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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6-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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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伍尔夫带着照片去见爱因斯坦。他仔细看了一下这张照片，然后就匆匆走进他的图书室。不多久，伍尔夫听到图书室里乒乒乓乓猛烈摔打什么东西的声音。
“跟我来，”埃尔莎急忙对伍尔夫说。“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4）
他们一进图书室就看到爱因斯坦在猛砸墙上那幅大镜框里的肖像。伍尔夫后来才知道，他画的肖像使爱因斯坦越发厌恶墙上的那幅画。“我跟你说过不知多少遍了，让你把这画拿下来，”他对埃尔莎抱怨。“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拿掉。要是再看到它，我非捅它几刀不可！”那大镜框对他来说是太重了，于是伍尔夫就帮助他把它从墙上卸了下来。干完了这件事，爱因斯坦又恢复了他安详的风度，把客人友好地送出了门。
奥托？弗里希，核物理学家
我被介绍给他的时候，我的胳膊下正夹着两大包书。爱因斯坦站在那儿，耐心地等我把手里的书放下。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品质是一种非常伟大而真诚的谦虚。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会认真思考，如果他发现自己错了，他就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使他得以避免错误，而且比过去知道得更多。有一次有个人指责他自相矛盾，说他的一些说法和他在几个星期前说的不一样。爱因斯坦答道，“至于我在三个星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亲爱的上帝为什么要在意呢？”他的意思是，这没有什么关系。那次他说错了，现在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厄普顿？辛克莱，小说家，热衷于揭发腐败社会现象的社会主义者
＇辛克莱忘了提醒他的妻子玛丽？克雷格今天爱因斯坦要来他们家作客。当她的姐妹多莉告诉她客人已经来到时，她吃了一惊。＇“有一位看上去怪怪的老头在街上走来走去，他老是朝我们这边看，似乎想要进来，”多莉说。她跑出去问过他后回来报告，“他说他是爱因斯坦教授。”
这就是我们之间亲密友谊的开端。在我看来，他是最慈祥、最温和、最可爱的人。他头脑敏锐、风趣幽默；有时他的话里带刺——不过那只是针对邪恶的事物。
玛丽？克雷格？辛克莱，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妻子
相对论的发明者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对他的任何请求。如果我们请求他支援劳工斗争，他就会写一份电报表示对罢工者的同情，厄普顿就会把它交给报社发表。如果我们请他出席一次关于言论自由的大会，他就会坐在台上，并在需要的时候讲几句话。如果我们请他参加简？罗曼？奥斯托亚的心灵感应演示，他也会参加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事实上，他并不相信心灵感应。＇
托马斯？布基，医生，爱因斯坦的朋友
我父亲在柏林当医生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继女玛戈特和伊尔丝都是他的病人。1932年我十三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夫妇邀请我的父母、兄弟彼德和我到他们位于柏林城外几英里的夏季别墅去。我当时非常紧张和兴奋。刚见面时，我感到有些失望。他很客气，但也给我一种拘谨的感觉。突然间，他开始和我谈话，并且似乎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我吃了一惊，不断地对自己说：现在我在和一位天才说话，他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啊。
游游拉线盘是当时深受欢迎的小玩具，爱因斯坦也有一个。他是在玩那东西的时候开始和我说话的。我告诉他，玩那东西需要保持平衡，我向他表演了几个绝招，还解释说，需要在绳子的末端形成一个圆环。他看来确实对这玩艺儿挺感兴趣。这时我已觉得非常自在。我意识到，他其实并不拘谨，只是非常害羞而已。事实上，他是个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
晚餐后，当我母亲夸奖爱因斯坦太太做的一手好菜时，她答道，“那不算什么，我可没有特地准备什么东西。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吃的。”爱因斯坦立刻就说，“什么！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吃的？”他明确地表示这不是事实。我想爱因斯坦太太的脸一定很红。你瞧，他说的是实话，而她却相反。她更懂得交际。
爱因斯坦成了我的第二个父亲，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和他讨论政治问题、表达我的看法，还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辩论。他欢迎所有的观点，即使是一个十多岁孩子的不成熟的观点。他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鄙视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一旦觉察出这样的人，他就会避开他们。爱因斯坦是个人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不认为社会主义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要它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他彻底地反对极权主义，不论它是俄国的、德国的，还是南美洲的。他赞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他仇恨所有的独裁专政，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脾气、生气、怨恨、虚荣，嫉妒、担忧、不耐烦，或被个人野心所驱使。他似乎不受这类感情的影响。他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有些羞怯。但是他总是在笑，而且常常嘲笑自己。他身上没有任何古板乏味的地方。然而，他是清高的，和别人交往时总有些迟疑和腼腆。爱因斯坦用一层无形的外壳保护着自己，要穿透这层外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弗丽达？布基，托马斯？布基的母亲
一道无形的墙把爱因斯坦和别人分开，包括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在这道墙的后面，他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他的世界。有时候，人们只要看他一眼，就会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所打动，向他发出由衷的微笑，而爱因斯坦也会报以同样的笑容。他喜欢单纯的人，他们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也会感觉到他的人格魅力。
一个不希望披露姓名的人
那是三十年代，爱因斯坦夫妇正在寻找住房。有人介绍他们去看一所普林斯顿的房子。浴室里的瓷砖全是淡紫色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欣喜若狂地拍着手喊道，“这个浴室太好了！这个浴室对我再合适不过了！”中选的却是另一所房子。
利昂？沃特斯，一位密友
当我第一次在帕萨迪纳遇见爱因斯坦时，我提到我有一本颇为罕见的书，书名是《值得纪念的数学家》，里面包括一些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趣闻轶事。爱因斯坦表示想看看这本书。于是我在1934年3月13日乘车前往普林斯顿图书馆广场2号他的住所。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那儿后，我让我的司机马丁？弗莱特里先去按门铃询问能否和教授见面。他回来报告，有位太太告诉他，爱因斯坦夫妇都不在家。我写了一张小纸条，让司机把它和我带来的那本书一起交给那位太太。这时，我发现有人正从一扇窗子的窗廉后面往外看并朝着马丁点头示意。马丁再次走到门口，然后满脸带笑地跑回来说，我可以进去了。
我一跨进门槛，爱因斯坦太太就亲热地抓住我的手连声道歉，她说她是万不得已才想出这些小花招来躲避访问者连续不断的干扰。聊了几句后，她喊道，“阿尔伯特”，没多久，阿尔伯特就走下楼来。他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毛衣和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脚上穿着拖鞋，手里拿着烟斗，非常亲热地和我打招呼。
他很快就使我感到轻松自在。我对他谈起希伯莱技术学院，那是一所旨在帮助犹太男孩扩展就业渠道的学校。他听得很仔细并对这所学校表示很感兴趣，他请我留下来和他继续讨论。他告诉我，他接到许多希望他出席各种活动的请求，这些邀请多得不计其数，如果他答应这些请求的话，他就不可能有时间来做自己的工作或休息了，因此他只好婉言谢绝所有的邀请。正当我准备接受他的拒绝时，他说，“不过你的事情不同。我很乐意到场。”当我在6点30分和他告别的时候，我在心底里感到，我和他将成为永久的好朋友。
海勒姆？海登，《美国学者》编辑。海登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琴？高斯院长在街上遇见了爱因斯坦。这次偶然的相遇使他感到难以言传的大彻大悟。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5）
他的脸上散发出一种光——我顿时感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人，他的那张脸属于一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向我微笑着。这个场面给我带来有生以来最强烈的宗教感受。在＇和爱因斯坦＇一起喝茶的时候，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后来克里斯琴开车把我送到下塌的旅店，他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这样的时刻为我们在惯常感知的屏障上打开一个缺口，让我们透过这个缺口看到一种崭新的现实。”
尤金？威格纳，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邻居
我从1920年起就认识爱因斯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柏林的物理学学术报告会上。那是周四的下午。爱因斯坦和其他知名人士——能斯脱和冯？劳厄等人——坐在第一排。如果有什么不明确的地方，他就会提问或解释。后来我参加了一次爱因斯坦主持的统计力学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25到30个人。爱因斯坦把讨论题发给每位参加者，他自己则避免唱主角。只有当听众对某个问题感到难以理解的时候，他才发言。他非常善于讲解——他能用手势来演示数学上的问题。他很谦虚，只把自己当作听众中的一员。由于讨论的主题不是相对论，他并不认为自己懂得比别人更多。他的表现非常令人感动，这在当时的德国尤其罕见。由于他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当时叫凯泽？威廉研究院，或KWI＇的主任，主持这类研讨会并不是他的责任。我们都处在爱因斯坦的影响之下。熟悉他就有助于找到一份物理学领域的工作。伟人大多受人尊敬；爱因斯坦不仅受到尊敬，而且他能在别人心里激发起真正的喜爱。他的性格中有许多讨人喜欢的特点。
我在KWI搞物理化学研究，爱因斯坦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就不知道到他就是研究院的主任，因为他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他对概念的理解非常透彻。他能在顷刻之间发现其中的缺陷和蕴涵。他把自己的论文修改得尽量完美，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清楚他最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在思考问题时无法和爱因斯坦站在同一个高度，没有人能够。
爱因斯坦的谦虚在1921年经受了考验。那时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研究已经改变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那年，他因发现光电效应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一发现虽然意义重大，却不是他最杰出的成果。
在普林斯顿，他和同事及学生的关系远不及他在欧洲时那样亲近。原因之一，是他的英语不够流利，而顺利的交谈确实需要流利的英语。听别人用英语演讲对他来说相当困难。他总是说“E quadrat”而不是“E squared”。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这不是英语。爱因斯坦知道这个区别。由于这个原因，他和讲英语的人在一起时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第三个原因是，他正致力于把广义相对论改造成物理学或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他在高级研究院的同事们都是数学家，他们的影响力最大。大多数物理学家的兴趣都集中在量子力学的应用、化学和物理学的结合上，或者如何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原子理论、分子理论、金属的属性和化学原理。
爱因斯坦追求的是最基本的知识。艾森哈特感兴趣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但必须是严格的数学基础，他不赞成和电磁学统一的设想。因此爱因斯坦的交往局限在一个由合作者组成的小圈子里以及少数讲德语的朋友之间。
爱因斯坦的确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关于他，我最珍贵的记忆就涉及到我自己的孩子。大概是1950年，有一天，我妻子带着几页我写的物理学论文去爱因斯坦家。他向她问起我们的孩子，她只好承认他们在出水痘。根据当地的健康法规，她必须把他们留在汽车里。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生过水痘。和他们玩一会儿绝对不会伤着我的。”他一直走到车子边，和我的孩子们谈了好一会儿。这段经历他们至今还记得。我猜想爱因斯坦可能连什么是水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知道孩子的心。
在普林斯顿，我和爱因斯坦渐渐熟悉起来，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在讨论专业问题时都非常坦率和真诚。他不谈自己的个人生活，也不谈和家庭有关的事。
我不认为爱因斯坦为自己没有成为十全十美的父亲或丈夫而感到遗憾。物理学和有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已经够他操心了。当大多数男人在想“我的妻子现在在哪儿？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思考，“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纳粹份子？”我们谈物理学，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此我们谈了很多。他想得最多的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和征服整个世界的阴谋。也许他不像我那样忧虑不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
我们常常一起散步、用德语在私下讨论许多事情。亚历山大？萨克斯谈到爱因斯坦的“伟大的腼腆和谦逊”，称他为“像圣徒般伟大的科学家”。我不知道圣徒意味着什么，但是他确实非常友好和仁慈，对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是个非常可爱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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