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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持不同性见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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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还没有为女人的自由和独立做好相应的硬件支持。作为一种知识的女性主义，其社会实践有运动型的，比如成立女性组织，影响国家的立法，为女性权益做合法性的支撑。而女性主义的实践还有可以在观念层面，促成某种社会共识。作为每一个具体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里，能否让女性主义成为某种“支援意识”，在目前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在政治哲学层面，女性主义何尝不是在思考一种关于幸福的理论呢。
苏七七：“我们对自由和责任的分裂认识还很强烈”——这个可以更详述一下吗？它对女性主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念：自由如果是一枚硬币，权利与责任就是它的两面。女性解放是在社会担当与个人担当之下完成的，一方面是社会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独立。在男人与女人的社会机会对等的前提下，尤其都市的职业女性，自我的精神解放，在目前显得更为重要。
苏七七：你的文化批评的文章几乎都是从细致的感性体验出发（如广州系列），再展开锐利的剖析，在你的“批评”中，“感受”（这也是与“身体”相联系的词语）有怎样的意义？
张念：文化批评的对象是丰富和庞杂的，除了文字文本之外，一种潮流，一种现象，一种趋势，一种我们身处其中的莫名氛围，甚至隐形的社会心理，都是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这几乎是万马齐喑的局面，非常有刺激性。试想如果一个感觉迟钝的人，一个套中人，一个身体僵硬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文化批评的。文化批评对变化极其敏感，并在变化之中捕捉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这几乎和新闻记者一样躁动的行当，使得文化批评的时间感就相当急促，需要具备相当的爆发力。这躁动出自深刻的好奇心，另一种天真，是深思熟虑的激进和原始人性的保守相撞击的结果。这时候的感性体验就是感性体验，没有古典抒情、道德教化以及所谓的人性培植匍匐在后，把感性做为幌子的媚俗表达就是大量败坏了我们阅读胃口的散文作品。那些被媚俗感性经验和文字喂养得白白胖胖的文化主教、牧师、布道家，在浮肿的文化面庞和硕大的灵魂头颅的监禁下，身体的速朽再所难免。而枯琐的身体让灵魂的物质基础全面溃败，灵魂塑造就是空谈。身体的场阈，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返回原点，这痛苦的“回乡”，是一个不断剔除“文化脂肪”的过程，让我们的感受力像原始人一样的敏锐，第一声尖叫，第一次快感降临时的喊叫是怎样的，为此文化批评的批判性，携裹着“原初”的身体经验，其批判火力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批判看起来激进，骨子里是保守的，就看你守的是什么。
苏七七：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上说，给你影响较大的作家或批评家是谁？是怎样的影响，理论、写作逻辑和风格的？
张念：我喜欢的，必然会影响我，前提是喜欢呀，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我在回应他们呢。在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展现了我的喜欢，我的思想库存和风格文档。我从这些优秀的作家、批评家那里寻找到了我的困惑、焦虑、抑郁，当然还有痛快以及说服自己的能力。风格是最重要的，我的星座、血型和生辰八字，这些生命密码在寻找语言的外衣，在寻找他们的精神伙伴，在寻找思想的亲密爱人，有点像笼子寻找鸟的荒诞偶遇，但并不像右派这一政治斗争的谋略在寻找右派肉身的社会运动，这是隐秘的个人戏剧。幸好我遭遇的这些家伙，个个都宽容，个个都是自由的守护者，他们不会怂恿我因为知识的偏狭，感受力的欠缺，而成为愚蠢的某某主义。当然，当然，我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我没有理由发明另外一个词来代替这种维度，我一直也认为这仅仅是知识的某一种维度而已，也只有在恰当的地方，才有恰当的作用。没有一种一统天下的超级理论能解决杀界上所有的问题，如果谁说有种理论是如何的光荣、正确、伟大，这只会增加我的不安和惊恐。
苏七七：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你认为”文化批评”有着怎样的意义？而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立场与态度是重要的吗？
张念：在一个长期有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社会，文化批评当然含有前两者的意味，但文化批评的进入角度不同，文化批评更加“务实”，更加形而下，也就更加“肉身化”。文化批评是从世俗生活的层面切入，然后才带入社会学、哲学、历史、精神分析、符号学和人类学的眼光。如今的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狭义的）已经不是生活的全部主题。尤其互联网的出现，比如那些在论坛上进行民主言论和意见表达的网民，你说这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文化角度说，虚拟的民主空间既乐观又悲观，是一种悲喜剧呢。是绝望和希望，冲动和耐心的复杂织体。而“马甲”一词的出现，必然会让精神分析学家兴奋，人格内涵就有了新的业务单。文化批评方法，依然来自西方，是在看起来“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那里的人们把批评的那眼光转向个人，转向生活方式，转向消费社会、转向物质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批评在中国就水土不服。个人生活（女性主义尤其重要）的民主操练，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准备，这准备是指向”历史并未终结”的将来，也许不久哈。这样，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就显得软弱和狡猾（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斗争策略吗），因为他们没有和最根本的社会矛盾针锋相对，但文化批评家做的依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制度大厦的地基是什么，依然来自我们对最亲近的经验的理性认识，大众文化里隐含民主活性因子，是身体严肃性的在场。只不过一个中国的文化批评家，他（她）更迂回一些而已。
苏七七：说到马甲，你对网络实名制是怎么看的？在中国的语境下，文化批评与言论民主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念：实名制好像行不通咧。实名制违背了“在网络空间生而平等”（比尔·盖茨语）的精神。实名制能遏止谎言或者谣言的散布吗，这好像不太可能，更何况在现实社会，以机构或者真实个人的名义散布的谎言，我看，并不比网络更多，或者更少。那么堵上人的嘴，就没有谎言了吗？谎言像空气一样，遍布在我们的周围，和网络空间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谎言本身是挟裹着某种不安全感，说谎者本身是权力压制的牺牲品，一个控制型的社会，是谎言滋生的根基，而不应该把这笔帐转嫁到自由言论头上。如果非要把文化批评与言论自由弄成辨证关系，这是乎很俗套。而当下中国的文化批评，和言论民主一样，需要的是激情和真诚的品质，需要的是对真问题的阐释和回答，文化批评本身也是言论民主的一部分。
《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女性主义是一种知识维度（3）
苏七七：在你的符号分析中，有许多感性因素掺揉其中，这可以视为是一种“女性的”文化批评吗？
张念：符号分析方法中的感性元素，不是因为我刻意地”女性化”，更何况一个男性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特，他感性起来，让女人都望尘莫及呢。符号分析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加密和解密之间游荡。这个是女性比较擅长的嘛，这样，正如你说的，符号分析是“女性的”文化批评。比如，玫瑰就是玫瑰，但有人可不这样认为，玫瑰是浪漫、玫瑰是爱情，玫瑰是战争（英国），玫瑰还可以是老电影上地下党人的接头暗号呢。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符号分析就去发现文化的各种符号建制，去揭示这些符号系统的配制秘方，从而，以玫瑰就是玫瑰的”原始蛮力”，去破除神秘，解构权威，规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而文化研究导论性的教材，女性主义是基本的章节，或者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是文化批评的重要方法，而相应的，女性主义思想从来也没有放弃过文化批评。尤其女性主义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包括整个后现代精神分析，都受到符号学的影响，而整个后现代的第一块基石，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苏七七：在我看来，你的符号分析，不只是在“解密”，而是通过感受的时间维度，在加密与解密之间，添加进个人的、身体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吧。
张念；对，这是哲学家福科对知识的巨大贡献。福科曾说，写作可以改变自我，同样我们可以说是知识在改变人类。这看起来比较专业的智力活动，实际上是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日常生活寻找解放之路。福科还说，自由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而自由同时也是在丈量绳索的长度，在更加微观或者不易觉察的地方，去“回避权力对生命的钳制”。只要有权力等级，就有政治。因此，文化批评从来也没有放弃对政治批判的努力。
苏七七：在书中的最后一个部分，你提供的可以说是一份私人阅读笔记？从知识谱系上说，能够看到你受到的从存在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而你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则是不那么理论的，而有着更多的”体验”在里面，你说杜拉斯是个“体验型”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你是不是也是个“体验型”的阅读者？
张念：在这份私人阅读笔记中，不仅仅是体验式的，因为体验必然挟裹着情感，尤其克尔凯郭尔的绝望（他习惯在舒适的环境让自己更加的不舒服），穆齐尔的纯粹（他要创造伟大的小说），杜拉斯的岩溶激情（她是爱情女超人），茨维塔耶娃（她复杂得如此清澈）都曾激荡起我们内心的风暴，而德里达，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接近他，我们对他的爱，近乎一张写错地址的明信片（POSTCARD，POST同时也是英文单词后现代的前缀），我感到只能这样，才不至于被他讪笑。哈，不说了，我不仅误读，误写，还误投呢。
苏七七：在误读、误写与误投中，新的文本成长与加入到“上下文”（context）中去了，真实与文字的世界，都因此而更加丰富了。张念：罗兰·巴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作者死了”。德里达甚至说，正是翻译，或者翻译的不可控制，构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一个具有中国经验的批评家，不仅参照这这些西方学术的成果资源，而且必然也会丰富这些知识的内涵，重新理解，或者一种准确的生存感受的重新表述，在这边和那边构成知识共享的局面，都是对这些大师们的一种严肃回应。而那种创建本土理论资源的说辞，就变得如此的空洞和狭隘。
苏七七：在关于女作家、女诗人、女批评家的系列文章中，你是有着感情的投射在里面的，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你自己是如何在性别、写作与生活中，找到平衡，或者说，放弃平衡？
张念：我没有不平衡呢，我每天做饭给自己吃，热爱我的两个弟弟，与我爱的人煲电话，和朋友逛街，涂指甲油，满大街寻找我喜欢的银饰、一星期换一次床单、电路跳闸自己搞掂、寻思怎么让我的学生学会快乐地思维，我每天都活着，这就是生活。如果有不平衡的时候，作为女人，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之下，是女人类共同的问题，这样想心里就好过一些，并且激发了我改善局面的热情，而写作不就是改变我们的一种方式吗。写作和生活没有冲突，写作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当然写作是摧毁与重建并行不悖的生涯，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视，和一个大部分时间对着电脑的女人，她们的快乐指数没有差别。正是性别的麻烦——我是30岁以后才体会到的，但我18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仅仅观念），让我天然地亲近女性主义思想，只不过现在的麻烦更加宏大一点，更整体一些。
苏七七：一个又平衡又热情的张念，几乎可以当“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代言人了。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们在广州头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着背心和七分裤，颜色鲜艳，还有画得很鲜明的眼线，我当时想：在生活与理论之间，你好象走在一条奇妙的平衡木上。理论没有影响一种活泼世俗的生命力与生活态度，而写作则没有让生活因为足够自足而沾沾自喜，去损害可能有的宽度与深度。
张念：或者说是理论带来的理性力量，这和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冲突。长期以来，社会对于学者的刻板印象，不仅强化了知识和实践（生活）的脱节，而且对学者本身也造成某种暗示，或者不自觉的自我分裂，我们不可想象一个大谈自由主义的学者，却在现实中，培育学术特权，大搞山头和派系斗争。这本身就是思想破产，人类从来不是为了思想而思想，思想从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回馈于生活。最近看到陈丹青的一篇文章，拿现在的知识分子跟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说，不谈学问，我们在相貌上就输给了他们。这种容貌的意识形态分析很有意思，因为民国知识分子“身”与“心”的分裂，没有我们那么严重而已。
苏七七：在读第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几篇关于现实女性生存状态的文章中，我看到的是一种“义愤”，而在最后一个部分，我看到的是一个学习者的理解力，这种理解是善意的，以感情的体认为基础，同时力求在思想上能进行平等的对话的。如果说对于文化批评中，也可以将“真诚”这样的词作为评语的话，那么我觉得一种宽大的真诚是不容易的，因为真诚也常常固步自封。
张念：对。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中。“真诚”是否就淡化了冷竣和审慎。文化批评的对象千变万化，尤其大众文化，自己也深陷其中，一个参与者和一个评判者的双重角色，应该适当的剥离。文化批评的工作，常常要学习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在粘连组织和血管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一项艰苦的操练，在智力和知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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