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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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对广厦，还是对中国房地产业，这无疑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它既是中国“造城运动”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上“企业经营城市”理念的最早实践和示范。以此为标志，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也立即从“大盘时代”进入了“造城时代”。　　　　
　　　　“天都城模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地产业界、媒体、学者、官员以及市民的热捧。　　　　
　　　　2001年9月8日，“天都城”举行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立即吸引了8000多人前往追捧。这次展示推出的一期小区1000多套房子，一天内被预订一空。而且每套房都有三个以上的买主预订，创下房地产单日参观和预订人次最多的记录。　　　　
　　　　这个火爆场面成了轰动杭州的新闻。第二天《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浙江青年报》、《余杭日报》和杭州电视台，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一消息作为头条新闻。　　　　
　　　　“天都城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产业界，地产商们闻风而动，立即跟进。围绕“造城”的话题，2001年中国各地很快就兴起“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热潮。楼忠福一时风头全国无双，不仅成了“推动中国人居革命”的“造城英雄”，更成了才智魅力倾倒全国的“传媒宠儿”。而楼忠福当时信心之足、干劲之高，确实有一种“横槊赋诗，雄视当世”的感觉。　　　　
　　　　随着商家、学者、政府官员和舆论界的加入，各种以这些概念为主题的论坛和研讨会风靡全国，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概念在2002年被捧到了沸腾的温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的市长们都在谈论着如何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方式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各地地产商的圈地运动也愈演愈烈。　　　　
　　　　这些显然不是头脑发热、空穴来风的炒作，围绕“造城”、“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话题之所以能在2001年和2002年时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实质是中国现实发展中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均衡结果”。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6节　激情燃烧的地产（2）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新的千年后，一路奔跑的中国人似乎突然发现自己遗忘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城市化。　　　　
　　　　虽然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0％，这个比例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让腰包日渐厚实的中国人民有点接受不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造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的出现，难免被视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难题的对症妙药和终南捷径。　　　　
　　　　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大话题，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旷世机遇。别的不用说，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他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对世界影响最大：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尽管中国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要求从当年7月1日起，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但这个文件并未能够正冷却处于浩歌狂热中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热浪。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后，“造城”、“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热浪，更像火上浇油，本来已算高烧的温度一下子跃至极限。　　　　
　　　　不过，中国的事情，往往到了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时，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加上中国的土地政策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土地市场多年来存在的问题更是千夫共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山雨欲来”。　　　　
　　　　果然，从2002年末开始，中国政府针对土地市场、房产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出台。随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土地市场大整顿，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外部环境，一步步快速收紧。　　　　
　　　　“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的话题，不但被急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突然冷却，而且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敏感话题。原先热捧过这些概念的商家、官员、学者和媒体，在2003年几乎集体“失语”。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随着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翻身落马”以及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温度也在2004年回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一度风靡全国的“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不但再没有喝彩之声，反而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和媒体质疑、批评的对象，矛头锋芒所向，连一度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也受到波及。　　　　
　　　　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道上节节迈进的中国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了。当然这种复杂和微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因为在利益和话语日渐多元化的改革深水区，很多事情，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好”或者“坏”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个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　　　　
　　　　“后致富光荣年代”　　　　
　　　　对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学者张曙光作过一个赢得不少人认同的概括。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义之争”，到1992年后是“方法之争”，2000年之后则是“利益之争”。　　　　
　　　　张曙光的这个分段，只是对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的“话语特点”进行了概括。“话语特点”的变化，当然也隐含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主义之争”到“方法之争”再到“利益之争”，正好说明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进化——多元化、复杂化和高级化，正如生物从单性繁殖到两性繁殖，从单细胞、无脊椎到有脊椎的变化一样。　　　　
　　　　在一个“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社会里，一切的“争”最终都成了“主义之争”，而神圣的“主义”又是绝不可争的，最终只有“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了。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变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并不在“精英话语”的“争”与“不争”，而在对待个人财富的态度——这才是贯起了一枚枚散乱的“历史铜钱”的“隐蔽的红绳子”。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不但丝丝入扣地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甚至贯穿了中华民族数百年、数千年国运兴衰的历史。　　　　
　　　　如果以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为观察点，以邓小平所说的“致富光荣”作为一个话语符号，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其实可以有“之争”之外的划分方法：即“前致富光荣时期”、“致富光荣时期”和“后致富光荣时期”。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前的时期，可以叫做“前致富光荣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强调光荣不光荣的问题，而是掉不掉脑袋、进不进牢房的问题。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后，到199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现之前的时期，都可以叫作“致富光荣时期”。这是在社会基础不具备、人们的意识还不到位的时候，用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来为财富创造者鸣锣开道、保驾护航。这虽然是一种突破性的进步，不过这本身也就说明致富行为的脆弱。　　　　
　　　　当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弄出一个在统计学上没有多少意义的富豪榜的时候，正是“致富”和“光荣”这两个本不相干的字汇，开始逐渐分离的时候。此时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已基本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开始进入了不带意识形态的“后致富光荣的年代”。富豪榜之所以被说成是“杀猪榜”和“通缉令”，正说明“致富光荣”在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的终结。不过这个时候，致富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很牢固，而财富阶层也不再是弱不禁风了。他们不但在经济方面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具备了很强的社会博弈能力。　　　　
　　　　中国的很多事情，讲起来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却总有其合理性的“妙道”。　　　　
　　　　在那个一切都是“主义”的“单细胞年代”，邓小平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权威，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句话虽然被认为是中国告别意识形态争论、走向务实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从话语逻辑来说，这实质上仍然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旧句型”表达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光荣”在中国现实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味道特浓的字汇。“什么什么光荣”，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众多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旧句型”中的一个。不过，若非如此，不足以在旧罗网中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致富光荣”的口号，当然就不包括不择手段发财的意思，而英国小子胡润，更没有充当富豪杀手之意。只不过不少富豪在上榜之后便翻身落马、锒铛入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这些“问题富豪”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是作奸犯科的“真问题”，又有多少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导致的“伪问题”，从来就不是泛泛而论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在体制的关键细节还没有到位、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道：“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五十。”农民急忙捡了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来罚一百伍。”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　　　　
　　　　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见、偶有所闻。　　　　
　　　　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　　　　
　　　　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向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之类的问题，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　　　　
　　　　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特别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　　　　
　　　　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的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7节　激情燃烧的地产（3）

　　　　天风海雨汇“天都”　　　　
　　　　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