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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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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没有文化不行，将来没有文化更不行。 愁啊！ 那些日子，两口子愁得一夜夜睡不着觉。 有天半夜，才旦花木从炕上坐了起来，说：“我想好了，我出去找活儿干，你在家自己教雅琼念书，再带两个小的。” 刘茂运说：“这算什么事儿？我一个大老爷儿们，在家带孩子，倒让你出去干活儿？再说，我从来没教过书。” 才旦花木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你怎么也比我强，咱们不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看来，只能如此。 才旦花木跑了几天，终于在五爱批发市场找了一个活儿——帮人家卖衣服。 刘茂运则从新华书店买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九月一日，城里的小学开学了； 刘茂运家的私塾也正式开学了。 尽管，刘茂运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没正规读过多少书，但教教小学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担忧的是自己从来没教过书，怕不得要领。好在他还买到了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可以按部就班，一课一课跟着教。 他还到沙岗子小学去了几趟，等放学时，专找一年级的学生，问他们每天上下午课程安排，课程进度。 参考正规小学的时间表，他也给刘雅琼订了个时间表：早晨七时起床，早读半小时；八时，上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一时半上课，两节课；晚上做一小时作业。 期末到了，女儿到底学得怎么样，刘茂运心中没有底。为了检查自己和女儿的教学成绩，他去沙岗子小学，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要来了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期末考卷，让刘雅琼做。结果，刘雅琼的语文得了八十六分，算术得了九十分。这下，大大提高了父女俩的自信心。那天晚上，全家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以示庆贺。 一九九八年，刘雅琼该上三年级时，二女儿刘英豪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刘茂运又去几所公办小学了解了一番，对外地学生还是要收取借读费。 刘家私塾继续开办，不过，学生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面对眼前两个女儿那渴望知识的目光，刘茂运有时觉得有些迷惘又有些心酸。就因为自己是外地进城的农民工，自己的女儿便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如此的不公平？ 他常常在心里对女儿们说：“你们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吃亏了，父母对不起你们啊！” 到了二00一年，小女儿刘雅楠也该上学了。 刘茂运家庭私塾的学生又变成三人：大女儿念六年级，二女儿念三年级，小女儿念一年级。 三个女儿三个级段，课程完全不同。刘茂运只好采取复式教学法，将每节课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十五分钟给老大讲课时，让老二和老三或预习课文、或做练习；第二个单元给老二讲课时，老大和老三或写作文、或做练习；第三个单元给老三讲课时，老大和老二或背诵课文、或做练习。 一个人同时教三个不同级段的学生，而且还不是一门课，加起来有七、八门课。白天上课，夜里备课，累是真够累。刘茂运说，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程，他绝对没有信心和毅力坚持下来。 …… 二00四年岁末，我在沈阳采访期间，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讲述了这个当代新私塾的故事。 我提议到刘茂运家看看。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新私塾传奇（图）（3）
这是沈阳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大雪，大街小巷，白雪皑皑，铺得足有尺把厚。 傍晚，小车缓缓挤出闹市，穿过浑河大桥，七拐八拐，进入浑河南岸白沙乡的沙岗子村。这个村子也是外来人口集聚地之一。 在车上，省希望办的小杜告诉我，今年八月，在“希望工程进城助学行动”中，刘茂运的二女儿刘英豪，小女儿刘雅楠，作为贫困农民工子女，受到希望工程资助，已经离开家庭私塾，进了校园。不过，大女儿刘雅琼仍由刘茂运自己在家里教着。 停车问了好几次路，饶过一个小木材市场，小杜对开车的老李说：“没错，就是左边的那间小平房。” 在车灯的照射下，我看见一个穿着件旧军大衣的中年人，从低矮的平房走出，他拉着小杜的手，亲得不得了，连声说：“你们咋来了？你们咋来了？” 老李说：“老刘，我们带北京的一位作家来家里看看，孩子们都在家吧？” “老二、小三刚放学回来，”刘茂运答道：“外面冷，赶紧进屋。” 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屋里有一条长炕，炕尾乱七八糟地码着几床被褥；屋角有一张长条桌，还有一只经常可以在电视剧里见到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乡政府用的那种木头柜子。 看得出三个孩子同老张和小杜挺熟的。 现在，刘英豪和刘雅楠都在矽山街第四小学。入学时，学校对她们进行了摸底测试，发现姐俩的基础与同学历的学生相比，有些差距，便给她们各降了一级。 当两个妹妹在介绍学校情况时，我发现刘雅琼在一旁听得有滋有味。 我问小杜：“为什么不让老大也一起入学？” 小杜说：“资助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这项工作，我们上半年刚刚开始。每资助一名贫困生，每年需要六百元。现在一共才有两百多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像她们两姐妹同时得到资助，已经属于特例。” 一旁的刘茂运插话道：“我是非常非常的知足，也是非常感谢政府和社会上的好心人。” 我问他：“现在老大在家学得怎么样？” 刘茂运说：“老大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了，一到初中，我就吃力了，首先是英语我根本不会，还有代数、物理、地理，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现在是能教多少教多少。” 我有些感慨：“老刘啊，你这一教，差不多整整教了十年了！” “是啊，是啊，十年了……”刘茂运说：“我主要觉得现如今这年头，没有文化不行。你最起码也得有个小学毕业，能看懂电视、报纸，可以理解法律条文，不能给国家添乱。” 八点多了，才旦花木还没有回来。刘茂运说，五爱批发市场离家很远，她早晨五点多就要出门，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 这些年，一直靠着才旦花木每月七百元的收入在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刘茂运为我算了算：每月的房租是130元，伙食300元Ａ丹实が水费20元，电费4元。上学的两个孩子，每天中午在学校吃给3元。 我问刘英豪：“三块钱怎么吃？” “我们一般到学校外面的小饭店买包子吃，一块钱四只，三块钱能买十二只，我们每人吃六只，可以吃饱。” 临别时，一家人把我们送到车旁。 我没有想到，刘雅琼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伯伯，我也想像妹妹那样，到学校学习，你帮帮我好吗？” 面对眼前这位孩子的恳求，一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1）
当开往北京的火车，慢慢离开信阳车站时，李素梅在心中轻轻说了声：我的教师生涯永远结束了…… 这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一个清晨，河南信阳的天空有几片淡淡的彩霞。 李素梅老家在信阳息县岗李店乡，一九八0年高考落榜，在家闲了两年后，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穷，刚开始每月的工资是三十元，三十元里一半从学生的学杂费里提取，另一半由乡里统筹，筹到了年底给，筹不到就给打条子欠着（至今，李素梅手里还有好几张这样的条子）。后来，每月涨到四十元、五十元，到这次离开前是六十九元。 乡村民办教师像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李素梅一个人包了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每星期三十节课，还当班主任。她形容自己那时候就像是一台老式的教书机器一样，一年到头教啊教啊，一直在小讲台上教着。同所有的民办教师一样，她唯一的期盼就是什么时候能转为公办教师，但是，转公办的名额极少，一年又一年，她的期盼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十年前，为了创作报告文学《中国山村教师》，我曾经走访了贫困山区的一百多所山村小学，接触了许许多多山村教师，我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如果用蜡烛来形容教师的话，那么，山村教师便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山村教师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要不，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为什么他们仍然甘于寂寞，安心清贫，默默地坚守在教育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李素梅的姐夫在北京当兵，九十年代初，先是她姐姐随军到了北京。后来，兄弟姐妹几个全都投奔他们去了，在北京做小生意，有的卖菜，有的卖小商品，有的推销烟酒。兄妹们经常来电话，要她也出来，说在北京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几百元，怎么也比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强。她也曾犹豫过，只是转公办的心思一直没有死。 一九九三年二月，县里缩减民办教师，学校的领导说，她可以继续留下，也可以走人。她十分矛盾：想留下是因为教了十年书，真教出感情了；想走是当民办教师实在是太清贫了。她与在粮管所工作的丈夫易本耀商量，丈夫说，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别走了后悔，留下又不安心。 恰在这时，大姐又来电话催她去北京，一咬牙，她含泪离开了村小。 刚到北京，跟五妹在五棵松河边早市卖儿童服装、鞋袜。虽然从来没做过生意，不过，有五妹带着可以慢慢学，她学会了怎么进货，怎么与顾客还价。开始，她怎么也不明白一双童鞋，明明三十元就可以卖掉，偏要开价六十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还是以三十元成交了。妹妹告诉她，这就叫做生意，你一双三十元的鞋，开价六十元，最后被顾客砍到三十元，你卖了，顾客就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赚了三十元。你要是开价三十元，死咬住三十元，一分不降，顾客会觉得什么便宜都没有得到，肯定走人。头个月她挣了五百元，差不多是她教民办大半年的工资。 八月底的一天，上午约莫九点来钟，李素梅和妹妹正准备收摊，有人在一边嚷嚷，说附近桥边有个八九岁的河南小男孩让车给撞了。李素梅姐俩一听急得不得了，因为她们的哥哥就在桥边摆摊，哥哥也有个九岁的儿子，每天都跟着哥哥一起出来卖菜。姐俩蹬着平板车到了桥边，见小侄子正在地上玩儿，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晚上，一家人在吃饭时，又提起了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他们算了算，兄妹几家一共有九个孩子，都遇到了上学麻烦。最大的小侄子已经十一岁了，还没上学，最小的也有七岁。不是不想上，是上不起。他们到附近的一些学校打听过了，不是北京户口的外地学生，想上北京市公办小学，每学年除了交四百八十元的借读费，还得交赞助费，五六千、三四千不等，最少的一年也要两千元。当时，他们每家一年毛收入，也就五六千元，供一个孩子上学要花费掉近一半，这学上不起。把孩子送回老家吧，没人照顾也不行。就这样，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拖着。 当过教师的李素梅，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说：“一年拖一年，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孩子们的学业，可是耽误不起啊！再说，每天跟着大人到市场去，也不安全。” 理是这个理，可哪家又拿得出那么多的借读费和赞助费？ 一家人都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这时，五妹在一旁说：“我倒有个好主意，就不知道二姐愿不愿意？” 二哥说：“有什么主意你就说嘛！” 五妹说：“二姐啊，你不是当了十年的老师吗？把几个孩子拢在一起，你当老师，你来教嘛？” 李素梅说：“我已经说过了，这辈子再也不教书了。” 五妹说：“那是气话。你是当民办教师穷怕了。” 李素梅说：“这哪中？教书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大哥也插话说：“我看中，人家的孩子教得了，自家的孩子咋教不了？你以后专门负责教书，不用到市场去了，每个月的工资，我们几家给凑，就当孩子们的学费。”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一部分都市窝棚小学（图）（2）
李素梅犹豫着说：“就算我可以教他们，可是，这儿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室……” “这个好办，”二哥说，“我们甑家坟这一带到处是菜地，在菜地里搭个窝棚做教室，先凑合凑合。” 李素梅还是有些顾虑：“办学校，不像是摆个什么小摊儿，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五妹气愤地说：“找谁批准？我们的孩子没地方读书，谁管我们了？再说，这又不是办什么正规的学校。” 二哥也说：“我看五妹说的也有道理，你要找什么部门批准，那就复杂了。眼前先让孩子们读书最要紧。” 为了孩子，也为了兄弟姐妹的情谊，李素梅答应了。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反而变得简单了。 第二天，兄妹几个开始在菜地里搭窝棚。 李素梅负责买课本，准备教材。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北京市的小学开学时，李素梅的窝棚小学也正式开学了。 窝棚是由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成的，有个十来平方米。课桌是用捡来的砖块垒成的，还用水泥抹了块小黑板。 九个孩子年龄不一，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在老家上过一年级，有的上过二年级，李素梅将他们分成一、二、三三个级段，等于她一人承担了三个年级语文、算术六门课程。这有点类似于乡村小学的复式班，几个级段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一起上课。 每天清晨，从甑家坟菜地这个窝棚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成了这个现代化大都市边缘的一道奇观！ 这难道就是命运吗？李素梅有时想想，人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不可知！她离开家乡，走下教坛，是想选择一条新的生活之路；然而，谁能想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却又逼使她重新拿起教鞭？ 国庆刚过，在朝阳区团结湖卖菜的表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素梅啊，把这个小狗子交给你了，你看他马上就满八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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