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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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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收容对象，扩大为“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由于“三无”审查标准不明确，扣押“三无”人员也变得十分随意。收容成了一些基层办事处和派出所的经常性工作，遇到重大庆典活动和重要节日，则成了一项主要工作，而被收容的主体是农民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崔传义研究员曾做过一次农民工的随机调查，在123名访谈对象中，自身曾被收容过的有19人，占15。4％；自己的亲属和所认识民工被收容过的59人，占了近半数。
一九九九年，北京市全年收容149359人；
二000年，广州市全年收容117044人。
有消息透露，全国七百多个收容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收容遣送回原籍，这中间，占85％以上是农民工。
大量事实表明，近年来，收容遣送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使得他们的公民自由和其他权益受到损害，妨害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对立情绪，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成为农民工反映最强烈和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农民工说：“全国喜庆和传统节日，却成了我们担惊受怕和倒霉的日子。”
2003年3月，广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收容站工作人员殴打民工致死案件。
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披露后，引起全国范围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愤怒声讨。三位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专家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但收容给农民工造成的心灵创伤，“收容之痛”的后遗症，非短时期所能消除……
剥夺，其次反映在经济上的侵害。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深圳采访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正席卷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东莞急缺一线生产工人二百万。到处可见招工广告，有的广告上写着：急！急！十万火急！
二十年来，飞速发展的珠江三角洲，一直和中国农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密不可分。今天，这块“乐土”，却遭到了农民工的背叛。
在人们的印象中，珠三角是从来不发愁缺少劳动力的：“很简单，你不干，工厂门口还有大把的人等着进厂！”
造成“民工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工资太低是最主要的原因。
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认为，全国24个城市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660元，深圳比平均数高了5·4％，而东莞却低了16·8％。
另据一份材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12年来月平均工资只提高了68元，剔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相当于负增长。
工资低不说，更恶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拖欠民工工资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根据全国建设工会2003年初的数据：“有的省约有55％的农民工遇到工资拖欠问题。据建设部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拖欠工程款约5000亿元，主要是业主拖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地政府拖欠，另外是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拖欠。根据北京市的调查，全市70万农村进京施工队伍，被拖欠劳务费总额30亿元，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
为了讨要工资，有爬上塔吊示威的；
为了讨要工资，有到政府前静坐的。
200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沈阳市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在某花园小区建设工地打工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因讨不到工钱，无钱回家过年，各自吞下100粒安眠药打算自杀。所幸被工友发现得早，送进医院抢救，才挽救了他俩的生命。2002年5月，王金安与妻子从吉林老家来到沈阳打工。当年11月，小区工程竣工，但由于某种原因，工程没有接受验收，房子卖不出去。王金安和他的六十多名工友，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工资，还被老板撵出工地。他们四处讨要，一直没有结果。2003年初，王金安的妻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动手术，又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求天天不应，求地地无门，走投无路的王金安和小“四川”，只好以死抗争……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时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个“节省”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侵害。
剥夺，同时表现在对农民工的歧视。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城乡相互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其主要内容是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粮油供应制度、二元劳动就业制度和二元社会福利制度。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结构的核心。正是这个二元户籍制度，使人们习惯于用“城里人”和“乡下人”来划分公民群体，埋下了“城里人”歧视“乡下人”的“祸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曾经在北京做过调查，一个外来民工每年办一次暂住证要180元；后来又规定要办就业证，每年办一次180元，还有婚育证、健康证等；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又比如，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约10亿元。韩俊说：“有关部门在收取管理费用之后，并没有为农民工提供任何的法律保护。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损害了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的作用。”
这是发生在某个城市的一起“臭脚事件”：
一辆公交车在某站停下后，上来几个民工。一会儿，车厢里散发出一阵阵臭脚丫味。乘客们议论纷纷，有的掩起了鼻子，有的四处搜寻“臭源”。还是女售票员眼睛尖，发现这股臭味来自刚上车几位民工脚上穿的胶鞋。她立马瞪起两眼，连讽带刺道：“嘿，瞧你们几个臭脚，多长时间没洗了，恨不得把人熏个筋斗！赶紧下车吧，要不大家该提抗议了……”几个民工一听，脸红到耳根，抱着蛇皮袋、提着工具，灰溜溜地逃下了车。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天下农民工（4）
青岛甚至有个别人给报社写信提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却很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坐公交车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公交车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隔阂和矛盾。”
尽管这只是极个别人“偏激”的提议，但它却是城市居民普遍心理的一种折射！
根据零点调查公司在1996年底对京、沪、穗、汉四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农民工入城，30·4％的市民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好事”，18·9％的人认为“基本上是一件坏事”，认为“好坏各半”的人为50·8％。另据1997年宁波市政法委调研处的问卷调查结果，72·4％的宁波市民对外来人口持不欢迎态度。不欢迎的理由集中于“影响社会治安”（95·2％），其次分别是“影响卫生及城市管理”（29％）和“影响就业”（13·4％）。
城市居民的自我优越感和对农民工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势必加剧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隔阂与紧张；反之，这种误解、偏见与歧视，又会引发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满与对立，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社会对农民工的剥夺，是形形色色的，是多方面的，它甚至形成了一条“剥夺链”。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便是这条“剥夺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最突出的环节。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寻找课桌（图）
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还会面对他们的孩子。 那时，我看到的是铁路上的民工潮，是工地上的小伙子，是进城的小保姆，是街头的修鞋摊，是巷尾的裁缝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农贸市场卖菜大嫂的身边，出现了孩子。一个孩子在车上睡着，两个在土里玩着，三个五个在街边闹着…… 春夏秋冬，东西南北，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孩子——他们被称为流动人口子女——竟达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如此急剧的增长甚至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 今天，我们面对着这些孩子们的眼睛，就像面对一个个问号。不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还是乡长、市长，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得面对。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在流动，谁能无视它带来的种种现象？谁又能说与之无关呢？孩子们的出现，给流动人口这个大课题里，增加了一系列的子课题。我们又一次感慨：又没准备好！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1）
“又没准备好！” 是的——我们的城市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府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策没有准备好。 这个名叫刘茂运的男人，也没有准备好。 十五年前，刘茂运带着妻子和女儿，从新疆伊犁直奔辽宁沈阳——他是怀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期盼来的。没有想到是，自己的三个女儿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包袱，也成为自己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刘茂运的原籍在山东新泰市旧关乡官桥村，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生人。家乡是个穷地方，在刘茂运的印象中，小时候，父母每天要为他们兄弟姐妹的三餐而发愁。好在那时侯读书不用交学费，学生只交煤费就行了，一学期三毛钱。 高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两年地。十九岁那年，当过兵的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你已经成年了，当兵去吧，也该为国家尽尽责了。” 那年来招兵的是新疆的骑兵部队，刘茂运体检合格，到了伊犁，成了一名骑兵。至今，他走路还有些罗圈腿，他觉得唯一值得自己自豪的，便是这罗圈腿，那是当骑兵骑马骑的。 一九八0年，解放军百万大裁军，刘茂运所在的骑兵旅被撤了，他退伍到了建设兵团伊犁农10师。建设兵团虽然是部队建制，其实与农村区别不大。刘茂运脑子比较活络，他种了两年棉花后，便到团部的饮食服务公司当供销员。一九八七年元旦，他与当地的藏族姑娘才旦花木结婚，建立了小家庭。 那些年，生产建设兵团整个不景气。刘茂运对妻子说：“不行，咱们不能一辈子困在这里过穷日子！”妻子说：“不呆在这儿去哪儿？”跑供销的时候他去过沈阳，他说：“去沈阳吧，那是个大城市，怎么也比咱这儿强。”妻子疑惑地说：“去沈阳能做什么？”他说：“那么大个城市还愁找不到活干？就是卖卖新疆的葡萄干也能混口饭吃。”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刘茂运夫妇带着快三岁的女儿刘雅琼，到了沈阳。 刚出站口，才旦花木便哭喊了起来：“坏了，坏了，钱没了，我放在内衣口袋的钱没了！” 就这么点工夫，他们夫妇攒了几年的、准备用来在沈阳做小生意当本钱的两千元钱，让人给偷了。他们找到车站派出所，民警说：“这儿每天都有被偷的，我到哪儿给你去抓小偷？” 想返回新疆去，连路费都没有。生意做不成耍艘患胰说纳疲辖舻谜一疃伞Ａ趺嗽诮记┟窦掖蚬坦ぃ尾荩桓鲂∈币辉褰恰Ｔ诮ㄖさ卦斯匙樱惶焓逶でＫ孤艄蛉獯贸枪茏チ思复危宦袅恕Ｆ咸迅擅宦舫桑鞘切枰厩摹？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苦，但比在新疆要强一些。 这期间，他的二女儿刘英豪和小女儿刘雅楠又出生了。 一九九五年夏天，大女儿刘雅琼七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刘茂运带她到附近的沙岗子小学，一问校长，一学期就一百来元的学费、书本费，他便为女儿报了名。 可待校长看了他的户口簿后，又改口了：“不行，不行，你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刘茂运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本地户口的不行？” 校长说：“一直就是这样规定，我们只招收本地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来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也不是，如果一定要在我们学校读，可以交借读费。” 刘茂运：“借读费是多少？” 校长算了算，几项加起来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一学期九百八十元，一年将近两千块，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钱？”刘茂运自言自语说。 他带着女儿又跑了几个学校，答复基本一样，外地学生在本市就读，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多的要五、六千元（一年），甚至七、八千元；少的两三千元；最少的一所学校也要一千二百元。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2）
当时，刘茂运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五百元左右，交了房租，一家五张嘴吃喝，所剩无几。哪拿得出这么多的借读费？ 他想不通，为什么外地的孩子在本地上学要交借读费，是不是一些学校的土政策，便专门跑了趟教育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全市的中小学都一样，对外地学生都要收取借读费，只不过由于学校的质量不一样，收费的标准有些不同。长春、哈尔滨也是这样；北京、上海也是这样。人家还告诉他，我们现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是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政府按户籍人头下拨教育经费。你孩子的教育经费在新疆而不是在沈阳。你孩子如果不想回新疆上学，在沈阳上学就必须交借读费…… 怎么办？回新疆，不成，那里没人照顾孩子；在沈阳读，又拿不出这么多的借读费。让孩子在家呆着，更不行，高中毕业的刘茂运知道，现如今没有文化不行，将来没有文化更不行。 愁啊！ 那些日子，两口子愁得一夜夜睡不着觉。 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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