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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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从这山撤下，上级又命令我连在前，向XX大桥前进，策应友邻军在对岸的大行动。走了两天，部队已筋疲力尽，停下来就睡着了。团里有命令：如不按时到达，军法从事！我只好把战士们一个个拽起来，这个醒了那个又睡了。我对大家说：看着你们我真不忍心，也想干脆躺下，睡够。可是不行呀，友邻部队的大行动不能叫我们误了呀！战士们递给我一根棍：连长，我们再不醒，你就打呀，使劲地打！我说，我又不是军阀，你们自觉点就行了。战士们说，我们自“觉”不了，只有你打才能“觉”。
　　　　又走了一天多，我们到了目的地，我开始吐血。
　　　　又过了一天，友邻军过来一位副团长来看望我们。也感谢我们这次配合及时。我们连一个个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摇摇晃晃给他敬了个礼：首长，我们没法欢迎你，因为肚子里没……东西！副团长奇怪：这儿有猪有牛，为什么不杀？这大桥近旁有个大村镇，确实什么都有，但我们一直记着“不动越南一草一木”的纪律，记住我们一连在老街杀了头猪，批准的岳副团长受记大过处分，一战士吃了老乡的香蕉，也受了处分。这位副团长听我这一说，笑了笑走了。一会他又带了人给我们扛了东西来，有猪，有牛，有大米……我说：我们不敢吃。他说：我们XX军送你们的！
　　　　这位副团长的话我至今记得：不能把国内战争纪律用到国外来，那不是争了面子舍了命，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吗？光荣传统是为了保证胜利，不应当成包袱背！
　　　　这次作战和以后我担任老山主攻团长，我深深感到，我们身上始终被一种东西束缚着，使我们常常不能因时因地制订出克敌制胜的灵活战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长期只信奉“口号”，而不是珍惜人，爱护关心人！
3。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
——鲁维芳（营教导员）
　　　　这些年，有一个人在我心里高高立着，当我遇到难题或不顺心时想起他，看到别人为一点小利把脑袋削得溜尖往前拱时想起他。我们没有深谈过，他对我可能没什么印象，我当新闻干事好多年，唯独他这个人我想写没写出来，我也没采访过他。为什么？我怕再谈起这些事让他伤心。
　　　　他就是我们师原来的副师长赵子雄。我看到过他亲自指挥部队攻夺敌人一个重要据点的情景，而这只部队的尖兵排长就是他的儿子赵吉昌。
　　　　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刚开始时，我们的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全线突破成功，有的很快插到敌人纵深去了，唯独这个据点上的敌人凭借法国人当年修筑的工事顽固抵抗，不仅使我们师前进受阻，也使友邻部队继续向敌纵深攻击行动受到影响。
　　　　那时我负责带骡马队前送后运，往来于各级指挥所与阵地之间，所以前面后面好多情况我都能看到听到。有一次我甚至听到一个电台上传来：我是军委曹参谋，邓副主席等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里，他们问你们的进展情况……。我们军张军长跑来汇报：……我们保证在XX时前占领XX！这个电台设在三棵大树下，周围岗哨林立。我能去，因为好多人都认识我这“打蓝球的高个子兵”。
　　　　我当场听到赵副师长给下面下达命令，他声音很大，拳头擂在放电话机的炮弹箱上：“告诉他，告诉他——不拿下阵地别回来见我，别回来见我！……”说实在话，对这样的命令词我是不在意的，它老一套，还有点专横武断的味道。但当时我身边一位原也是我的球场好友的参谋直捅我的腰，又瞪大了眼向他呶嘴，告诉我：“老头这命令，是给他儿子赵吉昌下的！”
　　　　赵吉昌我也认识，也知道他是一连优秀排长，但此前不知道他的老子是赵副师长。
　　　　我在指挥所稍歇后又到前面送弹药。一路上可不是平安无事的。一次一发敌炮弹落在我的骡马群中，炸死三匹。还有一回敌炮弹削断我头顶一棵大树，树干差一点砸在我头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提着心。但这次出指挥所出来后，我的心却不全在自己的安危上，而是想着赵吉昌，他能不能攻下阵地，能不能再回来见到他父亲。
　　　　到了前面，我见到了一连副连长刘连光、排长赵吉昌带领的突击尖刀排又一次受挫返回，
正在调整部队准备新的攻势。我对营长杨长发、连长李秀荣说：“不能老叫小赵冲呀，换一换嘛！”他们说：“‘小子’说了啦，要换他除非抬回他的尸体！”
　　　　一连终于夺下了这个阵地，荣立一等功。
　　　　但，赵吉昌再没有回来！
　　　　老实说，我对赵子雄副师长的崇敬还不是当时就如现在这般扎实的。
　　　　战后清明节，我到烈士陵园祭奠战友。见赵吉昌坟前的花圈上有一挽联。上联是“为民族尊严，死得其所！”下联是“待四化业成，再告英灵！”横联是“唯汝知我。”不用说，这是老父亲向儿子表达的全部心意。
　　　　我读着挽联，视线模糊了，但赵副师长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无比清晰高大起来。
　　　　在营房里，我常见到他，远远注视他。他老了，老得很快，头花白，背弯曲，常常一声声咳嗽不止。但他在我的心中却永远是一个青春常在、正气如虹的革命军人！不，还不是我看到他祭奠儿子的挽联时的感受，而是后来，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儿子在地下摔个跟头，我的心疼得打颤时，我才彻底了解，赵副师长在下达那样的命令时，需要一颗何等高贵而坚强的心！
　　　　我还需要再找他采访什么呢？我怎忍心再打扰他？难道还有必要请他说说：“您当时和现在是怎样的想法么？”多余！
　　　　赵副师长是老八路，解放战争曾被授予“战争英雄”称号。
4。他的微笑
——庄华山（团长）
　　　　1979年出国第一仗，我们团打发隆，全歼守敌一个团。那仗很1成功，也很惨烈。
　　　　我当时是一营长，负责攻占发隆背后的南山，断敌退路。南山有法国人早年修的坚固工事，一个地下工事足有两个蓝球场大，工事内又是石头房子，很难打。
　　　　2月17日下午，我营发起第一次攻击时，敌一发炮弹落在我一个炮位上，新战士张顺忠四处负伤，一头栽倒，当即被送下了阵地。
　　　　第二天早晨，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我下山给炮连部署新的任务，顺便去看了看张顺忠。他已经不行了。我喊他，用我的水壶给他喂水，他认出了我，立时把我的手抓住，声音很小很小：“营长，营长……”他喘得很厉害，每一声喊都象用了全身的力，胸部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我微微托起他的头，对他说：“你说，你说吧，我我听着的哩。”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托付我，说不出来心里很着急。却听他清清楚楚问道：“营长，XX高地拿下了吗？”
　　　　XX高地就是他们连负责攻击的敌主阵地。
　　　　我说：“拿下了，拿下了！”
　　　　其实，那时XX高地并没有拿下。
　　　　他抓住我的手摇了两下，望着我微笑，嘴张合着，看得出他想喊两声好，但没能喊出来。
　　　　他在我怀里闭上了眼，一直是那个微笑的模样。
　　　　他这模样刻在我心里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到死也不会忘记。
　　　　他有父母，当兵还不到四个月。照理，此时此刻他最想念最记挂的应是他父母，他才十七岁多一点，还是个刚离开母亲怀抱的孩子呢。可是他没说他父母，没叫我给他父母捎去他的问候与思念，再给他们留下几句话来，他仅仅问了：XX高地拿下来了没有？
　　　　后来，部队从贵州桐梓接来了张顺忠的父母，我向他们行了脱帽礼，我说，我不但为有张顺忠这样的战友感到光荣与骄傲，也为养育这样一位英雄的父母感到光荣与骄傲！是的，张顺忠到部队才四个月，他的高尚品格与坚强意志应当主要归功于他的父母，归功于他的老师们，他临终时的微笑，闪耀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与爱国主义的光辉。
　　　　我们的民族传统，包括思想、文化、习俗，有落后的愚味的部份，但我们不能把什么都否定了，不能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也当作糟粕，当作笑料。
　　　　我看过一个相声，讽刺我们的战士牺牲前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因为他们是打不死的！”这是原词，听众们哄堂大笑，我却想哭，想把电视机砸了！
　　　　我也懂，人家是在批判我们文艺创作上一直存在的教条主义，老一套的东西，也许还想给他们的节目增加点娱乐性，票房价值。这些我不反对，但我希望艺术家们从此不要在我们正在流血的战士们身上找笑料，拿他们的崇高理想当笑料！
　　　　（这个骠悍的大胡子团长这时泪淋淋的，揩了还流。）
　　　　我说这事不是因为张顺忠一个人，是为几十几百个他那样的英雄！有个战士李亚代，身中6弹还摧毁敌人3个火力点，军工把他硬抬上担架，已走了好一段，他又人担架上滚下来，朝着阵地爬去，直到再爬不到了。战后，我们全营集中向他的遗体告别。他依然躺在那里，身后拖一条七八米长的血路。这七八米血路，包含了多少内涵，留给了我们多少思索，难道能把它当笑话么？
　　　　年年清明，我都要去烈士墓前，给李亚代、张顺忠和我团牺牲的战友献一束花，敬一杯酒，鞠一个躬。
　　　　不管有多少说法——向这看，向那看，我永远向烈士看！
5。误入敌人窝子里
——王志学（师政委）
　　　　初与越南交战，我们不少人有畏惧心理。怪我们自己把越南宣扬得太厉害了，它打过日本、法国、美国，各种书籍印发了不知多少！现在你怎么讲，越南人没什么了不起，消除不了你自己长期猛宣传的影响。
　　　　出境十来天后，攻打XX，我们团夜间打穿插，想从侧后迂回包抄敌人。前面敌情、地形不明，夜漆黑，一点影子都不见，又不许有任何光亮，沿途大山密林，谁也说不清前头会遇上什么事，只能碰到鸡蛋打鸡蛋，碰到石头砸石头，碰不过去就死打硬拼。
　　　　前面是连队，后面是机关，我带政治处在最后。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我们已连续十多天没拉伸睡过觉，战士们停下来倒头便睡，扯开了呼鼾。我也靠着一棵树坐下来。刚坐下，我听到了林子里有人说话，是越南人！我跳起来，推醒几个股长，说：叫大家不要睡，我到前面看看去。
　　　　我刚走几步，碰到负责与前面部队联络的协理员。他带着哭声说：“主任，我们和前面部队脱了节，大概……大概是我们走偏了。”
　　　　“你怎么知道？”
　　　　“前面好象是敌人！”
　　　　我又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深林中有火光闪动，有铁器撞碰声，有听得更分明的越南人的喝斥声。
　　　　联系到我刚才在队尾听到的另一方向同样的声音，我断定，我们已经走到敌人窝子里了！
　　　　我的脑袋快炸了，很想给站在我面前又哭又抖的协理员两耳光，但我咬牙忍住了。
　　　　“你最后看到前面部队有多久了？”
　　　　“大、大、大约半、半个多小时！”
　　　　我又想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停下来？可来不及了，我得赶快清查我的这股掉队人员有多少战斗力。
　　　　可惜呀！掉队的有机要股、管理股、通讯连总机班、炊事班，加上我的政治处，六十余人，有十枝手枪，四枝冲锋枪，其他的都是背线拐的，抬通讯器材的，背行军锅的。
　　　　敌人在我们四周密林中闪动的火光越来越频繁，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甚至有哼歌的，叫喊的。
　　　　我立刻想到：敌人要是发现我们这么个队伍进了他们的包围圈，四面猛扑过来，那后果可是不可想象了，光一个机要股，一个通讯班也会给我们全军，给这次战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以至在国际上出洋相。
　　　　我把股长以上召集到一起，说了几句话：我们已误入敌人窝子。现在我宣布成立临时党支部，我为书记，你们都是支委。我决定：一，干部把枪接过来，准备战斗；二；从原路退回，抢占制高点；三，设法与前面部队取得联系；四最重要的是确保不能有一个人当俘虏。
　　　　我们往回撤了一截路，几乎是挨着敌人一个林中营地擦过来的。每个人都踮起脚，高抬轻放，避免发出任何声音。没有找到可以占领的高地，又只好停下来。我的心慌了，没有地图，辨不清部队去向，瞎闯，随时有可能碰到敌人，或触响一颗地雷，……正这时，一个方向响起零落的枪声。我判断，这种枪声不可能是敌人与我们大部队交火，而前方林中有敌人，后方是我们的来路，那么只剩下另一个方向了。我叫人用几件雨衣将我罩严，又打手电、又划火柴，在几个岔路上寻找足迹，终于找到了一行我们的胶鞋踩出的脚印。
　　　　但我还是没有把握断言这个方向是对的。我又一次召集支委，叫他们负责把本股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组，万一打响，只有拼到最后，机要、通讯人员要将身上文件准备好，到最后时刻彻底销毁，干部要最后留下几发子弹，随时执行战场纪律，最后留给自己。
　　　　这一夜，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有的干部平时吹得凶，表态最坚决，可到了关键时刻就不像“讲用”时那么精明、清醒、有条理了。他又抖又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反，有的干部平时不吭不哈，提意见时却是很刺人的，那晚上倒是很坚决。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时刻提醒自己：对干部可得细心全面考察，不能凭个人好恶。
　　　　到天亮时，我们和前面部队会合，赶上了攻打XX的战斗。
6。老将军批评我：你滑头……
——邓多典（团长）
　　　　　1979年战后，北京一位老将军来到我们团，帮助总结作战经验。
座谈会上，老将军聚精会神，不时地点头赞许，偶尔也闭目静思，摇头叹息。大家见他听得津津
有味，变得也就更扎劲了。
那一仗，我们团打的确实不错，全团二等功，三营为英雄营，英雄连、猛虎连、一等功连好几个，在整个西线的团队算是很突出的。
　　　　战前抓俘虏，我们团首开纪录。出国作战一二十天，天天有捷报，仗仗有斩获，可以说没有吃过败仗，没有大的失误。回撤路上，敌人窜出一个团来，占领了一架高山企图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