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91-持不同性见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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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交出你的愉悦，而愉悦本身还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某种太平盛世的正确性。舞台的搭设，为身体话语设置了一个前提，尤其国家电视台的晚会舞台，它吸纳了所有了的身体话语，然后按照特定的程序，指挥身体，如何说话。“带着脚镣跳舞”，并盗用各种节日的名义，制造欢乐喜庆的场面。这个时候，欢乐也是被编排出来的欢乐，强制性的欢乐，官方电视台授意并赏赐的欢乐，已经破坏了我们对欢乐的丰富感受。欢乐被模式化程序化，舞蹈总是步伐一致，一起向左，一起向右，队行、造型还有表情，一群活动的塑胶人体模型，被喜滋滋地利用了。我们一度沉迷于这艳俗而僵化的舞蹈之中，集体愉悦制造的集体麻醉，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节日，所以舞蹈。　　　　
　　　　民间节庆的舞蹈，发生在人们劳动的场所，它首先没有晚会舞台那宫廷般的奢华与艳丽，从而使得舞蹈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欢乐的一部分，身体现场的一部分。它在描述人们的欢乐，先有欢乐，才有舞蹈，这才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逻辑。它能描述人们的心情，因为能够贴近农业社会花开花谢的日常节律，是集体性的，但不一定是大众化的，欢乐也只是浅层次的心理感受，据社会学家韦伯的研究论断，民间节庆深植于一个更广大的宗教和神化框架，人的深层心理感受是完整而有续的，舞蹈着的人们，明白欢乐和幸福的来龙去脉，过着一种由神明恩惠给他们的行之有据的生活。　　　　
　　　　而现在社会的中的后集权主义，试图接管民间舞蹈中，从宗教神灵那里感悟到的精神依据，把舞台从大自然搬到人造的演播厅，场景转换在移植这棵农业社会里的精神老树，根须失去了它的土壤，从而演化成一棵用塑胶和光线材质构成的现代礼品，一厢情愿地进行着他的馈赠。　　　　
　　　　晚会舞蹈通过挟持舞者的身体，来挟持大众的欢乐。这一场场吉祥、豪华、盛大的假面舞会，不仅排斥了参与者的身体，而且通过光波传导的现代技术，排斥着观看者的身体，他们只能观看，身体和椅子的胶着状态本身，就是对晚会舞蹈的一种反讽，这是我们的身体话语吗，那么整齐、铿锵和斗志昂扬，深陷在沙发里的身体，对此产生了怀疑。　　　　
　　　　而现代舞里的身体，让我们产生了亲切感，当劳作的目的就是劳作的时候，农业社会的宗教依据已经失效，身体感到了他的破碎、摇晃、无力与迷茫。　　　　
　　　　东倒西歪的身体，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身体的私语从聒噪的国家主义大合唱中逃逸出来。　　　　
　　　　作为道具的身体被摧毁，没有道具，没有表演，甚至舞者的性别也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是对表演的修辞，对身体修辞的模糊，松松垮垮的体恤衫，在修改我们对标准体型的看法，没有统一的标准，身体就是身体，千差万别，朝向生活，朝向激情，朝向真诚的身体。性别差异，男与女的划分界限，在他们这里，经过扩充，延续，组合和修整，在一种非常安静的身体叙述中，和疯狂达成默契，其实，世界上最安静的也是疯人，艺术疯子，他们主动拒绝正常人的规范和目的，有时候，我们是被正常逼疯的，一个都市神经官能的重病患者，都市病人。　　　　
　　　　什么是疯子的安静，那天，在东莞亚视演艺学院舞蹈系的会议室，坐下来，我说，抽烟，我要看身体和抽烟的混帐关系。他们的功夫就在这里，即兴来一段，五个人，共谋着抽烟的身体戏剧。一般坐下来的时候，我一根接一根地抽，但我一动不动，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安静的疯子，我现在看到了，生活的镜像里，自己发疯的全过程。随时随地，现代舞，像一桩秘密的心灵事件，爆发了，悄无声息，你的魂跑到了舞者的身上，悄无声息的。　　　　
　　　　即兴、放松、飘起来，落下去。骨骼塌陷，肌肉绷紧，一次飙车，并且逆行，这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现代舞。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绯闻里的身体政治

　　　　希拉里、克林顿、莱温斯基，《亲历历史》、《我的生活》、《我的爱情》，三个人的自传，对照起来，就是一套鲜活的现代性矛盾的立体读本：理性/欲望，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主权/他者，主体/客体，这些关系的古老敌意，在三个人的精神世界弥漫，冲撞。　　　　
　　　　历史、生活、爱情，词汇的外延逐级缩小，缩小到最后的是那最卑微的爱情，和最卑微的平民女子。而生活派的克林顿，美国前总统、在妻子的雷霆万钧里瑟瑟发抖的丈夫、一个对青春与性非常眷顾的男人，像生活本身一样的复杂、矛盾、分裂和不可理喻。比如他说，这件事情是愚蠢的，这是总统的声音，他又说，不是书里，是接受采访，她是一个好女孩，我给她造成了伤害，这是一个男人在说话。而这三个人，统统成了婚姻制度所制造的丑闻，他们被制度丑闻击中，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审视婚姻制度的缺陷，没有人能幸免于难，我们非要找出三人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这是徒劳的。　　　　
　　　　婚姻也是一种权利，相互管制的合法性得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可，更何况这是当初美国第一家庭，是严密的政治程序与道德程序控制的编码符号，克林顿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这是共和党在攻击他的武器，而要在敌人面前保持足够的尊严，挽回面子，这是总统最大的政治任务。于是，妻子，更准确说，是第一夫人原谅了他，必须原谅他，希拉里想进入的是历史，而不是丈夫的内心世界。美国社会原谅了他，原谅的不是这个具体的男人，这个男人已经被改装成权力引擎，人们原谅的是总统——这一最高的权威符号。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无法原谅他，这就是莱温斯基，是严密政治和道德系统里的黑客，她因漏洞而存在。这漏洞就是克林顿身上，作为男人，残留的还没有完全被刷新的一小部分，民主社会的政治机器人，符号化的体制，不能完全覆盖“实在界”，这盈余的部分，就是一堆足以让人头昏脑胀的乱码，无法被权力程序收编。　　　　
　　　　在个人情欲和政治伦理的冲突中，总统的人格分裂所造成的个体创伤，被男权话语和国家主义改写成丑闻——“不可原谅的错误”，并且在性、政治、道德帷幕后的三人行，受到重创的是那个角色重叠的男人。在自传中，克林顿极力压抑自己的创伤，已经卸任的他，还是被男根文化（社会符号）继续挟持。绯闻被刻意淡化，这内心深处的黑色团块，在一个又一个励志性故事的书写逻辑里，没有任何显身的余地。其病理性结局，就是他如今躺在医院，为他的心脏开刀，来补救压抑造成的损伤。可是自传书写者和那个恋爱中的总统，是怎样裂变的？显然，这样的裂变带着强制性的意味，尽管书写者自身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个前总统并不开心，否则心脏不会有毛病。书写中的总统，看来是在刻意缝合这权力系统的漏洞，让他的身体真正的陷入僵局。这僵局，比检查官斯塔尔的性调查报告更具杀伤性，就是说，作为男根文化的符号试图封闭它的完整性，让一个成功男人能够在公众视野里，自圆其说。完满形象从在纸上诞生的那一刻起，克林顿其实就宣判了自己的死亡。　　　　
　　　　而执意将公共叙述中的丑闻还原成爱情故事的莱温斯基，用大量的场景和细节——女人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以情感逻辑来对抗克林顿的权力书写。权力逻辑是严密的，但它不能在自身内部自然展开，它必须依托一整套的社会符码来建构其意义。比如精英的模式，比如奋斗的模式等等。而情感逻辑则是零碎的，它摆事实，却说不出道理，身体话语总是暗淡无光的，不能激动人心，却能在一定的层面上捕获人心。这是一次例外，像“世界之夜”，在覆盖洪亮的权力话语，让道德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她带来的是谜团，而不是总统书写的清晰结论。越是雄辩的，自信的书写，让男根文化越是表现出可疑的痕迹。就是被逻辑证明的却无法在莱温斯基的细节面前，拥有它的说服力。男根文化是以自我阉割（克制）来获取普遍性的，而女性话语，比如莱温斯基总是被忧郁所笼罩，让忧郁变成一种发散性的生命形态。释放让心理的边界变得更加宽广，从而和臃肿而冷硬的世界形成对抗。　　　　
　　　　权力书写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里，被称作“老板的腔调”，这些都只对统治者有利。所以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才宣称，希望自己能够像女人那样写作。或者达到像女人那样混乱的程度，这混乱捣毁了线性逻辑，以缠绕、弥漫的方式展开，它不必证明什么，它尽可能地呈现，在絮絮叨叨中，唤醒真相。　　　　
　　　　就事件本身而言，被叙述成不同的版本，这是开放社会的有力表现。绯闻、丑闻、爱情、政治武器、中年人的家庭危机，性困惑，多重叙述正在扰乱这个世界，谁也别想压倒谁。而多重叙述的背后，是多重欲望的表达，而不是被单一的价值观和意愿所主宰。在婚姻权利、政治权利（党派利益）和身体权利的各方博弈中，寻找认识生命、观察世界的平衡点。而哪一种权利，被长期剥夺，被取消了言说资格，处于话语平台的边缘和角落地带，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将榨取生命的丰富性，用一统天下的超级理论，蒙蔽人的心智。　　　　
　　　　身体权利一直处于表达的模糊地带，在婚姻框架、社会框架与性别框架里，如果我们不能够给予它平等的地位，人与人的争斗，人与社会的角力，仇恨、埋怨、报复、伤害只能循环往复，没有止境。达成谅解，是的，如果希拉里是作为一个女人，原谅一个男人，而不是第一夫人在原谅总统，那他们才是真正平等的。　　　　
　　　　当克林顿佩带着莱温斯基送给他的领带，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莱温斯基体会到的，那神秘的温暖的感觉，在修正权威符号对个人的压迫感，仅仅是那一刻，这个女人才享受到了瞬间的平等。　　　　
　　　　历史、生活、爱情的对抗，不过是生命的褶皱罢了。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反性骚扰、微观权力和性别政治

　　　　为性别知识的匮乏，当我们还把女权主义及性别政治看成哗众取宠、无关紧要的时候，性骚扰即将进入立法程序，并于今年六月有望完成的消息传来，表明当代的法制建设，进入了微观权力层面，就是说，在毛细血管状的权力场域，强权和任何带有强迫意味的权力渗透，都将是文明社会的罪恶。　　　　
　　　　在男权文化积累深厚的社会，女性经验一直是被遮蔽的死角地带。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贫富悬殊所导致的分配倾斜的时候，当我们为暴力执法所导致的一个年轻生命突然消失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当我们集中火力声讨权力寻租的制度性腐败的时候，公共舆论的良心资源里，性别视角处于长期缺失的状况。这将导致社会人口中，一半的人群，她们的困境，她们的尴尬，她们有口难言的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被舆论和法律所忽略，这种忽略，就是根植在男权中心土壤里的文化偏见，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一旦这样的伤害被装订在积习清单上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常识领域里的逻辑化自动书写。在我们的批判意识中，越是日常化的权力运作，越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而任何强权机器得以运作的机制，就是和每个权力零件自动运转的行为惯性息息相关。公共领域的性别知识真空到什么程度，只能说明我们的权利意识麻木到什么程度。不要奢谈社会的进步，我们为什么不以匍匐在地的高度，去问问我们身边的姐妹、母亲、女儿、女同学、女朋友、女情人、女同事，你们最害怕什么？　　　　
　　　　而这样的伤害，被内在化成女人的命运故事，为了避免这命运的发生，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女婴的诞生和男婴的诞生，其情绪和氛围上的区别，是每一个人心知肚明的中国经验。我曾问过很多准爸准妈，他们说，当然是男孩好呀，男孩少操心嘛。那么女孩为什么让我们费心，都说女孩比男孩早熟，早熟应该更让父母省心才是，他们操什么心呢？我们把性别文化中的权利失衡所导致的恶性结果，转嫁到女人头上，你身为女人，你就该承担性别麻烦。麻烦是一个迂回的说辞，就是说，女人所遭受的伤害是与生俱来的，你唯一的错，就是你生为女人。在上个世纪初最荒谬的审判中，法官居然说，你遭强暴，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你活该。　　　　
　　　　备受非议的女权主义，被男性哲学家常常指责为政治文化中的“种族隔离”，女人到底是一个特殊族群还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这样的责难会让女人发笑。她们的经验让这样的责难成为了一个假问题。女人站在差异的这一边，就是被我们常常提到的文化多元，承认文化多元，就是对差异性经验有足够的同情的理解。那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提到的消除男女退休年限的差异，岂不和这差异性相矛盾吗？　　　　
　　　　差异性不是一个超验的概念。正如我们常常用素质水平的差异来敷衍选举问题一样，什么时候尊重差异，什么时候消除差异，尊重差异是赋权，消除差异是平权。我们所尊重的差异，针对的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差异，比如同性恋的人群比例相对小，我们不能因为异性恋的主流价值而取消他们恋爱的权利。性骚扰中的女性，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景中，比如空姐之于男乘客、女下属之于男上司、宾馆女服务员之于男住客，还有同一辆公共汽车里的女乘客之于男乘客，虽然不象前面几项情景中有明显的权力优势，但大部分的性骚扰恰恰是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发生的，一种性别的绝对优势观念，常常让女人们防不胜防。在这些权力实施的微观场景中，骚扰就是对身体尊严的侵犯，违背了女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如果在性骚扰没有立法之前，不被禁止的行为就是合法的，那么平权的理念逻辑就会推导出，女人也可以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