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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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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有些像似绕口令了。不过，张歌真还是听出了他们真正的意思：最好别办，别惹这个麻烦。
张歌真想，既然国家目前还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说明有关部门，并没有明令禁止办这样的学校。根据他的判断，如果在这一带办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服务的学校，是一定会大受农民工欢迎的。
办！在犹豫了几天后，他最终拿定了主意。
从圆明园公园管理处租来了一个空仓库。
在圆明园西门外，张歌真用小黑板写了“诚聘退休教师”的广告。听说打工子弟学校需要教师，六十几位退休教师前来报名，有的明确表示不要报酬，义务服务。
接着，开始招收学生。他拿着招生简章到附近几个农贸市场散发，一下招来了五十三名学生。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明园学校正式开学。
张歌真将五十三名学生分为学前班和小学五个年级，最少的五年级只有三名学生。考虑到农民工的困难和流动性大的特殊性，他采用按月收费的方法，每月每个学生一百元。对品学兼优、家庭特别困难的孩子还可免收或少收学费。
八名聘任的退休教师，每个月只有三四百元的工资，他们说：就是不拿工资也要教。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丢在社会上没人管。打工者的孩子也是祖国的未来啊！
让张歌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所不起眼、不规范的小学校，居然会受到农民工如此的欢迎！学校的规模一扩再扩：
一九九七年春季：五十三人；一九九七年秋季：九十人；
一九九八年春季：二百二十人；一九九八年秋季：五百人；
一九九九年秋季：七百三十人。
当时，还有远在丰台、昌平的农民工，慕名而炎约旱暮⒆铀偷矫髟把＠础Ｒ恍┡┟窆せ拐业秸鸥枵妫笤谒堑淖さ卦霭旆中！？经过一番招兵买马，一九九九年九月，张歌真在丰台区南苑乡久敬庄开办了明园学校久敬庄分校，学生二百一十八人。
国庆节刚过，乡政府说是要清理“三乱”，让学校立即停办。
张歌真争辩：我这学校又不是小发廊、小摊贩，跟“三乱”有什么关系？
乡政府的口气松了些，办不办是你的事，只要你把学校搬出南苑乡范围就行了。
这时，乡联防队长的表弟找上门来，说可以帮助租到一个地方。张歌真去看了，地方不错，只是还在南苑乡辖区之内，他怕还有麻烦。那位表弟拍着胸脯说，这个你就放心了，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张歌真不得不花钱，盖了二十几间平房，将学校搬迁了过来。
过了不到两年的安生日子，二00一年九月一日，刚开学，丰台区农委一领导带着区、乡整治组一拨人马，突然进了学校，向张歌真宣布：“根据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农委《关于在全区农村开展清洁家园美化环境活动的工作意见》，现决定对你校予以取缔。”
张歌真急了：“你们把学校取缔了，我的五百名学生怎么办？”
来人答：“学生问题你不用管，十月以后妥善安排。”
“怎么个妥善安排？”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抗争（3）
“这是区里的事，你眼前是先把学校给关了。”
整治组在校门口贴出《关于取缔外来务工人员私办学校的通知》，并派治安联防队员把守校门。
这时候，送孩子们上学的家长们不干了，个个情绪激愤：
“你们凭什么取缔学校？”
“公办学校我们上不起，这样的学校你们又给关了，我们的孩子到哪儿上学？”
“农村来的孩子难道就不要受教育？”
……
一位从山东来的清洁工说，公办学校每年的学费、借读费、赞助费加起来要好几千元，他的儿子在公办学校读了一年，实在读不起，去年转到这里，这个学校要没了，孩子去哪儿上学？
一位手持残疾证的妇女哭着说，她与丈夫都是残疾人，前年从安徽来京，靠拣垃圾为生。一对双胞胎女儿十岁了，这次好不容易联系到这里上学，如果这所学校关了，他们的女儿只好重新跟他们一起拣垃圾。
张歌真的火性脾气上来了，他一下冲到大门口，对学生们说：“进去！进去！咱们照样上课！”
联防队员只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学生全放进去。
张歌真亲自主持了颇带几分悲壮色彩的升旗仪式。
整治组一次次找张歌真谈话，要他立即关闭学校，而且不许上访，不许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单位，如果不听招呼，后果自负。
张歌真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多方奔波，将学校转移到丰台区与大兴区结合部的南天津庄。然而，刚上一天课，家长们嫌路太远，坚决不干。学校只好又往回搬。
那张《关于取缔外来务工人员私办学校的通知》的通告，依然贴在校门口；学生却依然每天在上课。
就这样，在一天天的抗争中拖着，一直拖到二00三年四月，一场“非典”袭击北京，学校被强制解散。
张歌真说自己也算是个硬汉子，但那一天，望着一个个依依不舍离校学生的背影，他流泪了……
张歌真知道，学校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取得合法的身份证，必须走正规化的道路，必须加强管理。
经海淀区教委批准，明园学校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大队委员会、共青团总支委员会。学校全部教材由知春里课本书店负责供应，区卫生局指定医院负责学生接种、体检、传染病管理和食品卫生监督。区公安局派常驻人员定期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明园学校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除了北京的退休教师，其余青年教师都必须毕业于师范学校（中专），而且还对他们定期进行培训。
明园学校更关注学生的成长。来自安徽无为县的陈久林同学，父亲嗜赌成瘾，后来疯了，母亲也被打跑了。孤苦伶仃的陈久林跟随七十岁的奶奶，来北京靠卖瓜子过日子。学校了解到他的境遇后，免去了他的全部学费。争气的陈久林，没有辜负学校的厚望，连年被评为“三好生”。来自河北唐山的高平山同学，十岁了还不能上学，因为他的父母每天忙于卖菜，他得在家照看五岁的小妹妹，学校特事特办，允许他每天带妹妹到学校上课。来自湖北罗田的包亿年同学，读到四年级，他父亲就让他停学，帮助照看小卖部，学校老师多次上门做他父亲工作，终于使他重返校园……
张歌真特别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
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鲁广歧，退休后一直在明园学校“打工“，他说：“当初，我们几个教师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每天的课程都安排的得满满当当的，工资不高，少时只有三百来元，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都觉得这事儿，非常必要，也非常有意义！”
京桥大学老教授任广平，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从二十公里外乘公共汽车赶来，将自己省吃俭用节余的的一万元，赠给学校。他对张歌真说：“再困难也要坚持下去，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善事。或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过了五年、十年，它的意义就会显示出来了。”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二00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歌真收到了海淀区教委《关于同意张歌真申办北京市海淀区明园学校的批复》的通知，这是海淀区教委给打工子弟学校开出的第一张办学许可证。根据该批复，明园学校具有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资格，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自筹经费，自聘教师，自行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接受海淀区教委的行政管理和业务指导。
由于创办了明园学校，特别是由于那场官司，张歌真现在也成为一个名人了。明园学校现在有五所分校，海淀、朝阳各一所，大兴三所，学生三千一百二十二人，教师一百三十一人。张歌真统管五所学校，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二00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节目中，张歌真应邀与教育部长周济，进行了一次对话，他向周部长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经费问题。张歌真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招收的学生，基本上是农民工的子女，他们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其教育经费也应该由国家负责。周部长表示，对于农民工子女，流入地政府应为他们提供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纳入其义务教育的统计之中。对于比较规范的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应该给予扶持。第二个问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应该与公办学校的教师一样，享受评职称等同等待遇。周部长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比较复杂，教师的队伍也比较复杂，只有待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好了，才能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第三，应该允许农民工子女中的初中生，在流入地上高中，高中毕业，允许他们在流入地考大学。周部长认为，现行教育制度是一种按户籍确定报考资格的属地管理的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不管考生在什么地方生活和学习，都必须到自己户籍所在地去报名参加高考。在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没有大的改革之前，允许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考大学，还有许多政策性的难点需要解决。
尽管，对于周部长的答复，张歌真还不是很满意；但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名校长，能有机会与教育部长直接对话，他还是感到非常的幸运。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黄鹤：陶行知的追随者（1）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两所都取名为行知学校。一所是易本耀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另一所是黄鹤创办的行知学校。
尽管黄鹤的行知学校创办的时间比较晚，但易本耀认为，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中，黄鹤是最有教育理论的。
黄鹤说，是一本《行知书信集》，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黄鹤出生于安徽省肥东县一个小乡村。上小学时，村里来了一拨上海知识青年。黄鹤和小伙伴们，整天缠着这些知青哥哥、知青姐姐讲外面世界的故事。三年后，知青们陆陆续续返城。黄鹤与他们之间还保持着通信联系。不过，他总觉得自己写不好信，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笔下却又表达不出来。那天，跟父亲到县城办事，在新华书店，发现书柜里摆着一本《行知书信集》，他觉得这肯定是一本教人怎么写信的书，便花了一元五角六分钱买了下来。待回到家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名叫陶行知的教育家的书信集。那一封封书信，记载着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博士，如何从事乡村教育的经历。陶行知说：“中国乡呢鼐玖诱矩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黄鹤尽管对这些道理还不是十分理解，但却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陶行知。
高中的一场大病，击碎了黄鹤的大学梦。
在彷徨与迷茫之中，黄鹤又想起了那个人：陶行知。他找来了凡是能找到的陶行知的书，开始了一次“疯狂”的阅读。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他决定放弃复读与高考，决意像陶行知那样从事乡村教育与贫民教育。
黄鹤告别家人，先是去安徽歙县陶行知的家乡、他当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实地考察。然后，来到合肥，好不容易办了一张借书证，在图书馆开始自学教育学，研读陶行知著作。他还去当地一些最有名的中学听课。四年里，黄鹤自学完了师范大学的全部课程，把八百万字的《陶行知全集》阅读了两遍。多次参加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活动，撰写了十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心得。
这之后，黄鹤又到华中师范大学，找到著名教育家王道俊，说出自己渴望攻读他的教育学研究生的心愿。王道俊了解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独特经历后，被他的好学精神深深感动了。最后学校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允许黄鹤免费旁听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但毕业时没有文凭，也不授与学位。三年里，他攻读了教育哲学、课程论、教育学、学校管理等课程，完成了教育学研究生的全部学业。
一九九四年初，一则招聘消息引起黄鹤的注意：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招兵买马。那几年，希望工程搞得红红火火。黄鹤知道，希望工程是在救助贫困地区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从大的范畴讲，也是在推进乡村教育。
他来到了北京。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见面，是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徐永光十分爱惜人才，听了黄鹤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徐永光问：“教育是块清贫的土地，你为什么却热衷于教育？”黄鹤说：“为了心中的理想和志愿。”徐永光说：“那好，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援建了两百余所希望小学，你可以留在我们这里，一块来参与希望小学的管理！”黄鹤正式到基金会上班。两年间，他考察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参与起草了《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负责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和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
他还是想读书。一九九五年至九八年，又脱产去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儿童发展心理学。毕业后，黄鹤被南京晓庄学院（前身为陶行知一九二七年创办的晓庄师范学院），作为专业人才引进。一年后，他主动辞职走了，他觉得双方之间的教育理念还是存在差异。
黄鹤开始在家闭门反思，研读大量哲学著作。
他觉得中国的教育界，自己已经转了一圈了。农村的、城市的；贫民的、贵族的；小学、中学都呆过，山西、河南、深圳、武汉、南京、北京的各类学校也都接触过。十五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运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办学校，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实践证明，靠公立学校不可能，靠私立学校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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