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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蛇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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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改变航向，开往日本。
但是，没有移动多远，就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艇发现拿获。起初，他们说是去美国的途中，主发动机发生故障，为了修复发动机才靠近日本的。可是，过了几天，又要求：“我们不去美国了，想在日本打工，请允许我们上岸。”对于这种无理而天真的请求，日本有关方面置之不理，惊慌失措的偷渡者又编出来新的瞎话：“我们是政治流亡者。”但是，确认日本政府没有把他们作为政治流亡者接受的可能之后，他们又打出来一张王牌——绝食。但是，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有关方面就是不接受他们。
黔驴技穷的偷渡者们被关在寒冷的船舱，140多人只各有一条毛毯，饥寒交迫，加之受的刺激太大，有的人发烧病倒。日本人权维护团体又提出抗议，日本政府也认为不能让这些走投无路的偷渡者闹出点儿事儿来，所以马上破例让他们全体上岸，转移到横滨的仓库，仓库周围严密警戒，就是一只蚂蚁也爬不出来，一只蚊子也飞不出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也频繁交涉，决定以福建省公安部门作为履行偷渡者归国程序的窗口。福建省公安部门包租上海“长柏”号货轮，驶向横滨港。办完引渡手续的偷渡者们，一登上“长柏”号就失去自由，每个船舱的入口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严密监视。
根据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偷渡出国并且情节严重者可以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如果适用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那么这140名偷渡者无一不是情节严重者，都应该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是，福建省像这样的偷渡者多得很，如果都把他们投进监狱，那么必须新建“广厦千万间”？结果，对这次偷渡案件的当事人只是每人罚款5000元、征收回国移送费5000元草草了事。在这期间还没有暴露把船长蛇头推到海里淹死之事。
他们从拘留所释放之后，杀害船长之事慢慢在偷渡者中间传开，终于传到长乐县公安局的耳朵。长乐县公安局进行了审慎调查，在1993年2月11日，以杀人嫌疑逮捕了直接杀害船长蛇头的四名潭头人。
面对公安干警的审讯，四名潭头人对杀害船长蛇头之事供认不讳，但是据说他们辩解说：“我们无罪。如果不杀死他，那么我们一船140人最终不死于台风也死于饥饿，我们是逼上梁山。”在这宗案件受理法院的法官中间好像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四个人既然犯杀人之罪，又企图偷渡日本，被日本政府拘留，既丢人格又失国格，所以应该处以极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们是在被逼到绝境的特殊情况下杀死船长蛇头的，所以应当看成正当防卫而无罪释放。
其他偷渡者自然庇护他们四人，说：“这四个人如果不把船长蛇头推到海里，那么我们也不能生还，所以他们没有罪。”
这四人究竟有没有罪，法院将根据法律判决，不同的人也会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做出判断。
只要今后偷渡不能杜绝，那么在太平洋上也不太平；在日本的周边海面，类似的案件也不大可能绝迹。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掩人耳目的日本护照
“有钱能使鬼推磨，当然也可以买到自由和尊严。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取决于多少钱。”一个身为作家的偷渡者这样谈论他的信念。但还是看不到明天。
海外华人社会这几年一直被“三黑问题”——黑工、黑户口、黑社会所困扰，地下秘密活动的黑社会尤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乘船企图入境美国的偷渡集团，其方法之粗疏，其行为之蛮横，令世人震惊。但是，更多的偷渡者却采取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专门避人耳目，正如蛇行一样，迂回曲折，藏头露尾，最终潜入目的国。本书在“序”中介绍的那名原军官的偷渡路线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罢了。他们离开福建，经由深圳、香港，在泰国中转先飞往欧洲，而后通过巴拿马和伯利兹进入墨西哥，最后突破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入境美国。这是一种最新潮的偷渡方法。
《新闻周刊》（日本版）1993年6月24日号，在题为“频发的新的‘奴隶贸易’”的特辑报道中指出：“从香港、台湾或中国本土，每年有超过10万人的偷渡者入境美国。进行这种偷渡介绍，现在已经成长为具有数十亿美元的实业。以蛇头闻名于世的偷渡承包组织，以每人2～5万美元的‘运费’为条件，千方百计地使偷渡志愿者登陆美国，既有伪造护照乘坐飞机堂而皇之走出机场的，又有从墨西哥徒步偷偷摸摸越过边境的。”
的确如此。1992年5月在奥地利采访时，我遇到一个福建偷渡者，据说他拿着一本伪造的日本护照，乔装成日本观光客人，在维也纳机场正要换乘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被警察识破逮捕。我曾详细地向他了解他的偷渡路线。
那是在奥地利的采访将要结束的某一天。
我在奥地利华人总会正在复印资料，忽然从隔壁《欧华》杂志编辑部传来一个男子的哭声，还夹杂着不断的哀求，受好奇心驱使，我向编辑部望了一眼，这样就遇见这位福建偷渡者。
当时已经是初夏，我们都只穿一件马球衫，但这位偷渡者却穿着又厚又脏的茄克。
“先生，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我非得饿死在维也纳大街上不可。可怜可怜我吧，给我点儿钱，让我买张回国的机票吧！我的福建老家，上有上了岁数的爹妈，下有不懂事儿的儿女，老婆天天都在担心我。求求你们啦，可怜可怜我——不，请借我一张机票的钱，回到福建，我一定还。”
这个男子声泪俱下地缠着编辑部里的人，我有点儿不忍，就把他领出来，走到华人总会深处空着的华侨子弟华语教室，在那里向他了解详细情况。
我递给他一罐果汁，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而后，话就像决堤之水一样滔滔不绝。
“我叫郑茂贵，1962年出生，福建省长乐县人，兄弟姐妹六人，我是最小的。我有两个孩子，女儿九岁，儿子六岁。我上过三年小学，看书写字都不行。”
他因偷渡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曾两次被捕，看来已经习惯警察的审讯，所以不等我问就自报履历。
我没有想到能够直接听取偷渡途中的偷渡者本人的证言，虽然心里对他有股歉意，但还是忍不住兴奋起来。正因为这是难得的证词，所以我求得郑先生的允许，把他的讲话录音并制作到录像带上。
下面的内容就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我托住在泰国的一个叫阿常的蛇头把我偷渡到美国去，阿常也是福建省长乐县人，我们是老乡，他好像也是偷渡到泰国去的，是我一个美国的亲戚把他介绍给我的。阿常还不到30岁，但是已经干了五六年蛇头，据说很有经验。
说是偷渡到美国的报酬是3万美金，我先给了一半15万。离开福建的时间是1991年4月9日，坐飞机到曼谷后，蛇头就把我拿的中国护照收上去了，给了我一本贴着我的照片的日本假护照，说是拿日本护照才能顺利到美国去。蛇头还说那本日本护照是正式申请下来的真护照，只是上面贴上了我的照片，可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却很难记。
我在曼谷住的是一个老大的房间，里面一共住了像我这样的20多个偷渡的，好像是蛇头租的公寓，吃饭也是蛇头雇人给我们做的。
后来，又有十个人来到曼谷这个公寓，他们都是福建人，有长乐县的，有连江县的，还有福州市的。听说他们是从中国和缅甸交界的大山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吓了一跳，他们连中国的护照都没有。
他们也和我一样，拿着日本假护照坐飞机来到维也纳。
大多数人都拿着日本护照，个别也有拿新加坡护照的。
曾经问过为什么使用日本护照，蛇头说日本人有钱，总在全世界旅行，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偷渡的。而且，华人和日本人都是亚洲人，在欧洲人眼里，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所以，使用日本护照，可以顺利地经过欧洲到达最后目的地美国。
“让大家转个大圈再到美国，就是要把‘日本人旅游’这出戏演好，美国移民局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肯定能够成功的。”
离开曼谷前，蛇头这样对我们说。
但是，在维也纳国际机场换乘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时，被奥地利警察看出来。唉，太倒霉！您说，我们村子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有很多都去了美国，可为什么就我们这一伙在维也纳被抓住了？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日本护照被没收，又蹲三个月监狱，幸亏引导我们的蛇头有良心，把我们保释出来，又从曼谷寄来新的日本假护照，这回，让我们去德国，不用坐飞机，坐车就行。蛇头告诉我们，德国出入境检查较松，肯定能通过。
从维也纳用车把我们拉到接近德国的萨尔茨堡，后来混到观光旅客里面，想要进入德国，但是又被抓住，关进监狱，前几天即5月4日才被放出来。
可是，被抓住的共有11个人，其他10个人刚放出来就被送回中国，为什么就把我一个人扔到萨尔茨堡的大街上了？身上带的钱全花光了，又没有去的地方，我想要是不回维也纳就没辙了，可身上分文没有哇，所以，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从萨尔茨堡硬是走回维也纳。找到中国大使馆，大使馆说是我丢了中国护照，等确认身份后，发给回国需要的旅行证，可问题是大使馆不给回国的飞机票哇。
现在我睡在维也纳车站，身体也不好，好像低烧。离开福建时，75公斤的体重，现在只有65公斤了。这样下去，大概得饿死维也纳。先生，可怜可怜我吧，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大恩。
说完，郑先生旁若无人地放声大哭。我本想说他自作自受；可又一想，无论怎么说都是炎黄子孙，不能见死不救；可又不知怎么帮助他才好；想了想我拿出足够他生活一周的奥地利通货先令塞到他手上。然后，替他求奥地利华侨总会的熟人无论如何想想办法。那位熟人默默地听完我的一番恳求后，却慢条斯理地开始了说教。
“我虽然反对偷渡，但是对那些走投无路来求助的偷渡者，起初和你一样，也尽可能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种人太多，我们又不是慈善团体，实在是应接不暇呀。如果你不信，你就在这房间值一个星期的班，我相信用不了几天，不管你有如何善良的菩萨心肠，你也得惊叫着逃之夭夭。华人偷渡问题，已经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是国际化的社会问题，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单凭海外的个人或华侨团体之力，即使能救助一两个偷渡者，也于事无补。”
我的确无法反驳。但话尽管这样说，据说那位心慈面软的熟人还是把郑先生介绍给维也纳市内的一家中餐馆，供他一日三餐。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华侨救助徘徊街头的偷渡者
过后，听那位熟人向我介绍情况，我很奇怪：“啊，只是供饭哪！”他苦笑着对我说：
“此外别无良策——你不知道有的偷渡者脸皮有多厚，我曾劝那个姓郑的，我给你找一家中餐馆打工，干到挣出来回国的钱，可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一个劲儿地管我要钱，买回国的机票，根本不想打工。他们只梦想发财，却不愿意流汗干活。最能让他们懂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好老师，是蛇头。因为要是不支付讲好的成功报酬，那就可能被干掉。而他们没钱，除了劳动挣钱保住性命之外没别的法子，这样，就在蛇头指定的地点，夹着尾巴拼命地干活，把挣来的钱交给蛇头。如果这样惩治一次，他们就明白劳动如何重要了。”
我知道，这位朋友不是吹捧蛇头，而是挖苦偷渡者。当时我觉得有些刻薄，但现实却是更无情的嘲讽。
听说有很多中餐馆向素不相识的偷渡者提供饮食和零花钱，我非常想拜访这些中餐馆的老板，就急忙调整采访日程。
次日，我走访维也纳中心街盘林库旁边的中餐馆洲际饭店（化名）。
洲际饭店正对一条大道的十字路口，东西南北，车来人往，交通方便。经营管理饭店的是老板的夫人古太太。
古太太拿来碳酸矿泉水待客，然后就讲述关照偷渡者的理由。
从罗马尼亚去意大利、法国、荷兰的偷渡者都经过维也纳，因为奥地利入境审查不严格。到现在我已经关照过100多名偷渡者，最让我吃力的是我丈夫因事回国的1985年1月到4月。那四个月，少的时候，也要照顾五个人；多的时候，要照顾九个人。
有一天，偶然路过维也纳站前的台湾人给饭店打来电话：
“在维也纳站前，有个华人妇女，带着五个孩子在那儿哭——她好像是来自大陆的偷渡者。”
我赶紧把工作交代一下就乘出租车去到站前，果然有位带着五个孩子的妇女，我用华语向她招呼一声，她一下子把我抱住，声泪俱下地说“救救我吧”。
据说蛇头告诉她在维也纳站前有人来接她们，可不知哪里出了差错，接她们的人没有来，我要不帮助，她们只能露宿站前。既然去了，就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把她们六个人带回家，腾出一个房间让她们住了两周左右。当然还得管饭，而且既然让她们住进来，就是客，饭菜也不能不讲究。我又挂国际长途，通知她住在法国的亲戚来接她们。
我自己在站前看到穷途末路的偷渡者也带回家里来，那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孩，据说他们全家都去法国，途经维也纳换车，因人多拥挤，就和走在前面的家里人失散了，一个人流落在维也纳。而且也不知道法国的联系地点。
我让那个青年住了4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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