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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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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1）
二00四年岁末，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联合十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组织了一次“家乡·梦想·北京”北京首届打工子弟作文大赛。十五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千余名农民工子女，参加了这次活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科文厅。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正在进行之中。 几位打工子弟学校的女生在台上表演印度舞蹈。她们的服装显得有些滑稽，身上穿着普通的校服，头上却披着艳丽的纱巾。手脚也有些僵硬，翻来覆去老是重复那几个简单的动作。 没有人笑话她们，大家都在认真地欣赏着，大家都知道，能登上如此高雅的舞台，对于她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九十三篇作文获得了一、二、三等奖，《给政府的一封信》是其中的一篇： 政府你好： 我叫胡竞。 我们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的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它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 清莲学校五·二班胡竞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居然给政府写出了这么一封信，未免有些太沉重了。 而胡竞提出的是一个并不算高的要求：“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前些年，连农民工都不为社会所重视，更没有人去关心“民工第二代”。其实，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子女，他们比起城市孩子来，“懂事”得更早。 他们时时用一双纯真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个复杂的世界。 他们唯一可以倾吐的“对象”便是作文： 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多开办一些打工子弟学校 我的家乡在湖北，家有6口人。以种田为生，收入不是很高。主要是种棉。种田得交种田费，还得交人头费、宅基费，上学交学费，这些钱是不够的。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来北京打工。 1989年，父亲离开老家，来到北京，当时我才两岁。经过三年的实践，父亲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到第四年生意比较好，父亲一个人干不过来，妈妈只好托付邻居照顾两个比较大的姐姐。我和哥哥还小不懂事，不能放在老家，1993年，妈妈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北京。来到北京我们既受到优待，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北京一个月的收入，比在老家一年的收入还高。收入多了，支出也多了。去掉房租和杂费，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00元。 由我家的经历，使我想到了一些和我们家一样来北京打工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如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是高科技时代，一些外地人因没有知识，只得靠卖菜、捡破烂来生活。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让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还有就是一些外地学生在北京上学比较困难。一些正规学校一年交赞助费就得1万多元。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一些没办暂住证的人抓走，并让他们返回老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办一个暂住证一年就得花一二百，政府应该为那些与家人失去联络的学生想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2）
——胡利敏 对政府的两点希望 我的爸爸妈妈来京已经有10年了。没有文化，只能做一些小买卖，每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元。每天乱七八糟的杂活，劳累一天，都不能好好休息，住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打工者的生活。 对于“收容”这件事，我的看法是：我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也算是犯法吗？“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如果家乡好，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谁愿意来这里受苦？ 父母对我的看法，考不了前5名就跟他们一起做生意。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1，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2，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只有人民富了，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强大。而要想人民富裕，就要使人民有个挣钱落脚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办法。“收容”那个办法绝对是不行的。 ——郑文 就业、上学和暂住 今天的班会，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子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辛酸苦辣。 …… 1992年，父亲来京投靠小姨一家。他在北京找很多活，老板都说他年龄大，最后到一个老乡开的餐厅打杂。 1997年4月21日，父亲把妈妈、我和弟弟接到北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 家里穷，先让弟弟上学，弟弟在一个“菜地小学”上学。那时候不知道我有多羡慕。直到1999年9月7日，我们家附近有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也上学了。我真感谢我的学校的创办。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就业本地人什么样都行，有些工厂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口要求很高。在我们住的地方好些办不起暂住证的人被遣送回了老家等等。我的父母也因为这些不公平条件的限制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 天啊！政府要是对外来人口多施行些照顾政策，那该多好，比如说暂住证方面便宜点。还有很多我们的同龄人不能入学，要是你们能办点像我们打工学校这样的学校，本地学校少收借读费，那我就不用停学两年了，现在高中都快毕业了。还有，我今年上初三，中考时又得离别父母回老家，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于甲龙 “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子女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 “我想问问：我能不能不回老家中考啊？”； “我希望政府多给外来打工者一些机会”； …… 这些发自孩子们内心的呼声，令人震惊！ 同样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所造成的难以弥合的创伤。 在采访中，我对于农民工子女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同城里孩子的命运会不一样？” 以下是我访谈记录的片段，几乎每个孩子都提出了这个问题： 欧阳明：初二，来自河北保定。 问：你来北京几年了？ 答：十四年。 问：十四年？那么长？ 答：我就在北京出生的。妈妈告诉我，十四年前，她在北京的一间铁皮房里生下了我，当时是一九九0年六月七日。 问：那你可以算是北京人罗！ 答：不是，我是保定人。 问：为什么？ 答：我没有北京户口。 问：你在北京出生的嘛！ 答：这个不算。如果我是北京人，我的爸爸妈妈就可以有固定工作了，我们也就不用住在这么个破地方了。我就不会经常遭别人白眼儿，我也不用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了。 问：你觉得命运不公平吗？ 答：是。 问：怎么不公平？ 答：我也是在北京生的，我为什么就不算城里人？为什么我天生就要过穷日子？ 张诚：初一，来自安徽金寨。 问：你一直在北京上学吗？ 答：不，我是小学三年级到北京的。 问：一直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上学吗？ 答：不，我先在公办学校读了一年。 问：为什么不继续读下去？ 答：他们要收好多钱，家里没有钱。 问：你觉得在公办学校好吗？ 答：不好。 问：为什么？ 答：我们农村来的和城市的学生不是一种命。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3）
问：怎么解释？ 答：他们可以穿名牌，我连运动鞋都没有。他们零花钱很多，我们没有。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人家每人都带一背包吃的，就我们三个农村来的，每人只带一个面包，一瓶水。 高小丽：初三，来自山东荷泽。 问：你知道你初中毕业，必须回原籍考高中这个规定吗？ 答：知道。 问：那你准备怎么打算？ 答：只能是回老家。 问：你想回去吗？ 答：不想。 问：为什么？ 答：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五年了，已经基本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现在又要离开父母，老家只有一个爷爷在，到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再说，我的学习不错，如果用北京的标准的话，考个大本没问题。可老家的分数线比北京高一百多分，我这种成绩，连考个大专都成问题。为什么北京的学生和山东的学生标准不一样？这太不平等。 问：你们班的同学都回老家上高中吗？ 答：不，最多三分之一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回老家继续上高中；还有一些在北京上个职高什么的；大多数就不上了，跟着父母打工或做生意。 “收容、遣送”，曾经被城市作为对农民工进行管理和惩罚的一种常用手段。却不知，这种手段像一把利箭一样，深深伤害了广大的农民兄弟，也刺痛了农民工子女的心： 陈一山：初三，来自河北张家口。 问：你父母在城里做什么工作？ 答：种菜。 问：地从哪里来？ 答：从北京郊区农民那里租来的。 问：你对北京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那可多了，大城市嘛，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 问：最不喜欢的呢？ 答：……动不动就把外地人遣送回老家。 问：你父母被遣送过吗？ 答：遣送过。有一年快到国庆节时，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来了几个人，有警察，还有其他戴红袖标的。一进门，就说是检查暂住证的。爸爸连忙把暂住证拿出来，警察一看，说已经过期三天了。爸爸说，我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明天马上就去补办。那些人说不行，让爸爸跟他们走。我们苦苦哀求，妈妈哭着跪在地上，爸爸还是被他们带走了。后来，爸爸被送到郊区一个农场干了几天活，我妈妈整天在家里哭，四处托人也没找到人。 问：后来，你爸爸是怎么回来的？ 答：爸爸先是被送回老家，花了点钱，才被放出了。……这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到现在还常常会做噩梦。 柯一根：初二，来自湖南湘潭。 问：你听说过农民工被遣送的事吗？ 答：听说过。我们住的这块有许多老乡被遣送过。我们有个同学，有个星期天去打台球，正好遇到查暂住证的来了，大家都跑，他想，我是个学生怕什么？警察向他要暂住证，他说自己是个学生，没有暂住证。警察说，学生也得要有暂住证，没有就要带走。他不服，双方发生冲突，跟警察一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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