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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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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年元月１３日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却特别地记住了这个日子：“元月１３日”——我的一部长篇，从2001年年初写到2002年年初，跨越了整整一年。而新年伊始，长篇终于在这一天完稿。　　　　
　　　　回想起来，“１３”尽管有点不吉利，但那一天，我只顾得高兴了，毕竟是为一部长篇画上句号啊，如同一个重大工程的竣工，总算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完工后的感觉，是疲惫与轻松的交织，特别幸福，特别安慰。何况，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也比较“特别”：每天坐在电脑前，思想不是流淌的水，更不是飞扬的浪花，而似一根绷紧的弦，从“弦”与“弦”之间挤出的文字，很艰涩，仿佛拖着一车的人物、情节，在跋涉沼泽地，朝前迈一步、挪一点，都是咬牙切齿的，有时，写着写着，便犹豫了，想退却了，总觉得每天在电脑上敲出的字惨不忍睹。可动笔之前，构想中的一些人物，着实地让我冲动，我硬是放下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一部长篇，决定转移战场，重起炉灶另开张。用一个多月时间，我一鼓作气地采访，四处奔波，兴致盎然，尽量地补充素材。不知为什么，一旦安静下来，一字一句地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活中那些鲜活的东西好像统统反水了，完全背叛了我，最初的冲动和激情都一溜烟地跑了。我不知道，是因为题材的缘故，还是构思的局限？总之，这大半年没有停歇的长篇写作，在心理上始终伴随着一种艰难与痛楚的感受。写得这样不自信、不顺畅，好像还是第一次。　　　　
　　　　惟一庆幸的是，这次写长篇，我的胃似乎很帮忙，一直没痛过。可以说，这也是写这部长篇的特别之处。以往，每次搞大东西，过于紧张，或写到累时，胃部常常隐痛，印象最深的是写《郎平自传》，前前后后吃了八大盒养胃冲剂。那时候的吃药，比吃饭还用心、还准时，以保证写作时身体安适。而２００１年的大半年，我以为胃的争气，是我又恢复了清早跳绳锻炼的缘故，还发明了午饭改吃酸奶、水果，以保障下午仍有精力继续写作。　　　　
　　　　跳绳与吃酸奶，似乎确有成效。平静地过了炎热的夏天，长篇也写过大半，我又遇到一个在商场颇有一番经历的女朋友，她极能表达，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事件，使我又冲动起来，白天不间断地写长篇，傍晚就去那位女朋友的奥菲斯采访、听故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她口若悬河，我听得津津乐道，经常忘了时间，十点、十一点，她才打的回家，绕路送我到弄堂口，然后，又约定继续聊的时间。　　　　
　　　　那些日子，长篇在收尾，其实，精力已是强弩之末，但新的故事又刺激了我，我像一根越拧越紧的发条，而不断加速、天天兴奋的假象，掩盖了“之末”的实况。其实，实况是露出迹象的，就在那些“加速”的日子里，我一向干净的面容，莫名其妙地发出满脸的“青春痘”，怎么都不肯消退。人最要脸面，一旦脸上长东西，总有无颜见人的感觉，心情便懊丧。惟有长篇小说在顽强地、日复一日地走向尾声，能使我暂时地放下“好看难看”的烦恼。再说，直到为长篇写完最后一个字，胃却始终不痛，这实在让我欢欣鼓舞，满以为，已延续多年的胃的隐痛，兴许真被“跳绳”与“酸奶”治住了？！　　　　
　　　　我已经想不起来，结束长篇初稿的那天，我给自己安排了怎样的“庆祝活动”？如果是“想不起来”，一定没有特别的方式。有印象的是，在长篇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阵，我发现离家很近的一爿小铺子在兜售出口转内销的各色毛衣，我散步走过那里，几乎天天都要捎回一两件，狂买一通。所以，写完长篇，便没有了购物以犒劳自己的欲望，只是稍稍喘口气，又再接再厉地开始了长篇的润色与修改。　　　　
　　　　可“再接再厉”刚开个头，安静了大半年的胃，像冬眠的动物突然苏醒过来，蠢蠢欲动了。不知是哪一天，我的胃又隐隐作痛，我警觉地吃药，照例是养胃冲剂，很按时地在饭前半小时喝下一大杯，这一次，还加了猴头菇片，希望尽快控制病灶。痛归痛，长篇的修改没有停下，因为不觉得这一次的胃痛和以往有什么区别。以往的经验一再告诉我，胃的隐痛没什么大不了，坚持服药，自会缓解。但那么多年的经验偏偏失灵了，冲剂和药片都无济于事，有大半个月，隐痛不仅没减轻，反而逐渐加重，有两个晚上，胃痛辐射到整个胸部，把我从深睡中痛醒。虽然，这种辐射性的剧痛，只维持短短几分钟，但这样的痛，毕竟是过去所没有过的。有一天去作协开会，胃痛又忍无可忍，我逢人便问：“有没有治胃痛的药？”有同事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去找盛医生，她是华山医院的消化道专家，每星期二下午来我们作协坐堂看病。”这天正巧是星期二。天助我也。　　　　
　　　　满脸慈祥的盛医生，一听病情，坚决地告诫我：“必须做胃镜，越快越好。”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都说做胃镜特别难受。”盛医生自信地说：“我给你做，保证不难过。”有盛医生的保证，胃好像突然不痛了。俗话称，胃痛是“胃气痛”，一个“气”字道出了胃病的根源，神与心是主宰生命的，“躁则苛疾起”啊，而我的性格、我的生活，还有，我是追求完美的“Ａ”型血，决定我必然是个典型的劳碌命。所以，胃病非我莫属。　　　　
　　　　盛医生的保证，在我心理上发生的作用，竟然使我的胃舒服了两天两夜，我又侥幸地以为没事了，给盛医生去电话，想取消做胃镜的约定。活了大半辈子，尽管一路坎坷，走得歪歪扭扭，辛苦自然是不可言喻的，而一路支撑我的，是我皮实的身体，吃苦耐劳不在话下，牛一样“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听母亲说，生我的时候，她奶水最好，在月子里，我就是胖嘟嘟、圆滚滚的，从小到大，我好像再也没有过别的形象——“圆滚滚、胖嘟嘟”就是我的写照。小时候，我最羡慕那些身材苗条的女孩，她们穿什么都匀称，还能穿掐腰的衬衫和大花大朵的连衣裙，好看得像从图画里走下来的。当然，少女时代的羡慕藏到心底，而肩承着生活重担的我，只想感恩母奶的好处，身体打好了底子，有资本了，仿佛取之不尽，足以抵抗生活的曲折、工作的劳顿。我自信，我累不垮。胃稍稍舒服两天，又想着捱得过去就捱，因此，再给盛医生去电话，磨磨叽叽、讨价还价。但盛医生的口气宛转又严肃：“我认为你不能再拖延了！”　　　　
　　　　那是周六的清早。前一夜，儿子说好陪我去做胃镜，让我醒来叫他，但看他睡得酣实，我悄悄走了，临走，吃了四只芝麻汤团。　　　　
　　　　赶到医院挂号，第一个等在了胃镜室外。一位小护士开门放我进去时，惯例地问一句：“空腹，没吃过东西吧？”　　　　
　　　　我含糊地回答：“吃了一点……”　　　　
　　　　小护士瞪起眼睛：“回去吧，下个星期再来！”　　　　
　　　　我傻眼了，转身进里屋找盛医生求助。里屋很暗，我几乎看不清盛医生的脸，我只是委屈地辩白：“我不知道要空腹，我住在浦东很远……”　　　　
　　　　盛医生没有责备，口气仍是宛转又严肃：“吃了东西肯定不能做。这样吧，你出去跑一跑，四个小时后再来，让东西消化了。”　　　　
　　　　大冷天的跑四个小时？！我有点不情愿。算了，回家，别做了。但我愣着不动。　　　　
　　　　盛医生见我为难，扭头对助手说：“这样吧，做做看。”　　　　
　　　　做做看？！这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吃两遍苦头。但别无选择。　　　　
　　　　躺到手术台上，当一根细细的金属棍从喉咙直插胃部时，心跳、恶心、翻肠倒肚。我立刻紧闭眼睛，只听见他们短促的对话：　　　　
　　　　“看得清楚么？”盛医生急切地问。　　　　
　　　　“食物下去了。”助手回答。　　　　
　　　　“太及时了，太及时了，今天不做，不行了。”盛医生感叹。　　　　
　　　　“盛医生你看，这部位很硬。”助手好像发现了什么。　　　　
　　　　“多切几块。”盛医生叮嘱。　　　　
　　　　盛医生走到我身边，轻轻抚摸我的手：“陆星儿，再坚持一会儿，我们给你弄仔细点。”　　　　
　　　　我的心被盛医生的手抚慰着，再难受也能坚持了，只要她的手别离开我。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虚弱，这样地需要抓住一只手。虽然，离婚后独自生活十多年，有太多无助的时刻，可我没有这样强烈地渴望过另一只手的援助。好在，做胃镜的难受只消几分钟。下了手术台，我坐到盛医生面前，看她埋头写病历，又听她自言自语：“四只汤团竟然没什么影响，今天的决定太对了，今天的决定太对了，不能再拖了。”从她的话语里我似乎听出了严重性，立刻问道：“盛医生，我的胃到底怎么样？”我这时才感到不安与不祥。盛医生抬起头望着我，一脸慈祥：“你的胃大面积溃疡，你是怎么忍的？真难为你了。”　　　　
　　　　“怎么忍的？”一语中的的体谅，顿时触动了太多掩埋的心事，我鼻子一酸，眼眶潮湿了。人在病中，是否格外脆弱一些呢。而许多年孤军奋战，其中的辛苦与辛酸，我似乎习以为常，没想到被人一声体恤，深深打动了。能碰到这位善解人意的女医生，并在吃了早饭仍及时地做成胃镜检查，这看似偶然、巧合，但我以为这是天意，是一种冥冥的提醒，使我有了预感：我的病已严重到非治不可的地步了。好在，胃镜室灯光很暗，盛医生没看出我的表情。　　　　
　　　　“这回，你要好好治病了。”盛医生语重心长地给我开药。　　　　
　　　　“我一定好好吃药。”我紧紧地接过药方，就像刚才做胃镜时紧紧抓住盛医生的手。　　　　
　　　　取了药，走下窄小的楼梯，我在医院出口处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只一次性杯子，马上吞下白色的小药片，好像刻不容缓。而盛医生这次开的药片，确实管用，以后几天，我的胃犹如熄灭的火山没任何动静，我心里窃喜，仿佛吃了神药，我的胃一定会转危为安的。　　　　
　　　　胃不痛，我便忘了做胃镜以后还得等待一份报告，每天仍继续着长篇的润色。关于这部长篇，最特别的一点是，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书名，一直拖到完稿，一位编辑看了初稿，她说，读了小说后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痛。”我立刻拍板：书名就是这个字了：《痛》！而一个“痛”字，似乎也道出了我在改定这部书稿的同时所承受的一段特别的经历。　　　　
　　　　那经历，是从一张不期而然的“胃镜报告”开始的。　　　　
　　　　２００２年元月２４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献给勇敢的妈妈”

　　　　一月下旬，儿子放寒假了。今年的寒假，也有点特别：儿子邀请了在北京读书的女朋友来上海作客。在迎接这位小客人的日子里，我的心情也特别。儿子一转眼长成小伙子，谈情说爱了，这意味着我用生命铸就的这根“箭”，真的要从我这个“弓”上射出去了。而“箭”射中的第一个“靶子”，就是这位“幸运”的小客人。　　　　
　　　　我在这位小客人前面放上“幸运”两字，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感受。也许，抚养儿子的过程太含辛茹苦了，像一只母鸡，用二十年时间不屈不挠地孵着一只总也不见破壳的鸡蛋，她沉着、耐心，一动不动，倾其所有的体温和养料。而小鸡们翅膀长硬了，就自顾自地觅食寻乐去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位小客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儿子把喜怒哀乐一古脑儿地倾注给她，除了“幸运”，还能是什么呢？可以说，儿子的喜怒哀乐，是我这二十年生活的轴心。也许，这样的母爱，是伟大的，但也是悲哀的。意识到“悲哀”，为时已晚。看来，也只能“悲哀”到底了。长了翅膀的儿子，尽管在极力地挣脱我的呵护，但儿子的喜怒哀乐，却依然是牵动我心灵的主线，看到儿子为初恋激动、兴奋，我也会跟着激动、兴奋。知道儿子那一阵在频频地通信，于是，只要走过文具店，看到那些粉红浅蓝的、小情小调的信封信纸，我就会买一些放在儿子的抽屉里。女孩过生日，为了让她收到一样“忘不了”的礼物，儿子从玩具店抱回一只比桌子还高的长毛绒小猪，还要从邮局寄走，我只能缝一只麻袋般大小的布兜，装了小猪，和儿子一起扛着上邮局。不久，看到那女孩坐在宿舍床上和那小猪的合影，那小猪果然占了半只床，晚上睡觉成问题了，这礼物不仅让那女孩“忘不了”，还使同屋的女学生们也都忘不了同伴的快乐。　　　　
　　　　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儿子对待感情的方式和态度，这是我们在年青时不懂得、不拥有的。儿子能快乐、能满足，我好像也得到了某些补偿。　　　　
　　　　虽说，小客人的出现，只是儿子成长中的一页篇章，或长或短，也许，如同年历一般会与岁月一起一掀而过。当然，不排除真有缘分，使他们经受各种考验地携手走一路。但不管前景如何，既然儿子很大方地把她请来上海作客，我是母亲，我只有积极配合，让儿子的这一页“篇章”尽量丰富、完满。而接待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的小客人，在我的生活经验中还是第一次，心里也悄悄地洋溢着一种微妙的新鲜感。　　　　
　　　　小客人的到来，家里的气氛果然大不一样，最明显的不同是，在家一向懒惰散漫、一向好使性子的儿子像吃了兴奋剂，变得又勤快又殷勤，天天早起晚睡，时时笑容可掬，事事任劳任怨，无论差他做什么，他都一百个顺从。而且，在儿子特别兴高采烈的时候，还会走过来亲我一下。自从儿子进高中，他开始和我保持距离，有时想亲他一下，他干脆地推开我，或幽默一下：“亲一下给多少钱？”有时一同上街，过马路时儿子会负责地拉我一把，但一脚踏到街沿，他立刻松开手，像拉闸断电。因此，对儿子亲近的举动，我好像是沾了那位小客人的光，才享受到这样一个让我刮目相看的儿子。当然，儿子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另一番表现，才使我顿悟：母亲只是带大儿子，却是另外一些女人，才能使儿子成长为真正的男人。箭不离开弓，是不成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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