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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吸-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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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词夺理:“我不是放弃机会,只是想争取另一种机会。我哥哥讲,他们单位一个老同志胃癌手术后不能做化疗,一直吃中药,已经四年了,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中药是能够抑制肿瘤的。”我语气急迫,还有点强加于人。
张医生的对话仍不慌不忙:“中医治癌症,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西医的化疗,终究是经过大量临床试验、效果明显的治疗方法。”
看来,张医生的立场也倾向于做化疗,他不会自告奋勇地站到我一边的。我有点沮丧了。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早期癌症,也被他一口否认,并说出对我极为不利的事实:有可能是中期……
再去见为我做手术的黄广健医生。我感到两条腿都有点飘飘忽忽了。但说好复查身体时要和黄医生照个面的。今天,正好是黄医生看专家门诊。黄医生是位年轻的医学博士,普外科的主治医生,和我是老乡,南通人,他对我的关照不同一般。正因为不一般,我更加不能指望黄医生的赞同了。
快近中午的时候,才轮到我看病,在转不开身的小屋里,黄医生热情地接待我。我有自知之明,不化疗的想法在黄医生这里是绝对行不通的,说什么理由都是白费口舌。果然,黄医生简明扼要地说了两点意见:“第一,在中国,胃癌的治愈率最低;第二,最低限度必须口服化疗药物。”黄医生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没有丝毫商量余地,而且,他马上打电话,帮我了解一种进口口服药的价格,并负责地将药名、价格写在纸上,郑重其事地递到我手上。我拿着那张小便笺,木然地坐在黄医生面前,无话可说了。
坐上回家的“隧道四线”,我同一只瘪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座椅上,精神疲惫,灰头土脑,像个一路溃退的残兵败将。我靠车窗坐下,把头枕着椅背,希望能随着车子的颠簸稍稍睡一会儿,把化疗不化疗的烦恼暂时扔到脑后。但累到了极至,虽四肢无力,脑子却停不下来,反而更加活跃,每个医生的表情、每个医生的台词,就像过电影,在脑海里不停地闪回。龙华医院那位医生在我们告辞时,挖苦地劝告我一句:“你是作家,比较自以为是,写作是可以由着你自己,天马行空,但生了病,就得老老实实听医生的,为什么医学院要读五年才毕业,不是没道理的。”当然,他的“挖苦”、“不满”都是善意的,但他误解了我的不肯“听话”,我没有不尊重医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倒是医生缺乏对病人的体会、体察,缺乏个性化治疗,每个病人都是一个个体,同样的病,可内在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治疗不能千篇一律,尤其像我这种有主观能动性的病人,医生应该听听我的想法。可我知道,我现在的做法,就像一个不服从老师管教的学生,有点大逆不道,毋庸质疑,肯定是“学生”不对。没有人会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学生的不听话,是因为老师的管教有问题。我是做过学生的,我有体会,老师只是一个统称,老师不代表正确、不代表真理,老师是分类的,有优秀的,有一般的,也不乏差劲的,所以,听话的学生,不见得好,不听话的学生,也不意味着是坏孩子。做过学生,我有发言权。可我第一次做病人,没有经验,能否以此类推?
我的心茫然了,仿佛钻进一条走不到头的隧道。
四线车缓缓地开进隧道,果然被堵住了……
2002年5月29日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最难忘的一夜
躺下,仍毫无睡意。捧一本书定定神,还是丰子恺的散文集。
出院回到家,床头一直放着安忆借我的《丰子恺散文集》,我没问过她,为什么单单要把这本书拿来陪我养病。也许,安忆只是信手拈来?不,这不像安忆,她从不会随意地待人接物,尤其对家人、对朋友、对书籍,她更是用心细致。把丰子恺散文一篇篇读下来,我似乎明白了读这部书用来养病的好处,丰子恺先生对生活风趣的眼光、田园的心态,以及他作为父亲的舔犊之情,如春风化雨,总能让人会心地微笑,读着、读着,心里自会滋养出有灵有性的东西。而对于有病的人,微笑、春风和灵性,比药物更重要。
可今晚又不能入眠,是我的胃突然出了问题,丰子恺先生的文章、漫画再幽默,好像都帮不上忙了。
自从手术以来,我仅剩的那一块胃,除了能感觉它体积小盛不了东西以外,没有了以前那些隐痛等不舒服,就像一座熄灭的火山,沉寂了,安静了。有时,朋友来电话问候:“你心情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情了,只有‘胃情’。胃好,我一切都好。”不是玩笑,真的,只要不闹胃,我会觉得每天都幸福。可今天不知什么原因,躺下不多一会儿,胃突然像烧着了一样,好像有东西在作怪,一股灼热的涡流在腹部打旋,又时而上升,烤着胸肺与气管,热热地憋在喉咙口。我害怕了,我以为那种烧灼感,一定是胃部出血的缘故。难道,前两次化疗没能杀死那些残存的“癌细胞”,它们又开始闹腾了?!难道,是我的胃在提醒我、警告我,你不能不听医生的话,不能自作主张地停止化疗!
别想那么多了,得赶紧先把灼热制住啊。
但身边没有胃药,也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让“气功”助我一臂之力。我立刻侧身躺成一个弧度,然后深呼吸,把充足的空气吸入体内,停在丹田处,然后再缓缓地呼出,好像“用力呼吸”能保治百病、救助一切。在住院时,哥哥曾教给我这个办法,他说这是气功的基本动作,能缓解情绪、能催人入眠。回家,我也翻阅了有关“气功调摄养生”的一些资料,老子《道德经》所说“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及庄子的“吐故纳新”,《内经》的“呼吸精气”,就是以呼吸锻炼为主的一种流派。
可我一遍遍地吐纳,怎么呼吸,都压不住来势凶猛的“灼热”。我只得下床,把南妮送来的一盘由“菩提功研究会”录制的、练静功的音乐带放进录音机,希望能依靠入静的佛家修持法来抑制“灼热”,虽然,我这是“临时抱佛脚”,走投无路的时候,抱,总比不抱好吧。也许,我太恐惧、太急切,而情绪的撩拨,使得胃里的那股“灼热”火上加油了。胃病的俗称,为“胃气痛”——胃是表达情绪好坏最敏感的器官之一,“胃”和“气”是紧密相连的。我猜测,这些日子为决定“化疗”还是“不化疗”,我思虑过度,我忧心忡忡,是极度紧张的情绪和沉重的精神压力,把胃“烧”着了。我不得不警告自己:“必须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要做,马上去医院做第三次化疗,如果铁了心不想做,那么,不管什么人的话,一概不听!不能让这件事再折磨自己了。”
我翻身下床,站到窗前,把眼光送到黑沉沉的夜幕深处。我看到一颗小小的星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向我微微地眨眼,好像明白我缭乱的心绪,便用无言的相视送来最遥远的安慰。我立刻闭上眼睛,感受眨眼的星星,感受习习的夜风,同时用力呼吸,渐渐地吸入星空的安然与恬静,渐渐地让心融化在宁谧的夜空里……我不知站了多久。我只感到身体像只摇篮在轻轻晃动。我觉得窝在胃里的那团“火”在一圈圈地缩小。
火辣辣的灼热感终于在天亮时分消失。我几乎在窗前站了一夜。
这是手术以来最难忘的一夜,
2002年5月29日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母亲
终于盼到天亮。
醒了一夜的我,却在天亮的时候才感到有昏昏沉沉的睡意。可惜,我没有大白天睡觉的习惯,像只公鸡,天一亮就爱打鸣。有睡意却不能睡,是最难受的,精神萎靡,头脑发胀,额角的太阳穴一鼓一鼓地跳,神经犹如一根已撑到极限的皮筋,再不松弛,马上会崩断。
化疗还是不化疗?我仿佛站在悬崖边问自己:跳还是不跳?!尽管,我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当机立断!但面临“一锤定音”的决断,我仍然缺乏果敢的、这最后的一锤之力。
“妈,你在干什么,我想马上过来。”我拎起电话。我的声音像在求救。火烧眉毛了——危及生死的时刻,我下意识地向母亲求救——对我发自心底的、危急的呼唤,只有生命休戚相关的人,才有息息相通的呼应。
打的,直奔南码头。
母亲住在弟弟家,虽然,弟弟一家都移居澳大利亚了,但年迈的母亲还是独守着那幢老工房的六层楼,每天吃力地爬上爬下。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不安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现在,我病了,自身难保了……尽管,哥哥姐姐都不愿把我的病情如实告诉母亲,可母亲毕竟做了半辈子厂医,一听说我要做胃部手术,她就偷偷地落眼泪。我出院那天,她一早来我家等着了,吃过午饭离开时,她又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女儿病成这样,我没办法照顾。”我歉疚地安慰母亲:“只要你健康,活得好,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这是真心话。
气喘吁吁地登上六楼,母亲已迎候在楼梯口,显然,母亲感觉到病中的我,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进房间,桌上已放着一杯刚沏好的绿茶,袅袅的热气,淡淡的清香。那么多年了,我习惯每天一杯清茶,以保证一上午写作的良好状态。有两年,母亲住在我那里,早饭以后,她会按时沏好茶端到我桌前。但自从母亲又搬回弟弟家,我再也享受不到被人的照顾了,从早到晚我的神经总是绷紧的,满脑子的事,不分巨细,都要自己动手料理,勤快得像只工蜂。只有每次来看望母亲,一进门我就倒在沙发上,再也不动弹了,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很本能地想慵懒一下。而难得放任自己,懒懒散散的样子,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样地“惰性发作”,也只有在母亲面前,可以充分表现,可以得到满足。我懂得,只要母亲健在,我身上的“孩子气”永远不会泯灭。我太希望骨子里的这份“孩子气”不要丢失,很累很累的时候,我会怀念“做孩子”时的童年和少年。我想,母亲对我的意义,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生命感。
眼下,生命遭遇威胁,我对这场“化疗不化疗”的争夺战又举棋不定时,心灵深处的“生命感”以最坚决的声音正告我:“听母亲的!”
手术以来,我还从没有单独地、正面地和母亲谈过自己真实的病况。但今天我必须全盘托出。当我一五一十地把医生对我的诊断及治疗方案和我对化疗的抵触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时,母亲非常平静、非常镇定地对我说:“这些天,我也正担心,要是继续化疗,你没人照顾,怎么坚持?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听你自己的,不想化疗就不化疗,顺其自然,我看你没问题。”
“真的?妈,你真觉得我没问题?!”我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想到,母亲没说一句含糊的话,语气肯定,观点鲜明,态度乐观。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地。我又请求母亲:“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与决定,我托付给你了,以后,不管什么人再来劝说,我就回答他们:去找我妈。”
母亲一边轻轻点头,一边递过一块纸巾。我擦着擦不干的眼泪,哭得那么痛快、那么酣畅,我知道,有母亲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好像“顺其自然”地听命于自己,我的生命真的会在冥冥中受到自然的保护;我知道,有了今天的决定,从此以后,无论碰到怎样的难题,我不会再哭。在母亲那儿吃过午饭回到家,我只觉得一阵困倦袭来,没脱衣服就躺到床上,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擦黑。这是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睡得最甜最深的一觉。
2002年5月30日
中断化疗,生死抉择简单是一种境界
真没想到,生一场病竟然会生出这么多问题。
一旦决定不再化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中医。有人已经提醒我:“退一万步,如果你执意不化疗,决定看中医、吃中药,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个医道高明的好医生。”有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在中医学院读书,她说能帮我找一个上海最好的老中医。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俗话说病急乱投医,生了病,医生就是最可亲的人。可医生遍地都是啊,对于我来说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敢说,没有一个医生包治百病,没有一个医生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治愈率,即使同一种病、去看同一个医生、吃同一类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尽相同。在云南,有一位饮誉海内外的军医,他开发研制的黄氏系列药品先后荣获12项国际大奖,但是,当他谈到医生、医疗等问题时,却特别指出:“不要迷信任何一个医院、任何一个医生、任何一种药,而任何一种诊疗手段及方法都只能治疗某一类病当中的某些人的病。因此,在用任何一种治疗方案和药物时,要以对自己的病有效为标准。”可见,人性的复杂,人体的复杂,决定医学、医疗必然是复杂的。
那么,该如何面对“复杂”?我想,对待复杂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单。
其实,对待一团乱麻的复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这反倒能理出头绪、走出捷径。因为,所谓简单,就是关键、就是透彻、就是本质。而且,简单还是一种境界。
当然,在找医生的问题上,我选择“简单”,实在是怕麻烦。手术后虚弱的精力和体力,使我经不住麻烦。且不说“最好”的医生难找,即使找到,可以想象,这些好医生门庭若市,病人蜂拥而至,想挂个号都难。但是,我这样的慢性病,看中医将是一场持久战,如果每周一次,次次都要起大早、排大队,这样的辛苦,即使没病,也要看出病来了。我不愿意使看病变成负担。对于经常做、反复做的事情,越简化、越方便越好,否则,消耗太大,得不偿失。
遵照“简单”的原则,我打算,就请游默医生帮我开药。游医生家也在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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