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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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　　　　
　　　　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　　　　
　　　　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　　　　
　　　　在浙江，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冲杀的勇气、胆量、谋略和烈焰般的精神品格。这里没有香港的地缘优势可以凭借，这里没有上海的国家支持可以依赖，更缺少国家部署的重点投资项目来带动。这里只有钟灵毓秀的山水和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闯天下市场的男儿。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不是教授高工，他们全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像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或“发于畎亩之中，举于版筑之间，举于鱼盐之中，举于海，举于市”。从楼忠福、徐文荣、鲁冠球，到南存辉、李书福、王振涛，他们全都是曾经为了三餐而苦苦挣扎的农民、铁匠、泥水工、补鞋工★。与他们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过的苦头可能是现在大多数青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繁荣了一方经济，还证伪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农民不仅仅是散乱的土豆和沙子，他们当中还有狮子和鲨鱼。　　　　
　　　　2004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浙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6位民营企业家召开专场记者招待会。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　　　　
　　　　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采访问答，更像是一场实事求是的哲学探讨。世界上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是那些伪装得高深莫测、伟大崇高的东西把人们的头脑搞混乱和复杂了。　　　　
　　　　这个简短的对答，让笔者记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花朵比所罗门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一千倍。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来说，其实不外三种类型：人工栽培，快速移植，自生自灭的自然生长。中国的国有经济，就是在国家的后花园里享受着人工浇水、施肥和看护的人工培植。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的延伸，是一种快速的移植。目前上海、江苏的繁荣也基本和广东模式一样，主要依靠于外来投资的“快速移植”。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就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在天生天养、自生自灭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经历了从一粒藏在鸟粪中的种子，到发芽生根，到风吹雪打，到鸡爬狗踏，到郁郁葱葱，到大树参天和林海茫茫的全过程。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现在我们大可以用毛泽东《咏梅》中的诗句来描述浙江的民营经济和中国的民营经济了，这难道不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写照吗？难道不能引发我们的万千感慨吗？　　　　
　　　　事实上，一直充当着浙江民营经济“辩护人和见证人”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的确是有感慨的。　　　　
　　　　2003年底，浙江民间举办“首届浙商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吴敬琏应邀参与颁奖晚会。晚会上，一个被评选为风云人物的浙江企业家即兴表演了一个节目——为与会嘉宾演唱了《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　　　　
　　　　歌声中，很多观众，包括笔者，都看到了吴敬琏——这位曾与亦师亦友的顾准在中国最暗淡的岁月中认真思考过中国前途、多年来一直以柔弱的书生之手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长者——眼眶里泛着泪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吴老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中说的一句话。行文至此，那一幕音容油然浮于眼前。　　　　
　　　　浙江确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养育过“卧薪尝胆”的勾践，“一生肝胆千秋恨，半壁江山万首诗”的陆游，“笔底明珠无处买，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天才徐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秋瑾，“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王国维，“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鲁迅，“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邵飘萍、吴晗、马寅初等等众多中华英杰。　　　　
　　　　有史家曾家这样评价浙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必有挺身而出的浙江英杰。连毛泽东也说“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国家危亡、混乱的日子已经远去，浙江英杰为国忧忡断肠的日子也远去了。　　　　
　　　　今日之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中国，活跃在中国大舞台上的浙江英杰，是以一群敢只身闯天下、敢包飞机、敢造汽车、敢造城市、敢组建千亿财团、敢在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岛和阿富汗兜售商品的商人和企业家面目出现的。　　　　
　　　　当今之中国，无论是贫瘠的西部、疲软的中部，还是萎靡的东北，哪里有浙江人的身影，哪里就有活跃的经济、就有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浙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顽强、蓬勃而迅速的生长，中国国有经济的衰败就不会这么迅速，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不可能节节突破，主张改革的学者就找不到有力的本土案例来支撑改革的理论，主张改革的官员也找不到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支持大胆的实践。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足是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为了国家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拘一格搜罗天下才俊，激励天下男儿展示勇气、胆量、谋略和智慧，以驰骋天下、报效国家，可见我们汉唐胸襟、气量的博大。与汉唐相比，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远没有达到当年的水平，不过中国人的信心曲线，正节节攀升。今日中国的非常之功，是发展法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政治文明和共同富裕的小康生活，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是中国今日必待的非常之物。　　　　
　　　　尽管邓小平破天荒地喊出了“致富光荣”，但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未曾歌颂过财富、未曾歌颂过商贾，我们的社会未曾正确地理解过财富并平静地长期与财富和创造财富者和平相处。所以要改变我们敌视财富、抑制商贾的文化传统，光有领导人的口号还不行，还必须有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界参与。　　　　
　　　　我们的笔触和歌喉，不但要歌颂横槊赋诗的帝王功业、醉卧沙场的将士豪气、特立独行的书生风骨、沉鱼落雁的国色天香、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我们还必须歌颂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点石成金的超人财技、漂洋过海的贩夫商旅、富可敌国的大商巨贾。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容不下商人柜台的社会，必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一个无法让个人积累财富的社会，也必定无法让个人享受自由安乐的文明之果！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穷人也不能安生！　　　　
　　　　歌唱石头吧　　　　
　　　　中华儿女的始母女娲以石头补天。耶稣指着使徒彼得（希伯来语是“石头”之意）说：“我要把我的国建造在这磐石上。”邓小平对中国人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前行的中国需要很多石头来指路，中国未来的大厦需要很多石头来构筑基础，破裂的中华苍穹需要石头填补。　　　　
　　　　小岗村的农民是石头。香港的繁荣、制度、法治和自由是石头。以楼忠福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勇气、胆量、韬略和精神品格也是石头★。　　　　
　　　　让我们歌唱这些石头吧！　　　　　　　　　　　　　　　　　　　　　　　　　　　　　　　　　　　　　　　　　　
　　　　龙镇洋　　　　
　　　　甲申年秋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