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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的身体-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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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奥斯卡的时装盛宴
一件衣服，当它的功能仅止于彰显名利和炫耀身段，它的最佳去处无疑就是奥斯卡颁奖仪式，那里具备了高级时装所需要的一切：金钱、荣誉、全世界最迷人的脸蛋、为开叉长裙而准备的大腿、媒体的聚焦、广告商的期待、操纵者的谎言……。一件衣服究竟值多少钱？此时已与这件衣服本身无关，它取决于明星的号召力和广告商精确的计算。
据统计，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能享受高级订制时装的人已经不足2000，而这些人中有一半将在“奥斯卡”碰面。所以，一年一度的奥斯卡与其说是电影界的一场盛会，不如说是时装界的大火拼。奥斯卡提名正式宣布前几个月，一些设计师就开始寻找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热门明星，主动要求免费替她（他）们设计礼服。颁奖典礼正式举办前几周，数十家珠宝商、首饰厂家、发型设计商店及化装师，便纷纷在洛杉矶临时“落户”，建起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为各路明星提供免费服务。
为了让自己的品牌与明星同台亮相，设计师们不仅争相将价值连城的衣服拱手相赠，如果可能，他们更愿意奉上首饰和其它的一系列配件。原因很简单，即便没人花得起10000法郎买一条裙子，但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花得起30法郎买一瓶同品牌的香水或领带。据统计，在范思哲公司1999年的总收入中，有21％的利润来自衣饰配件。也正是在这一年，凯瑟琳·泽塔·琼斯穿着范思哲的露背晚装在奥斯卡的大红地毯上出尽了风头。
2003年，中国歌手李汶应邀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演唱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铺天盖地的预先报道中，有一大半竟是关于她如何置办行头的：“为了想在典礼上有最优秀的表现，李纹对自己的服装抱着‘输人不输阵’的想法，奥斯卡大会也特地为她请来三位世界最顶尖的服装造型师，替她设计三套礼服，其中一位还是名影星朱莉亚·罗伯兹的专属设计师”，“而身为华人的COCO表示：绝对会有代表中国服饰的旗袍出现”，“典礼的排场相当大，主办单位安排李纹星光大道时穿一套、看节目时穿一套、上台表演又另一套、最后庆功宴上再秀一套”……。这就是奥斯卡的奇妙所在，时装在这里不仅可以标榜功名，有时还能替人壮胆！
不管怎么说，一年一度的奥斯卡不仅让设计师们赚足了银子，也让时尚刊物的销量大增：谁穿得最差，谁穿得最好，谁最性感，谁最庸俗等等，如此这般的评论总让人兴致勃勃。早些年，中国演员陈冲因为一部《末代皇帝》而出席了奥斯卡颁奖仪式，其蹩脚的打扮让媒体骂了个痛快。后来出名的巩俐也没逃过媒体的法眼，那些时尚编辑们实在挑不出衣服上的毛病，就说那件漂亮的旗袍穿在巩俐身上，就像是借来的。唯一没有被损过的大概就是章子怡了，但是由于她的身材并非性感，所以那些露背的晚装旗袍，绚丽的绣花肚兜，当她穿着它们踏上红地毯的时候，媒体的精英们在赞叹中国服装的博大精深时，忍不住又将她的瘦削身材嘲笑了一番。
也许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一件衣服对于明星们的意义：那样的一个夜晚，那样的一群人，镁光灯闪烁，全世界的镜头向这里聚焦—— 一件衣服，或许就是一个人在场的全部价值。
还是让我们回味一下这场时装盛宴中的经典名菜吧。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奥斯卡的时装盛宴
奥斯卡史上最华贵的礼服是格蕾丝·凯丽创下的。1955年，这位后来的摩纳哥王妃凭借一部《乡下姑娘》登上影后宝座，她那天的礼服之华贵直追公主，这件由设计师伊迪丝·海德量身打造的衣服，据说仅衣料就花去了4000美元，因为那种罕见的冰蓝色是靠手工一根根染成的，然后送往巴黎手工缝制。与之相配的手袋，则缀满了从肯尼亚海岸40000多颗母珠中精选出来的珍珠。
1958年，保罗·纽曼的妻子乔安娜·伍德沃德自制的礼服成了媒体瞩目的焦点。这一年她主演的《三面夏娃》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战国佳人》相遇，不抱希望的乔安娜穿着自己缝制的绿色礼服出席典礼。“我原以为泰勒会获奖”，乔安娜兴奋地说，“所以在衣服上没花什么钱。”这件衣服的确太没什么特点了，但却是世界时装史上唯一一个DIY（自己动手）战胜了高级定制时装的例子。
1969年，芭芭拉·史翠珊的黑色晚礼服在奥斯卡颁奖台上获得了最为意外的效果。那一年她因主演《滑稽女郎》而获最佳女主角提名。颁奖之前，她准备了三套衣服去见奥斯卡之夜的节目制片人霍华德·Ｗ·柯契。霍华德对前两套都不满意，于是她出示了最后一套——这是一件黑色的纱衣，在光线黯淡的试衣间显得十分炫目。当她穿着它走上领奖台，所有的人都傻了，因为在强烈灯光下，她的衣服仿佛突然消失了。她几乎全裸地站在那里，接受着主持人的轻松调侃。
冰岛女歌手比约克2001年出席奥斯卡时穿的天鹅装，是从法国的Ｐｉｅｃｅ博物馆借来的，衣服的佩饰是一只白色天鹅蛋。这件体现环保意识的作品同时还出现在比约克２０００年的唱片《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ｎｅ》封套上。没想到的是，奥斯卡之后这件衣服获得劣评如潮，被人讥讽为“垂死天鹅”，在英国“年度十大最差衣着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今日美国》的网上读者干脆将她评为该届最差衣着女星。
1997年，妮可·基曼穿着Ｄior设计的鹅黄绣花改良旗袍走上红地毯，引发全球中装风暴。尽管后来的中国影星们也穿着旗袍在奥斯卡频频亮相，但最知名的旗袍却仍是妮可·基曼的这件。
被人称为刀片美女的雪儿，1984年凭《西尔克伍德》获提名时，是穿着正统礼服出席的。但1986年她主演的《面具》夺奖呼声虽然很高，却连提名也没有得到。不知她穿着朋克礼服出场是否与内心的愤怒有关，不管怎么说，这件惊世骇俗的衣服成为奥斯卡时装史上最知名的一件。1988年，她终于凭《月色撩人》走上领奖台，这个善于作怪的女人穿着缀满亮片的蝉翼纱衣，打扮得像个脱衣舞娘。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从25——250万（1）
20世纪80年代，超级模特Christy Turlington的一次表演，就从范思哲手上赚取了5万法郎，这样的挣钱的方式令许多女孩羡慕不已：这些扭着屁股走来走去的模特，她们之所以能从时装设计师的手中得到大把的钞票，仅仅是因为她们穿了一下他们的漂亮衣服！
事实的确如此。当一个时装设计师想确立或保持他在时装界的地位，启用“超级名模”有时是唯一的办法，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模特们开出的天文数字，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穿衣服比别人好看，而是因为她们能为自己的品牌带来更大的声名和利益。所以当千面娇娃琳达·伊万捷丽斯塔（Linda Evangelista）慵懒地说“一天挣不到一万美元，我是不准备下床的”时，设计师们知道，一个时装与模特共存亡的时代开始了。
模特这个职业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令人眼热的，世界上的第一个模特玛丽·沃斯就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当然，那是因为她的雇主既是被称为时装之父的沃斯，同时也她的丈夫。
职业模特的真正出现始于1916年左右的英美等国，当时的一些商店因为起用“难看的、化妆过分而背上又长着脓包的工厂女工”来展示商品，而受到媒体的嘲讽。相形之下，模特的步伐在巴黎的却晚了很多年，直到1950年代模特才被视为一种职业，并且“仍旧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这些高个儿的姑娘们又很受富有男子的欢迎，当时有一个被称为“神秘的模特”的女孩，叫苏穆兰，她的回忆使人相信，时装表演有时的确会让人走火入魔：
“莫利纳公司为我设计了一套上等的东方服装。里面装有电灯。我的头巾上的一块宝石和我的耳环也能点亮。两个黑人孩子朝着我的脚下撒玫瑰花瓣。观众中的男子跑来将我踩过的花瓣拾起来吻。想想这种场面吧！我的一些年轻的男朋友在模特走道的尽头等着我。有一个走上来递给我两个里面有钻石和翡翠的盒子——我敢发誓我说的是真事。”
尽管如此，模特在当时仍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她们衣着光鲜地在时装店里待着，为的只是向那些傲慢的顾客展示服装；或者一连几个小时地傻站着，听任设计师拿衣料在她们身上试来试去。她们常常无所事事，闷得发慌，而一旦工作起来却又像机器一样“快得发狂”。不仅如此，她们还要忍受令人难堪的低下收入。很难想像，1940年的模特一天只能赚上25美元。
这样的情形在1960年代得到好转。由于服装业的发展，模特终于从时装的附属一跃而为行业的代表，有些模特甚至成为家喻户晓的国际明星。以身材娇小而著称的模特Twiggy（特维吉）在1966年获得了“年度杰出妇女”称号，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模特地位的迅速提升直接反映在她们令人咋舌的收入上。1970年代，一个名模每天挣5000美元已不在话下，而到了1990年代，这个收入又翻了几乎两倍。非常成功的模特一年能挣到25万美元，这其中大约有30人一年能挣到50万美元，更高级的则能挣到250万美元。
从每天的25美元，到每年的250万美元，模特身价的直线飚升标志着一个身体作为商品的日渐成熟。这也是成衣业迅猛发展的一个阶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服装的批量化生产，为模特工作的职业化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对于那些既想工作又贪图享乐的女孩来说，做模特不失为一举两得的选择，但是想做模特的人多了也未必是好事，她们的工作条件也变得相对苛刻起来，她们不仅要完全听凭模特公司和雇主的召唤，同时还要小心翼翼地保住饭碗。模特成名是因为她们穿衣方式的与众不同，而不是因为她们的长相。所以她们的身体变成了与自我意志相分离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模特的生活方式与常人不同的原因之一，她们之所以能够自如地运用身体获取一切，是因为她们的身体本身就是工作的工具。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从25——250万（2）
模特职业很快发展成两大种类：一种是T台模特，一种是摄影模特。T台模特主要是运用高挑的身材进行动态的时装展示，她们在跑道上必须保持身体柔软、动作敏捷和有节奏感。摄影模特则主要从事静态的展示，为杂志或其它平面刊物拍摄关于时装的照片。相形之下，摄影模特的身材不一定要那么高大，但面部特征却很重要，她们不一定要漂亮，却一定要上相。所谓上相就是在镜头里轮廓清晰，任何角度看上去都很完美。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以，模特业中的整容现象非常普遍。早在1950年代，一位深受迪奥宠爱的模特就做了好几次面部整容。有的模特为了使脸颊看上去更有骨感，不惜拔掉后面的牙齿。名模韦鲁什卡为了使脚看上去瘦小一些，竟从每只脚上抽掉了一个关节骨。
1960年代是模特业的转折点，库雷热和玛丽·奎恩特的宇宙服和流行服向时装业中的传统表现方式发起了挑战。尤其是奎恩特，她为年轻人设计的超短裙、灯笼裤、绑腿、聚氯乙烯服装、高统靴、印有动物图案的夹克衫等一系列具有少年梦幻感的服装，使被称为嫩枝（Twiggy）的模特Leslie Hornby一路窜红，成为1960年代的时尚偶像。
Twiggy是当时最完美的模特。她的胸部平坦，四肢瘦弱，看上去像个发育不全的唱诗班男孩。然而正是这样的形象与玛丽·奎恩特的超短裙一道，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不仅如此，她还开始生产自己的化妆品、服装、内衣和袜子，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玩具……，很难想像这一切都是在她19岁退出时装舞台前完成的。
正是这样的前景驱动着无数女孩做着模特的梦。但并不是每个模特都能如此幸运的，更多的模特甚至无法从时装公司得到固定工作。而一个模特一旦被认为形象落伍，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一夜之间被甩出公众的视线。1970年代的当红模特施林普顿有一次在葡萄牙拍摄时装照片，忽然她发现原本应该穿在自己身上的时装被一个更加年轻的模特得到了。她知道自己失宠了，但也只好看着这一切离自己远去。
随着模特地位的变化，T台模特和摄影模特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对模特的外型要求也越来越高，她们不仅要身材匀称，脸蛋也不能马虎。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模特除了工作之外，还要用大量的时间健身和美容，这包括节食、运动、按摩、桑拿浴和手脚的护理。名模埃勒·麦克弗森既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严格的节食和运动。她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是500个仰卧起坐和喝三升水。
尽管如此，面对身边的超级同行，超级模特们仍然时时感到巨大的威胁和压力。辛迪·克劳馥在一次访谈中流露：“在跑道上展示时装是一种困难的工作。你的周围有40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别人的缺点。”施林普顿的感受或许更强烈些：“那种不安全感使我在梳妆台前流连，并不断跑进女厕所检查自己的外表。这真是一种可怜的情形！”而模特蒙丘尔却说：“这是一种上瘾的事，因为你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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