百分之六十工资的情况下，给她那点儿退休金不过三十多元。前不久她又住了一次院，癌症复发，早已全面扩散。如果“钳工王”再失业，他们的日子就没法儿过下去了……
章华勋想好了，对方一旦问，他就从“钳工王”开始讲起，讲完五位老工人的具体情况，还要接着讲许许多多老工人几十年来对厂里的贡献，讲他们和厂史那种休戚与共的关系，给对方好好上一堂中国工人阶级的起码概念课。
然而对方并不问他，对方看了那页纸一眼，当即折起，锁入拷克箱了。分明的，对方对他们究竟是五名什么样的工人，对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半点儿都不感兴趣。
对方向他保证地说：“你放心，他们的事就这么决定了吧，到时候你给我提个醒，免得我忘了。”
他却什么也不愿说了。
“怎么，我们之间这场由不愉快开始的谈话，只能不愉快地结束吗？你还有何指教？”
“我……我愉快了……”
章华勋强作一笑……
厂办主任李长柏打来电话时，他正梦见着“钳工王”，梦见着“钳工王”满身满脸都是血，拉着女儿的手向他走来，走到他眼前，开口便命女儿给他跪下，叫他“爸爸……”惊得他扯起那少女，骇问“钳工王”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弄得满脸满身都是血？“钳工王”惨然一笑，眨眼不见了。他正转着身子寻找“钳工王”，电话便响了……
“厂长，厂长你在听吗？……”
“在听，有什么要紧事儿你快说，没什么要紧事儿你把电话放下，现在才四点多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厂长我是有要紧事儿才不得不给你打电话的……”
“别啰嗦。”
“好好好，我不啰嗦。我简明扼要向你报告——刚才，也就是半个小时前，厂里的粮店被盗了，我现在已在现场……”
“什……么？……”
“厂里的粮、店、被、盗、了……”
“你别离开，我马上去……”
他放下电话急急忙忙穿衣服。
妻子也醒了，不安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没好气地吼了一句：“少问！睡你的……”
他家住的是平房。他推了几下，才将门推开。西北风啸起一阵阵唿哨，其声凄厉。风将雪扫向他家那一排平房，家家户户的门前堆起了二尺高的雪墙……
雪仍在下。他弯着腰，低着头，袖着双手，顶着一阵强过一阵的西北风，踏着深雪，艰难地朝粮店的方向走去。路上他看见大标语牌被刮倒了，标语牌上写的一条标语是——发扬工人阶级优良传统，争取改革年代再立新功。他也看见一株大树被雪压折了巨枝，如同一条被砍断的手臂，垂撑于地，只不过那白森森的断处没有鲜血流淌着，只不过树是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的……
粮店门口，手电光晃来晃去，有几个人出出进进的。一个人向他迎上来，他看不清对方是谁。
“李主任！李长柏……”
“厂长，你不来，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天一亮，人人看见了，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
他这才听出迎到他眼前的正是厂办主任。
“被盗了多少？……”
“你亲自看看吧……”
“我在问你！”
“不少，三百多袋苞谷面，一百多袋面粉，六七十袋大米……”
他走入粮店，见情况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糟，看不出什么哄抢的迹象，更没有肆意破坏的迹象。只不过堆放粮袋的库房几乎空了，使人觉得更像是被一伙人秩序井然地搬运空的……
“挂面、油、馒头什么的，都光了……”
“你是谁？”
“我是粮店负责人。厂长，我们可是几个人承包的，你得给我们做主哇……”
对方嘤嘤地，孩子似地哭了。
“别哭！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哭，讨厌。李主任，你过来……”
李长柏立即走到他眼前。
“什么人带的头？……”
“这……这我现在也没弄清楚……没一点儿动静。巡夜的警卫巡到这儿，见粮店门开着，觉得奇怪，进去一看，空了，心想可能是被盗了……”
三百多袋加一百多袋再加六七十袋，还有挂面、油，没二百人，绝不可能悄没声地，迅速地就将粮店搬空了。
章华勋走出粮店，见一片脚印虽然被雪覆盖了，却依稀可辨。所去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将他的目光导向了宿舍区的一条主要土路。
“你们就没谁想到，应该顺着脚印追查追查吗？”
“厂长，我们都想到了……”
保卫科长这么说着，走到他眼前，打算向他汇报的样子。
“别叫我厂长，厂都被接收了，我还是什么厂长。”
“那……那……怎么叫你？……”
“叫我名字，或者叫我老章，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许再叫我厂长……”
他离家时忘了戴棉帽子，此时两只耳朵冻得锥刺似地疼，只得用双手捂耳朵，心里一股股的恼火直往脑门儿蹿。
保卫科长呆瞪着他，不开口了。
“你倒是说话呀。哑巴了？”
“滚你妈的！老子没什么跟你好说的了！你不是厂长了，难道老子还是科长么？香港老板并没委任我是保卫科长！哼，老子回家睡觉去了……”
保卫科长一说完，转身便走，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保卫科一干人吼：“你们干嘛还不走？陪在这儿挨冻，都不知是在替谁尽职尽责！走哇……”
于是保卫科一干人，犹犹豫豫的，先后跟随保卫科长走了。
转眼间，粮店门前只剩下了章华勋和厂办主任二人。厂办主任李长柏临出家门没顾上穿棉鞋，脚上是一双在家里穿的单鞋，脚冻得不停地蹦高。
章华勋迁怒地冲他嚷：“你还在这儿挨冻干什么，你也走哇！走哇……”
李长柏哀求地说：“厂长……”
“别叫我厂长！”
“老章，咱们进粮店吧。我脚冻僵了……”
“你家被窝里暖和，滚回家去吧……”
李长柏却一转身冲进了粮店……
章华勋跟入粮店，见李长柏已脱了鞋，坐在地上，双腿上翘，将两脚蹬在暖气上。
李长柏看也不看他，自言自语似地说：“人人火气都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发火之前也得想一想，发的多少有点儿道理没有？人家保卫科长一接到汇报就来现场了，人家按常规照了相，人家及时通告了我，人家也顺着脚印追查了……但厂里许多人都走那条路，夜里又过了几辆车，再加上大雪一覆盖，分辨不清……”
他听出，李长柏也憋了一肚子对他的不满。
他靠着暖气蹲下，低声问：“你认为是谁们干的？”
李长柏一仰脸，瞪着房顶说：“没根没据的，这我怎么能随便乱猜疑呢。不过一会儿县公安局的人就来了……”
“县公安局？……谁通知他们的？……”
“我。我还提醒他们牵条狼狗来，狼狗一嗅，准能追查出几个人……”
“嗨，你好糊涂……”
章华勋“腾”地站了起来，目光四处寻找电话，一发现立刻奔了过去……
“快告诉我县公安局的电话！”
李长柏告诉了他以后，他抓起电话就拨。但是迟了，公安局的值班员说，刑警队长召集了十几个刑警队员，牵着两条警犬，已经出发到这儿来了……
他放下电话，又走到暖气那儿蹲下，双手捂着耳朵一个劲地搓，直搓得两耳火辣辣的。
李长柏瞧着他的脸问：“难道我通知县公安局，也通知错了？”
他根本不愿让县公安局的人来办这桩案子。更进一步说，他根本就不愿这件事成为一桩案子。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张不扬的，抹平过去拉倒。为了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策略。对于国家，安定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至高原则；对于这个厂，在此特殊的敏感的人心动乱的时期，又何尝不是呢？
但是他却懒得向李长柏解释。
李长柏倒也识趣儿，并不追问，掏出烟来。
二人都吸了几口烟后，李长柏耐不住寂寞，没话儿找话儿地嘟哝：“县公安局的人也该来了呀。”
他说：“他们来了，你就这么告诉他们——不过是粮店的人一时粗心，下班忘锁门了。风一刮，将门刮开了。巡夜警卫以为被盗了，其实什么也没丢，一场虚惊……”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这不等于是……耍人家吗。”
“你要说得像真事儿似的。”
“那也等于是耍人家呀。”
“叫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我打电话通知他们来的，你又叫我骗他们，不也等于耍我吗？我不干。你想怎么骗他们，就自己骗。”
“我？……我是厂长，你是厂办主任。”
“你少来这套！刚才你还亲口说你已经不是厂长了，还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地发脾气，不许我和保卫科长叫你厂长……”
“刚才我情绪太冲动。现在我不是情绪平定了么。”
“你情绪平定了？我情绪现在开始不平定了，我图的什么？还不知香港资本家要不要我这个人呢。保卫科长说对了，都不知是在为谁尽职尽责……”
“你别这么想嘛。”
“那我该怎么想？哎，透露透露，怎么研究我这个具体人的问题的？”
“研究你？研究你什么问题啊？”
“别装蒜，好歹我也是厂办主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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