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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持不同性见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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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灵事件接踵而来,个体和群体的对峙才刚刚开始,从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上路的那刻起,它在延伸,在被更多的作家更深入地叙述着,在米兰·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及王小波那里,质疑,辩护,审判,抚慰还在继续。但纳博科夫依然是个特例,他是一面多棱镜,从各个角度折射着奇异的光芒。没有完全进入阅读之前,我们这些正常人说他写了一种畸形的恋情,那个已不年轻的男人在猎取非常年轻的女孩,这个女孩正处于女童到少女的过渡期,这个男人奇怪的嗜好,从少年到中年,年龄见长初衷不改。纳博科夫曾说,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作者和世界的关系,那么亨伯特和小少女的关系蕴涵了作者怎样的世界观。阅读至此,我们肤浅的关于畸形恋的猎奇心态变得可疑,到底谁有病,这是一个问题。经典的最初面目就是病态的,它的创新部分让我们感到别扭甚至厌恶,它超出了普通人的感知和经验的范围,又好奇又排斥,又靠近又拒绝,病毒在蔓延,文本和读者就这样形成了感染和被感染的关系,我们开始迷恋亨伯特的死亡之旅了。没有人能够像纳博科夫那样,把欲望的血肉和经脉放大得如此醒目清晰和精确,同时也丰富了欲望的内涵。情景在变换,欲望的面孔也在变,是激情,是幻想,是性行为(极少),是性意识,是绝望,是期待,是记忆,是挽歌,是爱情,是忏悔,是嫉妒,是天堂,是地狱,极度的自私,极度的忘我……欲望因此具备了文本的结构性功能,那曾掩埋内心深处的惨白灰烬被煽动起来,被洛丽塔的脸,腿,身体,动作,声音蛊惑着,在独自阅读的混暗中,我们真正的“洛丽塔”在哪里?矛盾在激化,旅程在继续,一场没有止境的流亡,也许只有纳博科夫深深懂得流亡的滋味。
十月革命前夕,少年纳博科夫就随家人开始了流亡生活,从克里米亚开始,土耳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直到生命的终点站瑞士,这个孤傲阴郁的流亡者,举目无乡的俄罗斯之子,生命里弥漫着悲剧性雾霭。汽笛,车轮,站台,行李都在雾中影影绰绰,只有破碎的记忆,可以照亮苦涩的坎坷多艰的激情,只有记忆可以带给他片刻的晕眩的快感。客居的国度,那里的人群,习俗,以及所有的生活,他都本能地保持着冷漠的距离。就像一个身份不明的私生子,被故土遗弃,被世界遗弃,为了挽回心灵的尊严,会以更固执更彻底的怀疑来打量这个同样怀疑着他的世界。没有归途,没有引领脚步的方向,茫然,疲惫,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雾中行走,一切都是陌生的。没有信仰,这并不是件坏事,因为纳博科夫发现那些信誓旦旦的人,最终都以跪着的姿态从信仰的斜坡上滑了下来,此刻,流亡者依然在路上。流亡生活是戏剧性的,闲荡,虚掷光阴,窘迫,恐慌,像一头被狮群驱逐的雄师,必须和生存作殊死搏斗。在纳博科夫看来只存在一种关系——个人和世界,对抗的力量从何而来?那就是欲望,激情,以及属于自己的即便是微不足道的智慧,凭此可以恣意嘲弄这个神人同构的理性世界。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记忆》里说:“我只有让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加入我的情感,加入我尘世的爱,以便除去它凡尘的边界,以此来帮助我抗击一个有限的存在,从而发展起无限的感觉与思想的世界,一种完全的堕落,荒谬和恐惧。”可见正是写作促成了这场蓄谋已久的相遇,洛丽塔不是天外飞来的小仙女,而是来自故土的原初的记忆,是纳博科夫的初始体验孵化出的女儿,是属于自己的小秘密,是幽闭内心的诡异城堡。自脱离母体的那天起,肉身在不断远离,灵魂却在不断返回,对峙中蕴涵着对称,对称中蕴涵着平衡,这个别的,奇异的,罕见的,短暂的欲望旅程,引起了巨大的阅读热情,纳博科夫的坦诚和细致告诉我们,他的书是写给每一个独立自由的精神流亡者。
进入文本打开的空间,就像世界在我们的心中所打开的空间一样,记忆的错乱,情节的衍生,时间的弥漫,都在一种封闭孤决的状态下缓慢地悄无声息发生了。昆德拉说:“现代的艺术个人主义正是在艺术中实现自己,确认自己,找到他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光荣,自己的纪念碑。”小说艺术正是在社会合作日益繁复大众文化日益昌盛的当代生活中,收留了神情恍惚的个人。在言语力量的守护下,每个人,翻开书,就可以静静地和自己的“洛丽塔”相依相伴。
当然,仅仅质疑,辩护和抚慰是不够的,这样的事情可以留给像尼采,萨特,福科那样的现代思想家去做。身为文体学家的纳博科夫,还引发了一场文体暴动。《洛丽塔》在很很地粉碎着我们的阅读习惯,这是小说吗,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件,更多的人物,以及波澜起伏的故事,通通没有。可读性的愉悦被一种阅读的焦灼状态所取代,接下来写什么,我们还能读到什么,这像一个阴谋,人物的危机就隐藏在叙述的危机之中。必须要有耐心,在这方面,纳博科夫并不亚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他们都像一位出色的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普鲁斯特记录的是贵族生活的明细帐,纳博科夫记录的是心理活动的明细帐。可是我们所了解的普鲁斯特更像一个双料间谍,他在现实和精神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着窃取情报,在上流社会的客厅,舞会,戏院迎来送往,他津津乐道的正是他鄙夷不屑的,他不可避免地患上神经衰弱,失眠,有呼吸困难的哮踹病。在寄生性的排比句和语法复杂的长句中,我们读到了普鲁斯特的疲惫,他的任务过重,他致力于呈现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纳博科夫这里,也有两种生活的区分,不是外在和内在的,而是“我的”和别人的,尤其上流社会在纳博科夫的感性档案里,是可笑,滑稽,愚蠢,可悲的容量极少的栏目,他的兴趣不在这里。我们发现,那些和汽车旅馆一样灵活简约的句子,也是欲望旅程的同谋者,带着某种速度往前奔涌。一份关于自己的精神分析报告,私人日记,法庭供词,旅游札记,情书,便条等等杂糅一处,一种没有边界的开放的文体,纳博科夫残忍地抛弃了他的读者,他的心里只有洛丽塔,他的小爱人,可我们却爱上了纳博科夫,这就是经典,作者,读者之间的无望的爱情关系。我们爱上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叙述者,孩童般透明,混乱又固执的语言,自说自话,哪里该盘旋停留,哪里该走马观花,都难以琢磨。一个意外连着又一个意外,兴奋和悲伤,沉醉和绝望如影随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破碎的句子,跃动的词语会把我们引向山巅还是悬崖,但是我们还是惺惺相惜,跌跌撞撞的往前走。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还在为情人兜里的可疑短签而忧心忡忡的时候,纳博科夫的主人公已经在他的枪膛里填进了8粒子弹,他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情敌的耳朵,“迸出了一团盛大的紫红色”,这一超现实主义的画面表明,纳博科夫患上了比哮踹还严重的疾病。一种词语的癫狂症,折磨着为洛丽塔着魔的作家,还有为作家着魔的读者。没有那么多的闲暇时光去思前想后,被内心的风暴,语言的风暴挟裹着,密集的词汇扑面而来,隽刻着我们的阅读表情。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纳博科夫从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的笔下,它们一直都血肉相连。如果非要做理论上的区分,这无疑是对经典的谋杀。
现在,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就放在我的枕边,凌晨四点,我关上电脑,拿着书翻看两页,然后入睡,以此躲过清冷的黎明。正午醒来,太阳刚好直射北半球,此时,纳博科夫和他的洛丽塔还在路上,最明亮时刻里的最阴暗的影子。
《持不同性见者》 有关身体欲望的三个切面喊叫(1)
(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曾说“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这是一句咒语,把你唤进文字的黑森林,然后遗弃你,像女巫一样从你面前消失。
走在杜拉斯的语言迷宫里,我的理解力在瑟瑟发抖,但我并不沮丧。我闻到了酒精的味道,想象力像一团火在燃烧,脚步也有些颠簸和摇晃。我迷恋这种摇摇晃晃的状态,置身于欲望和恐惧的深处,有无数的陷阱,非常刺激的存在。被黑暗的空气所包围,又逃脱,又靠近,在绝望中沉醉,带着罪恶感,陷入那个世界的核心。没有任何幸福能够取代这种幸福,每个词都是绝对的,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又在进行着奇异的婚配,如此的陌生,如此的亲密,就这样缠绕在一起,混杂而迷乱。
这是属于杜拉斯的片言只语,断简残章,这个用酒精取代上帝的女人,她的每一个字都生长在沉醉的夜晚,然后随着白昼的来临,而归于无有。她不承认虚构,她认为虚构是文本和现实的分裂,她的写作是比现实更加强劲,更加真实的体验。她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完整的故事,她说:“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一个故事的那种空失无有。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杜拉斯想表达什么,这是她一贯的风格,把一切都弄得扑朔迷离,不可理喻,当然你也可以说她在故弄玄虚。所以,一开始,她总是被拒绝,没有人读得懂,直到现在,还有朋友对我说,《情人》还能接受,《蓝眼睛黑头发》又弄不明白了。很多人是借助电影来阅读小说的,电影把《情人》拍成了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影象一般也只能表现到这个程度,而那些被遗漏,遮蔽或篡改,以至无法呈现的,依然在小说里,在杜拉斯的文字里,在它们原来所在的地方。最终,杜拉斯还是以她的小说,让全世界的读者都为之倾倒。荣誉和衰老结伴而来,因此,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写作和死亡一样,具有纯粹而神圣的终极价值。“写作,不是为了成名,而是为写作而死,若非如此,就没有必要写作了。”
没有故事,没有爱情,即使有,也不是人们想读的那种故事,也不是人们平常所经历的那种爱情。杜拉斯总是在唱反调,背离习惯,背离常识,她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圣徒般的执着,疯狂地写,无止境地把自己放逐在文学这片神奇无垠的大陆。酗酒,失眠,病痛,构成了她的写作,也构成了她的生命。这样的时候,她可以无拘无束的选择,创造,对一切所谓的合理布局和陈规陋习嗤之以鼻,她的爱,激情,理想,渴望,彻底的放纵,都能够在这样的时刻绽放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只有这样的小说才是最自由的创造,是诗,是对所有权威的弃绝,在杜拉斯看来,权威的,就意味着是男性的,因此,所有带有男性习气的写作,都不能称其为创造,而是抄袭。她并不想用一种极端去对反对另一种极端,用一种错误去掩盖另一种错误,她想用自己的文字,去恢复文学曾经带给我们的原初的体验和幸福,于是,她首先去爱自己,爱自己的欲望,爱自己的作品,极度的自恋,她和她的书产生了爱情,她为每一个绮丽的词汇和句子心醉神迷。有人抄录她的章节,甚至整章整页的引用也不著明出处,对此她并不在意,这反而强化了她所理解的爱,那种久违的原初的幸福在无声无息地延伸,这就是她的写作,赌徒式的选择,要么粉身碎骨,要么就让这种爱震撼人心,成为不朽。
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豪赌,永不休止的劫难,杜拉斯倾其一生,都在追寻。暂时的成功,只带给她社交的繁忙,对此,她很快地厌倦了,她说再也不愿意去回答那些大学生的愚蠢的问题,她从人群中逃离,逃离喧闹和荣誉的浮光掠影,又开始了痛苦的跋涉,就象《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中的那个女人,她永远在寻找她的梦中情人,中途的短暂肤浅的艳事,只能使心中的目标更加明确。当然最最明确的还是虚妄和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体验性的死亡。她最迷恋的也是最致命的,正如酒精,使她发抖,抽搐,昏迷,直至昏迷五个月,奇迹般地醒来,又马上投入写作,她说,要么死,要么写作。
从一定意义上讲,杜拉斯是体验型的作家,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体验型的作家。是体验,不是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一些事件,按照时序,从外部向我们展开。比如男人和女人,他们认识,相爱,牵手,分手,每一个行动都有具体的位置,形成环环相扣的线性结构,前因后果板结成无可辩驳的事实。爱是一种事实,不爱了,也是一种事实。可是,这并不能抹灭爱情本身,那些闪光的交会点,瞬间的惊愕,灵魂的哗变,这一切,都被我们诚实的身体,鲜活的感觉所见证。杜拉斯说,她没有撒谎,如果有,那也仅仅是一个词,甚至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副词,但她又说人们都以为那里有过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这是最常见的杜拉斯式的混乱,是语言魔镜折射出的刺眼的光芒,给我们造成了表面的错觉。在欲望,生命,灵魂面前,杜拉斯绝对没有撒谎,没有欺骗。但生命的历史,镶嵌在时间链条上的故事,日常的碎影,表象的泡沫,是杜拉斯不感兴趣的。包括凝聚成体系的观念,思想,被她的写作排斥在外。杜拉斯关注的是生命本身,和身体,欲望同在的,那团内心的黑影。
杜拉斯的全部写作都是关于男人和女人,仅仅是两个人,陌生人,突然地相遇,在堤岸,在酒吧,在旅店,在度假的森林,爱情正是以一种关系,一种纯粹的两个人的关系来定义的。没有铺陈排叙,没有来龙去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技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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