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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持不同性见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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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欲望(DESIRE)和需要(NEED)往往纠缠不清,而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人文救世情怀,针对更加大众化的阅读心理,获取了道德上的优先权,这样,不仅伤害了写作本身,同时会伤害我们对生活的敏锐洞见力。而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包括文本实验的艰辛努力,都会被粗暴地横加指责,于是身体写作和问题少年画上了等号,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偏激,至少也表明了我们思维上的懒惰,我们放弃对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想象,巴塔耶称之为“吝啬鬼”的逻辑,因为他们不肯燃烧自己的激情。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无辜的色情
身体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色情。而色情也被一相情愿地理解为暴露指数的攀升,因为暴露和无耻相关。正如集权主义的神秘,和遮掩相关一样,为呈现身体真相的暴露,就是解除身体暴政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遮掩比暴露无耻上千倍。
从本质上说,文学就是世俗生活的对立面,在一种不妥协的紧张关系中,寻找新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身体写作从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有被年轻作家推崇的美国作家“米勒大叔”,让色情从肤浅的感官学进入死亡哲学的领地,体现感官主义的深刻性,因为恐惧与颤栗首先来自感官的诱惑。世俗生活是一种隐忍的和无限放弃的过程,这默默无闻的漫长的失望,如果没有写作来补救,色情的中止在所难免。于是文学虚构,没有必要承担中学生品行读本的功能,如果它对成人世界的道德架构产生了威胁,那么它的边缘属性就 得到了应证,因为边缘,才构成了扩展的可能性。
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就是,“没有什么能比攫取色情秘密更让我们感兴趣的了”(巴塔耶语),如果有人说,亲爱的,不要打仗了,让我们做爱吧;亲爱的,不要去竞选了,让我们做爱吧,这时的色情就是可爱的。真正的身体写作,或者现代哲学的“身体转向”,是在调整人类活动的能量守恒定律,如果有一种非功利性的能量耗散,那非色情莫属。在一种纯粹的色情活动中,身体不再是被利用的工具,那么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将向所有的战争灾难、政治丑闻提出挑战。然而这一被挑战的对象,依然甚嚣尘上,色情成了令人绝望的渴求。因为极度的匮乏,我们对它的热情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禽流感。
和为营营生计与养家糊口的奔波相比,色情依然是一种奢侈。注意,色情交易不等于色情,是为了更好的生计。这里有一个界限需要澄清,身体写作是变相的卖淫吗?没有那么简单,身体写作读本从来都让作者承担了不可想象的风险,甚至为此被抓上法庭,比如劳伦斯,所以这不是一笔如意的买卖。这是一项浩大的捣毁禁忌的精神工程,它唤起欲望,而永远无法满足欲望。它持续不断的冒险行动,使身体写作者像民权运动者一样,进行的是一种抗争。身体写作不但不能带给我们偷窥的满足,反而以其强大的毁灭气息,让我们心惊胆战,既恐惧又着迷。是的,甚至是厌恶,很少有人不厌恶亨利·米勒,但我们在厌恶中被他征服了。真正的身体写作,愉悦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取悦是一种诱饵,最终达到的是献祭的目的。这是一场心灵风暴,禁止两相情愿的做爱和所有的人都跑到大街上做爱,都是反色情的。没有色情企图的悲剧性,就没有真正的色情,通过一种坚苦卓绝的身体较量,愉悦在更高的层面出现了。
而和色情相关的放纵,波夫娃早就说过,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当然她针对的是女人。身体写作在结构形式上,是一次放纵的漫游,而《洛丽塔》干脆写就是美国40年代的一次漫游故事。放纵和性伙伴的数量以及性交次数无关,所以,我们这里展示数量的所谓身体写作读本,带有炫耀般的孩子气。放纵(漫游)是一个向极限和危险无限逼近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对痛苦承受力的一种考验,苦乐交织,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悬而未决的状态,让色情和我们贫乏的动物生活(生计的考量)区分开来,从而远离动物性。
如果没有对人类性活动的关注和书写,那么色情就不会存在。想象力的贫乏,导致了理解力的贫乏,把身体写作等同于个人有限的性观念,等同于肉欲的沉欢,或者相反,身体写作使个人的性冷淡以及枯燥的性生活受到嘲弄,而这种“贫富悬殊”的阶级仇恨,已经和品行相去甚远,它关系到文学经验里的智力因素。那么,色情何尝不是一种天赋的才华呢?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闹剧过后
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身体写作,能够引发高度的关注,依然是对文学权威性的潜在要求。越是愤怒,就越表明在愤怒的背后,有一个“贞洁”的文学观在作怪。而年轻的身体写作者,在利用世道人心获取知名度的同时,商业行为在此推波助澜,写作动机里,的确有赚取名声和赚取金钱的因素,性、暴力以及乱伦,读者想要的就是这些。作者…读者…市场…出版商彼此之间在交换需求,这个商业食物链本身无可厚非,但这已经是文学的外围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年轻的写作者给我们提供经典,更何况,一旦经典和文学权威性构成某种暧昧关系,常常会败坏我们的阅读趣味。
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纸禁令,反而让一些身体写作者走向了国际市场,后殖民的帽子还没戴稳,《上海宝贝》的作者已经成了进住纽约高级公寓的“红色小八路”,苦练瑜珈,沉醉于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悠远了。而“像卫慧那样疯狂”的80后接班人,被美国《时代》杂志一相情愿的解读为“跨掉的一代”,非常激动地以为找到了西方文化的代言人,而80后却说,什么“跨掉的一代”,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身体写作的标签式图解,让写作和阅读成为了有史以来最荒诞的文学娱乐事件。
当我们把身体写作和一些年轻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淡忘了真正的身体写作高手——王小波,更多的时候,人们记住了他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前的王小波,一直是以一个小说家为出发点,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在向我们的文学智力,向智力的极限发出挑战,真正的色情大家,他写到“走在寂寞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他写的文革也没有那么惨烈,女狱长和男犯人做爱,用肉体的疯狂来抵御时代大脑的疯狂,身体飞扬起来,去进行外太空的探索,向着未知的方向奔去,非常性感,性感得纯粹。我们看到,在王小波的小说里,既定的关于色情生活的外部条件被取消,比如容貌、年龄、金钱,权力,比如婚姻,甚至比如爱情,因为爱情已经被过度阐释,反而成了爱的牢狱,变得乏味和无趣。没有这些外部条件的限制,打破了世俗观念制造的贫富不均,“红拂夜奔”才浪漫到极致,才色情到极致,才纯洁到极致。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1901年的日子》里写到:他的特殊之处乃是/尽管他生活放荡/性爱经验丰富/以及他的举止经常与年龄匹配/尽管这样,有时候/当然,很少——他仍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的童贞仍然未失。
对身体的规训越是强烈,反之对其兴趣就越大,而过剩的兴趣会扭曲我们对身体的自由态度。当代文学的“身体转向”,不管其文学质量的好与坏,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对文学权威的一种挑衅,是对“禁止发疯”的文化秩序提出的抗议。虽然大部分的身体写作还停留在“自恋”的层面,掉进了表演和展示的旋涡,但至少让我们的身体事实得到承认,这是既往的当代作品中缺失的经验。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实呢,情欲挣脱了爱情的牢狱,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了爱情,很好,让身体作主,就是这个意思。欲望是一种内心的倾向,一直驻扎在身体里,和具体的对象没有多大的关系,为此,巴塔耶说,色情从根本上看,是我们内心生活的特征之一。于是,身体和写作是最亲密的一对,
为什么不能忽视身体,尼采说,身体是个人的决定性基础,为什么要写作,福科说,是为了在写作中改变自我。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持不同性见者(1)
2003年的博客网站,因为一个女人描述和不同性伴的性经历而写成的性爱日记,而名声大噪。而我感兴趣的不是作者木子美,而是受到木子美刺激的大多数,她唤起了人们的性欲。人们无望的枯燥的毫无想象力的情欲生活,在传言和电脑视窗里因极度的虚弱,而汗流浃背。当我们的耳朵、嘴巴和手指,以及显示器前贪婪吞噬文字,吞噬木子的眼睛,作为感应元件,在传输着我们的焦虑,我们内心深处可以觉察而又无法辨明的秘密,有种匮乏和点击率形成强烈反差。即使如此,我想全民皆兵比全民皆性糟糕十倍,既是说,如果下流的话,世界上的专制和战争一定比色情下流十倍。
木子本身,有着色情生活初级阶段的种种缺憾,但木子的嗓音,在引领我们的思考上路,皇帝新装总是被孩子戳破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孩子给我们出示行动的依据和力量。
总有人问我,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这个也许只有上帝知道,木子自己恐怕也难以回答。出名,这是一个多么平庸和市侩的答案。我想把这个问题接下去,她为什么这样生活,她想反抗什么,她想和什么决裂,她想实现什么?身体书写的恐怖主义者,她们的绝望来自哪里?是的,是的,男人伤害了她,男人抛弃了她,生命总是要遭遇伤害,不是被男人伤害,就女人被伤害,不是被制度伤害,就是被强权伤害,不是被文化伤害,就是被自己的怯弱和蒙昧伤害,不是被家庭伤害,就是被社会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别无选择。
伤害源于自由的贫瘠。受伤感更多的来自弱者心态,而弱者总是悲情的,正如国家的悲情主义。这种道德与审美的幻觉,容易自我感动,往往用情感而不是理智,来衡量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而逃离悲情的惟一途径,不是对“他者”的敌视和孩子气的对抗,而是要让自身如何变得强大。没有自主,强大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口气,有模仿国家民族主义的嫌疑,但正如女权主义的困境一样,平等的含义就是要在制度安排与精神结构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然而像“男人“那样作为一种结果,正如像“西方”那样,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自我”,因为保持“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毕竟模仿与服从的界限纠缠不清。
一般意义上,保持自我,是实现自主的前提。在性别文化的框架中,自我抵制的是既定的积习对个人生活的劫持,从而把真实的世界转换成一个可能的世界,这样的自我,在引领女人保持必要的傲慢、敏感与警惕,或者说,让我们避免被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女自我”所伤害,也就是避免自戕。模仿与服从,显然是一个概念上的陷阱,模仿男人(西方)和吸收一种文化的积极部分是两码事,尽管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木子只不过在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放纵自己。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为了差异而过分地强调差异性,因为差异性更能简易而轻便地获取人心,其结果就是保持现状,躲避变化。“国情”作为一个狡猾的托词,正如我们的传统对“女人”的界定,差异并不能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另一种服从的过度强调,这是集权文化对后现代文化策略的盗用。尊重差异与多元,在不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更应该小心甄别这差异之中的差异。在此,女性立场和西方立场一样,是从弱者这一边生长出的有色眼光,作为一种争胜性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从本质上清除虚弱。所以,女人放纵与女人受伤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放纵不是报复手段,放纵有可能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像“男人”那样,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描述性表达,其潜在的可能是像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那样,对于女人,不是同化,而是具有相当的解放性价值,那么像“西方”那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弱者的抗争,并不是要故意做得和你不一样,正如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女性自身的内部系统,来检视自身的弱点,重新调试整合女性经验,坚持是在不断的否定和放弃中完成的,比如走出家庭的狭隘空间,而正是这种放弃,创造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
而选择怎样的性生活,这是一桩私人事件,本来不具备可探讨性。而值得探讨和思考的是,木子事件的社会反响以及她的女性身份。而社会反响集中在女性身份上,女性身份一直被众多的符号所替代,比如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朋友(情人),女性身份从一开始,就比男性身份更具备强烈的人伦色彩,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遍人性的说法,但普遍人性,在女人这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女人丧失了拥有普遍人性的资格,而女人常常是要先获得人伦符号之后,才能找到做人的正当理由。女性情欲正如女性身体,被包裹在繁复的装饰物之下,处于遮蔽状态,枝繁叶茂的是爱情与婚姻,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和不以爱情为目的情欲,都像废物一样,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大机器的运转之外,欲望主体受到窒息和压抑,为了寻求活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市场中,女性欲望不得不进行其自身价值转换,成为性货币,从男人那里交换水、面包、房子以及相应的尊重,因为男人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妻子,没有理由不答应和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的要求,性是要挟男人的手段,比如生气的妻子会把男人驱逐到客厅的沙发上,性制裁成了行之有效的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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