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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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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朝阳区团结湖卖菜的表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素梅啊,把这个小狗子交给你了,你看他马上就满八岁了,还整天在外头疯,跟我卖菜,我实在是顾不过来。” 李素梅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这儿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到时别让我把孩子给耽误了。” 表姐说:“孩子已经耽误了,在你这儿,怎么也比在外头野要好。” 李素梅是个软心人,经不住表姐一番软磨硬缠;再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便答应了。 接着,听到李素梅正在办学的消息,堂哥把孩子送来了,堂表弟把孩子送来了,一些熟悉的在京打工的息县老乡,也把孩子送来了。 李素梅说:不中,不中,我教不过来。 送孩子的说:不中也得中。 到了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短短一年,窝棚小学竟然扩展到了五十二个学生。 这下,李素梅慌了,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她在心里问自己:下学期,我该怎么办?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一位母亲的烦恼
就在李素梅为日益增多的学生暗暗叫苦时;有个叫赵丽君的女人,为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找不到学校而心急火燎……
一九九二年中秋,赵丽君和丈夫靳宏贤,带着双胞胎女儿靳美玲、靳庆玲,从河南农村来北京打工。
都说城里人的钱好赚,到了北京,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
两口子先是在丰台岳各庄农贸市场边卖菜,起早贪黑,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交了房租,加上一家四口人吃饭,紧张得连蜂窝煤都买不起。赵丽君记得很清楚,有一回,靳宏贤的父亲从老家来看望他们,走时,给老人打一张车票的钱,还是临时向老乡借的。
卖菜不行,他们又到丰台火车站旁练摊卖水果。丈夫每天负责从沙子口进货,她带着女儿负责看摊。因为租不起固定摊位,只能骑辆平板车在马路旁打游击。
当时,最害怕的是“城管”。“城管”隔三叉五要来一趟,听到“城管”来的风声,得赶紧跑,跑不脱被抓住了,就得老老实实认罚,一般是百八十元。你不认罚,连平板车都给拉走。
卖水果,就图个新鲜。西瓜上了卖西瓜,草莓下了卖草莓。正是菠萝上市的时节,有一天中午,赵丽君正给一个老太太削菠萝。突然,远初传来喊叫声:“城管来了——”她连钱都没顾上要,骑起平板车就跑。跑出二三十米,她猛地想起来,两个女儿还在一边的草地上玩儿呢,又赶紧往回骑,这下,被“城管”逮了个正着。
“城管”说:“你跑呀,你跑呀,怎么又回来啦?”
她搂着两个女儿不吭声。
“城管”又说:“这么热的天,你说你在家里呆着,带带孩子多好,出来折腾什么?”
她像是被捅到了心酸处,两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委屈地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家里呆着,谁管我们饭吃?”
“城管”见她带着孩子挺可怜的,说:“走吧,走吧,以后去租个摊位,别整天在外头打游击,你说我们见了是管,还是不管?”
后来,她丈夫办了个三轮车货运证,帮助家具公司送货。赵丽君得自己去进水果,每天起早不说,两个女儿没人看了。有一天,她进完水果回来,两个女儿已经自己从床上起来了,正在屋里大哭。思来想去,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把她们送回老家,让娘家老人帮助照料。
一九九六年春节,赵丽君回去探亲,一进村口,只见两个女儿正在地里玩泥巴,又黑又瘦,赵丽君跟她们打招呼,她们还直躲。
女儿七岁了,应该上学了。再说,孩子老不在父母身边也不是事儿。回到北京,赵丽君开始为女儿找学校。听老乡说,外地户口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得交赞助费,贵得不得了,根本上不起。她不相信,说:上小学还分什么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等跑了几所小学,才知道果真要交那么多的钱。像他们这种普通打工的,谁上得起?
越上不起,越着急。赵丽君想,两口子累死累活挣俩钱,还不是为了一双女儿,现在连女儿上学都成了问题,还挣什么鬼钱?
那些日子,赵丽君急得卖水果都没了心思,整天四处托人打听学校。
说来也是巧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赵丽君看到了北京台《北京特快》节目播放的李素梅办窝棚小学的故事。她被李老师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同时立马拿定主意,把老家的女儿接回来,送到李老师的学校去。
她到五棵松去了三趟,才找到李素梅。
李素梅一听她说要把两个女儿送来,连忙说:“不行,不行,我这里的孩子已经够多了,我自己正在发怵,不知该咋办?”
赵丽君说:“李老师,我算是求你了!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该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实在是无路可走,我才来找你的。你也是做母亲的人,孩子上学实在是不能耽误啊!”
李素梅说:“不是我不想接,是实在接不了。你不是都看见了,这么个窝棚,就我这么一个人,哪像是什么学校?”
赵丽君不讲理地说:“李老师,这个我不管,只要你这个学校在,我就把孩子送来。”
李素梅苦笑着说:“你这不难为我吗?要不这样吧,这学期快结束了,等放了暑假,下学期开学时,你再来看看……”
九月初,一开学,赵丽君就把两个女儿从老家接到北京。可当她兴冲冲带着女儿去报名时,那个窝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拆了。
站在空荡荡的菜地里,赵丽君一阵发懵,怪了,这学校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
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好象是被人给撵了,撵哪去了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孩子都来了,等着上学呢?
回到家,两口子还吵了一架。丈夫埋怨她,这边还没联系好就把女儿接来,弄了个进退两难;她更火: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好。
赵丽君不死心,又去菜地找,见人就问,后来,有个卖菜的小贩告诉她,好象搬到沙窝那一带去了。
她索性连生意也不做了,跑到沙窝,又是一阵好找,有人告诉她,前几天,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了几天课,又被警察赶走了,说是被赶到玉渊潭那一带去了。
赵丽君又去了玉渊潭,终于找到了。
一见李素梅的面,赵丽君就哭了:“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说话怎么不算数,这学校怎么说搬就搬走了……”
李素梅连忙解释:“我也是有泪往肚里流。那块地让什么银行给征走了,人家撵你走,你就得走。后来,搬到沙窝,刚开始上课,人家又不让呆,这不才刚刚搬到这里。”
赵丽君说:“孩子我已经接到北京来了,你不收也得收!”
“你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李素梅犹豫了片刻,终于答应了:“我知道你的难处,明天你先把孩子送来吧。”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1)
这是一股大潮:
这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大潮!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社会生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由于农民工的流动而集聚成的大潮所产生的冲击和震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员,自然被卷入这股大潮之中。
出生于山东莱西县水集镇的赵树凯,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他喂过牛,还赶过马车。
赵树凯在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东北的丹东。同今天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当年的流动也是依托“社会网”的支持展开。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父亲以曾读过五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之后,父亲难耐思乡之苦,又返回家乡。三年的“闯关东”经历,历尽艰辛,用今天的话说,却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实现新的职业流动的基本资源。赵树凯认为,虽然当前的农民工流动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当年的“闯关东”;但是,胶东这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热土,所弥漫着的浓重的流动氛围,很可能已经在他的内心酿造了对当代农民工流动研究的兴奋点。
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九0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还交钩32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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