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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6-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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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讲笑话。我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看月亮，它是否存在呢？”爱因斯坦相信客观现实，他的回答是，“不论我们看还是不看，月亮都是存在的。”
有关核裂变的新闻是尼尔斯？玻尔带到普林斯顿来的。我们还听说德国禁止从捷克斯洛伐克出口铀。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担心。所有了解核裂变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铀可以用来生成核链式反应，在这个基础上就可能制造出一枚炸弹。在芝加哥，我们收到了弗里茨？豪特曼斯发来的电报。豪特曼斯是个在瑞士工作的奥地利人，他和德国人的铀裂变研究工作有关系。他在电报里写道：“赶快！我们已经起跑了！”他基本上是反对希特勒的，他担心如果希特勒的人赶在美国人前面搞出原子弹，人类的一切自由都将受到威胁。他试图警告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赶在他们前面搞出原子弹。
利奥？西拉德和我是好朋友，我们担心如果德国人把比属刚果的铀矿搞到手，他们就会用那里的铀来造原子弹。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特别严重，因为德国人在1939年已经从捷克斯洛伐克搞到足够的铀来制造原子弹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通知比利时政府设法制止德国人的企图。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比利时王太后的朋友，如果爱因斯坦能给她写封信，或许会有帮助。那是1939年7月。我知道爱因斯坦此时不在普林斯顿，而在长岛的一个夏季度假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只知道爱因斯坦住在穆尔医生的一所小木屋里，那个小屋在长岛的皮科尼克。于是我就开车和西拉德一起去皮科尼克。我们到了那里就询问如何去穆尔医生的小屋，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半个小时后，我们决定回普林斯顿。这时我们看到一个大约十五岁的男孩，这回西拉德没有向他打听穆尔医生的小屋，而是问，“爱因斯坦住在哪里？”男孩说他知道。我们照着他说的地址去找，终于找到了他。
那是1939年7月的一个下午，他穿着一件旧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裤子。他对我们的出现并没有显出任何惊讶的表情。他是个非常和善的人。我们坐在屋子里用德语交谈。我们告诉爱因斯坦在德国＇由奥托？哈恩和莉丝？迈特纳＇发现的铀裂变过程以及将这项成果用于爆炸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6）
我不认为爱因斯坦像某些人所报道的那样说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那样的话，因为他当时对铀裂变并不了解，因此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他确实说过，人类有史以来将第一次利用太阳以外的能源。大多数科学家意识到链式反应是可能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爆炸。我想我在几个星期之前对爱因斯坦说过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不过只是稍稍谈到了一点儿。7月里的那天，我们深入地谈了这件事。当时爱因斯坦正在全神贯注地搞他自己的研究，不太可能全面跟踪物理学的最新发展。
他很少阅读他收到的那些论文，如《自然》杂志里的文章，除非那些文章里有他特别感兴趣的东西。你不可能读遍你收到的所有刊物。我每周要收到大约八十三种刊物。
爱因斯坦确实没有预见到在他的有生之年核能会得到释放。他还没有得知发现核裂变的消息，但是我们告诉了他。我们向他解释了裂变的过程，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明白了。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他能如此迅速地意识到原子弹的危险。他敏锐地预感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问题。爱因斯坦接受了我们的看法：德国人有可能造出原子弹并依靠它来征服全球。当然，德国人也可能在没有掌握核链式反应的情况下征服全球。在向我们提了七八个问题之后，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了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他决定给罗斯福而不是比利时王太后写信＇，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这封信回普林斯顿。他没有在信上签名，因为这封信是手写，而且是用德语写的。我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并把它打印出来后，爱因斯坦在上面签了名。最后，亚历山大？萨克斯把这封信带给了罗斯福总统。爱因斯坦说过：“我只为原子弹的制造做过一件事——我在一封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
爱因斯坦不是核物理学家，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并不知道曼哈顿计划，1943年的爆炸试验使他感到很惊奇。后来，爱因斯坦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不要对日本人使用原子弹。这封信在罗斯福去世两天之后才到达总统的办公桌。
西拉德和我也和爱因斯坦讨论过这第二封信。我们当时都相信使用原子弹是不明智的。后来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说，原子弹的爆炸挽救了一百五十万日本人的生命＇因为这样一来，同盟国就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了＇。我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你瞧，我们的建议是，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搞一次目的在于显示威力的爆炸。我知道，军方有军方的考虑，首先，他们的武库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几枚炸弹；其次，他们不能肯定炸弹一定会爆炸。
不过我仍对这本书的说法感到吃惊。我问一位日本朋友这是不是事实，他说，“不错，在无人居住的地方爆炸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爱因斯坦坚定地支持建立以色列国。我们都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至少对以色列人绝对是件好事。爱因斯坦并不后悔他在魏茨曼死后拒绝了要他担任以色列总统的请求。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好总统。他不想每天会见五十个人。他不是搞行政管理的人。
迈耶？韦斯盖尔，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他好像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虽然他的天才恰恰在于揭开这个物质世界的秘密。比起公众的追捧和耀眼的光环，他更热衷于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1952年，魏茨曼去世之后，本？格里翁先生灵机一动，叫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去问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当总统。如果当时本？格里翁征求我的看法，我就会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总统职务以及国家元首所享受的那套礼仪、排场和生活环境对爱因斯坦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就像相对论对于我和你一样。
“我的以色列同胞们对我的厚爱使我深受感动，”爱因斯坦后来对一位朋友说。“不过我还是直截了当地谢绝了。我很遗憾。虽然许多造反者后来成了达官要人，我可做不到。”本？格里翁终于松了口大气。当他在等待爱因斯坦的答复时，他问自己的助理，未来的总统伊扎克？理查兹，“告诉我，如果他答应了，我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个位置给他，不给他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他真的接受下来，那我们就麻烦了。”
艾伦？理查兹，摄影师。1945年，普林斯顿大学委托理查兹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拍一张正式的肖像照。
我走上有点儿摇晃的楼梯到他的书房去，心想他此时一定是穿着翼领和礼服大衣，显现出和他的天才相匹配的无限尊严。没想到，他穿着旧毛衣和松松垮垮的裤子。蓬乱的八字须，头发乱糟糟的，好像有好几个月没梳理过。我惊呆了。我搞不懂，既然他如此不修边幅，为什么还要刮脸。有一次，我把一张拍得特别成功的肖像照多印了十几张带给他，好让他送给朋友们。他把这些照片都推到一边。“我讨厌我的照片，”他说。“瞧我的脸。如果没有这个，”他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八字须，嘲弄地做出一副绝望的样子，“我看上去就像个女人。”还有一次，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他们十八个月大的小男孩来见他。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是他们婚礼上的男傧相。那孩子看了他一眼，突然发出一阵尖叫。做父母的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爱因斯坦的眼睛却突然发亮。他赞赏地微笑着，拍拍小家伙的脑袋，温柔地低声对他说，“你是第一个对我说实话的人。”
伊里亚？埃伦伯格，著名俄罗斯作家，战地记者，采访过丘吉尔和戴高乐
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感到惊讶了：我曾飞遍天涯海角 。。。 见过许多名人和不止一个伟人，我曾经历过三次战争、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46年5月14日，我像第一次见到自然奇观的孩子那样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被带到普林斯顿，发现爱因斯坦正面对面地站在我面前。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六十七岁了；他那灰白的长发使他看上去很像十九世纪的音乐家或隐士。他的脸轮廓鲜明。他的眼睛惊人地年轻，有时悲伤，有时警觉，有时关注，有时像男孩那样充满了顽皮的笑意。他是年轻的，岁月磨灭不了他的青春；就像他自己在随意之中所说的那样：“我这辈子总是感到困惑，我一直都在试图理解。”
在从纽约到普林斯顿的路上，我感到神经紧张：我这个对科学浑噩无知的人能和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说些什么呢？我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带我去普林斯顿的犹太作家布雷宁。他说，爱因斯坦是个很单纯的人，他想和我见面，因为他关注俄国，也关注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爱因斯坦一开口说话，我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一切都使我惊叹不已：他的外貌，他的生活，他的智慧，他的挑战精神，不过，最使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此时此刻，我正和他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对我说话。
我记得郎之万在1934年说过这样的话：“爱因斯坦改变了整个自然科学。在他之前，物理学家们认为一切都已在他们的把握之中，可是他证明了还有一种全新的观察方式。他开创了现代物理学——不仅是物理学，而是整个现代科学。”
谈起美国人，爱因斯坦说，“他们很像小孩子，有时候很可爱，有时候顽皮捣蛋。让小孩子玩火柴是危险的，最好让他们玩木块。他们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恩恩冤冤。大战期间，普通的美国人一听到‘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就会摘下他的手表寄给红军战士。如今，同样的词会在很多人中间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让那些俄国人看看吧，我们也有原子弹。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受了报纸的影响。我在《纽约客》上读到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广岛的报道＇作者约翰？赫尔希＇。我打电话订购了一百份，把它们分发给我的学生。有个学生对我说谢谢，然后说，“多么了不起的炸弹啊！”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类型的人。可是这一切非常令人痛心。”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7）
他又回到原子弹的问题：“你瞧，最大的危险在于相信逻辑。你坚信2加2等于4。我可不这么想。可惜罗斯福死了，他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埃伦伯格知道爱因斯坦对“黑书”很感兴趣。所谓黑书就是那些揭露纳粹在被占领土地上犯下的反犹罪行的日记、信件和目击者的讲述。埃伦伯格随身带了一些这样的文件。爱因斯坦仔细地看了。＇
然后他说，“我多次说过，知识的潜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邪恶和残暴也是无止境的。”
＇埃伦伯格告诉爱因斯坦，他打算到美国南方去看看“黑人是怎样生活的”。＇
“他们的生活条件很糟，”爱因斯坦说。“这是可耻的。纽伦堡审判涉及的一些问题也适用于南方几个州的立法。”
＇后来，当爱因斯坦和埃伦伯格在花园里拍照的时候，他回想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是如何为种族歧视辩护的。她问爱因斯坦，如果他的儿子告诉他，他将要和一个黑人结婚，他会怎样回答。＇“我不知道，”爱因斯坦答道。“我多半会要求见见他的未婚妻。不过，如果我的儿子宣布他想和您结婚，那我肯定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埃伦伯格写道，爱因斯坦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道挑战的光。”
＇爱因斯坦问埃伦伯格，他是否经常见到斯大林。埃伦伯格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
“可惜了，”爱因斯坦说。“我很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位共产党人对我说，我的想法过时了，那是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当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知道客观世界的存在不依赖于对个人的主观评价。不过，个人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能够想象列宁是什么样的人：我读过关于他的书，还见过一些认识他的人。他受到尊重不仅是因为他是个政治家，而且因为他是个非常正直的人。”
＇当埃伦伯格准备告辞的时候，爱因斯坦说：＇“现在最要紧的是防止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你能到美国来是件好事。我希望更多的俄国人能到这里来和我们交谈。人类必须证明自己比埃皮米修斯更聪明，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就再也没法把它关起来了。再见。有空再来。”
＇十天后，埃伦伯格听到爱因斯坦通过广播发表谈话，他谈到有必要和俄国人达成一项放弃核武器的协议，还说要裁军而不是军备竞赛。＇
他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关上潘多拉的盒子。
阿什利？蒙塔古，人类学家，社会生物学家
我在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筹划一部影片，内容是关于核能的危险以及它可能带给我们的好处。我给我在普林斯顿的邻居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听听他的看法。
接电话的是海伦？杜卡斯。当我说我想和他谈一部电影时，她马上兴奋地说，‘啊，好莱坞！’我说，‘不，是宾西法尼亚。”她去和爱因斯坦说了，他立刻过来接电话，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谈这件事。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有趣。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跳舞，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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