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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吸-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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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喜悦信念的一部分

    2002年8月7日    
    今天,我应该为自己好好的庆祝一番,长篇小说的第一稿修改终于全部完工。    
    我说的“修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打印稿上润色;二是把打印稿的修改,逐字逐句地覆到电脑上去。前一部分的工作,大约进行了四个月,从2月初住院手术,我便把打印稿带到了医院,虽然,住院的一个月,修改进度很慢,一是体力不济,二是每天来看望的家人、朋友络绎不断,很少有单独的时间。3月初出院以后,我每天上午用精力最好的两小时改稿,由于伤口没长好,一时还无法坐到电脑前直接作修改,我只能依靠沙发,把打印稿放在膝盖上一行行、一页页地斟酌文句。而这样的“斟酌一遍”,就像农民面对杂草丛生的庄稼地,不得不大面积地锄草,每一垄都不能疏忽。为了收获,只能辛苦一场了。结果,整部书稿,几乎没有一行字不作更动、没有一页不被涂得眼花缭乱的。写了二十多年东西,好像没有一篇作品对文字的润色像这部小说如此大动干戈。当然,在写初稿时,每天行进的艰涩,已使我预感到文字的润色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有思想准备。    
    可再大的“工程”都架不住持之以恒的工作。蚂蚁啃骨头似地一路改下来,那一本本的打印稿,改一本少一本,而啃完最后一根“骨头”,已是6月初。接下来,要把写在电脑上的初稿,再按已修改的打印稿,原原本本地复合一遍,这不仅费工、费时,还极其费力,要比重新写一遍更麻烦。但这就是这部长篇的命运,生不逢时,偏偏碰到了一次“手术”。    
    而我又是个偏偏不服命运的人。不是说,我有多坚强,是生活经历一再告诉我: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只有工作才是我的诺亚方舟。真的,这不是一句大话。面临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不断下岗的现实,我总是庆幸自己还有工作能力、还有工作岗位,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必须自立的女性来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中流砥柱。自从我开始了写作生涯,写得还不怎么样,写作却不断地给我机会、给我肯定、还给我名利和地位,确实,写作给予我太多太多我自己从没料到的好处与好事,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而且,在我生活最受挫折的时候,是工作又给我支撑,让我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能获得这样一份关怀灵魂、受人尊敬的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回顾半生的道路,我时常会怀着一种最朴素的、最感恩的心情,鼓励自己把写作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以回报写作给我的一切。    
    这一次得病,虽说难免,可我的身体,好像也理解我的心思,让我完成了长篇初稿,才把病态充分表现出来以敦促我彻底治病。但我知道,对我来说,治病必须和工作有机结合,适当的工作恰恰是能帮助治病的。人是一个整体,缺了哪方面都不行。坚持工作,这是原则,我不会动摇,无论别人怎么劝说,我不会因噎废食——工作,就是一种能保持生命平衡的、不可缺少的“食物”。何况,我的工作是写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能调动全部的精神力量来对抗人生的困难与苦难。虽说,每当别人称呼我“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些惶悚不安,因为,“作家”的劳动,不仅仅是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使命”一词源出“召唤”,写作,首先是内心的召唤。所以,需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2002年8月16日    
    


收获的喜悦无声的眼泪

    把长篇小说的打印稿一份交给百花出版社、一份给《收获》编辑部。做完这件事,我仿佛一下子卸了千斤重担,心,轻松得像一片羽毛,想飞。    
    那就“飞”到杭州去吧。    
    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在灵隐寺有一座玲珑小巧的四合院,黑瓦白墙掩映在浓荫深处,像水墨画中的一处风景,确是疗养、写作的好地方。上海作协的领导和朋友几次三番要我去杭州小住,我却一直找借口婉言推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中断长篇第一稿的修改,但又怕说出这理由遭众人好心地反对,在大家看来,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治病和养病,而不是弄稿子。我一意孤行,还是按计划把小说改了一稿,然后,心安理得、一身轻快地去杭州休养,每天去北高峰爬爬山,去灵隐寺烧烧香,美不胜收啊。    
    说起来,我与杭州的“创作之家”,在创作上确有几分因缘。1992年夏天,我就在杭州“创作之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的下半部。那部小说,在我的创作中也是一部艰难之作,动笔之前,去一家精神病防治中心采访,和男男女女有各种精神障碍的病人相处三个多月,反应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从构思情节到把握人物,对我都是一种挑战。再加上那时候的我,调回上海不久,居无定所,借住的小房子,冬天不见太阳,夏天不通风,所以,乘儿子暑假去了北京,我便计划去“创作之家”把《精神科医生》一气呵成。其实,杭州的夏天比上海热,不是什么避暑之地。而夏天的“创作之家”,因为没空调,几乎无人光顾。没人更好,我乘虚而入,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工作。那半个月,像在世外桃源,安静又省心,一日三餐,饭来张口地被人照顾着。这样的生活,让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写作上不敢有一点懈怠,只怕愧对了如此优越的条件,所以,每天起早贪黑,聚精会神、汗流浃背地埋头写稿,紧赶慢赶,倒是颇有效率,平均一天总得有八九千字落到稿纸上,才肯搁笔休息。记得,写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字,累坏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还去了一趟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坐不动公共汽车,就在医院门口上了一辆人力的“黄包车”,让脚夫把我拉到北大荒一位知青朋友家,在她那里猛睡一觉,才渐渐缓过气来。    
    每一部长篇的形成,都是呕心沥血的,都有掏空了自己的感觉,好像总得病一场,小说才能画上句号。    
    写完《精神科医生》,由“创作之家”柯主任的妻子、女儿陪伴着游西湖,拍照了,划船了,犒劳我半个多月写作的辛苦。而十年前的我还是身强力壮的,无论是突击的辛苦,还是持久的辛苦,只需“猛睡一觉”或“犒劳一下”,精神和体力的劳累都能很快缓解,烟消云散。那年从杭州回上海,捧着厚厚一摞写满字的稿纸到家,我又生龙活虎了。    
    可岁月不饶人啊。整整十年过去,这次写完长篇小说后的“得病”,情况截然。5月下旬,柯主任来上海看望我,诚恳地邀请:“来‘创作之家’住一阵,灵隐寺空气好,风水好。”    
    “今年一定去,还是夏天吧。”我欣然答应。确实,我最需要“空气好”和“风水好”,也很想去灵隐寺烧烧香,不是求菩萨保佑,而是求静心、求清醒,然后,才能有觉慧,自己保佑自己。    
    不知为什么,越活越宿命,愿意相信命运中有些东西是注定的、不可左右的,是无法抵抗、无法回避的。但“宿命”不同于迷信。记得五六年前,一位台湾朋友要来上海投资,并带来一个看面相、断风水的女人,朋友说,顺便请她给我们大家看看相、算算命。我喜欢凑热闹,早早地等在花园饭店。台湾朋友下了飞机直奔饭店,大家便团团坐下吃饭,饭桌上,我和那女人正好相对而坐,她定睛地看我一眼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呀,看起来是个穿裙子的,其实,是穿裤子的。你是双人床单人睡。你活得很辛苦,是那种眼泪当饭吃的女人。不过,你和观音有缘。去拜拜观音、敬敬蜡烛。敬蜡烛的时候你会哭,痛痛快快地哭。”    
    这一番话,使举桌惊叹,我那位朋友赶紧声明:“我也是在机场刚认识她,绝对没提你一个字!”    
    我心里很服气这个从台湾来的、素不相识的女人能把我的生活描述得如此生动、准确。只是,有关和观音有缘的说法,我当时并不理解。我对佛教一无所知,顶多肤浅地听说观音的大慈大悲,能救人出苦海。人生有苦有乐,我不以为自己经历的那点苦,是“无边的苦海”,也不以为靠别人的拯救,就能摆脱“把眼泪当饭吃的”的困境。所以,我没把那女人的建议当真。    
    这次去杭州,又住进与灵隐寺为邻的“创作之家”,我想定了,无论如何要安排一天,要起个大早,从北高峰翻到灵隐寺,乘着游客还没进门的时候,独自地、清静地、恭敬地向观音献上红蜡烛。    
    那是到杭州的第三天。天蒙蒙亮,我便起身踏上去北高峰的石阶。在登上888级石阶的一处凉亭后,便迂回着折向灵隐寺,拿着香和蜡烛,等庙门一开,我第一个跨进大雄宝殿,并直接拐到大佛后面的千手观音前叩首下跪。当我把头深深地埋进自己摊开的手掌里,我的心好像没有缘由地酸楚了,顿时,泪如雨下。仿佛有一片阵雨飘过,我只觉得,眼前是一片清新的雨珠;我只觉得,两只摊开的手掌温温地湿透了。    
    真的,好久没有这样淋漓地、痛快地、无端地哭一场了。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当我从垫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有些麻,但心里却说不出的舒畅,好像倒尽了积蓄太久的委屈,胸口突然空空的,却也旷达了。这些年,不管遇到多难、多苦的事,我都隐忍,有时候也想哭,但就是挤不出眼泪。也许,是太理智的缘故,我知道,哭也没用,眼泪帮不了我;也许,曾经沧海,要哭的事太多,都哭不过来了,干脆不哭。但是,一个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我对自己的“不哭”和“不会哭”,常有隐约的担心。果然,可怕的事到底临头了。我明白,这次得病的原因,和长久地“不哭”、“不会哭”是分不开的,还自以为“能隐忍”是我的坚强、是我的优点。其实,“隐忍”给人的是一种假象,“隐忍”不等于解决,“隐忍”的结果,只能是情绪的积郁和淤积。按中医的说法:不通则痛。    
    今天,我终于哭了,哭得像个不经事的小女孩。我终于哭了,哭得淋漓尽致,消除了“可怕”。当然,哭完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个台湾女人,她的提醒和提示给了我一种方式和一种氛围,让我恢复了想哭就哭的性情。我真得感谢她,并希望自己能保持。    
    流泪同样是坚强。    
    2002年8月19日    
    


收获的喜悦如泣如歌

    我愿意去杭州小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杭州有一帮我在黑龙江时结交的知青朋友。    
    那时候,去北大荒的,有各地知青,北京的、哈尔滨的、佳木斯的,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像各路支流汇入大海。而同样的命运,使大家的相处也同兄弟姐妹,患难与共。但由于地域与文化的某些差异,相对来说,上海知青和杭州知青更容易接近。几十年过去了,和我至今还有联系的知青朋友,除了上海就是杭州。也许,这也是我和杭州的缘分之一。    
    自然,我一到杭州,杭州的朋友们便安排了一次次的聚会,光是昨天一天,从早到晚,我们从梅家坞的农家菜一直吃到香格里拉的自助餐,从中吃到西,从土吃到洋。其实,吃什么、在哪儿吃,都是次要的,朋友们久别重逢、相聚相会,需要的只是诉说和倾听。在北大荒那些特殊的岁月里结下的友情,恰同学少年,亲如手足,大家只要碰到一起,每个人的心情都自然而然回到当初,而以后几十年变迁所形成的高低之差、贫富之别,至少在聚会的时刻,会一笔勾销。虽说,有人能摸出经理、总裁的名片,有人却一无所有已落到下岗的地步,但是在“当过知青”的历史面前,我们还是人人平等。    
    每次与“黑兄黑妹”见面,我最留恋的就是这种“回到从前”的感觉,好像又盘腿围坐炕头,端着比面孔还大的饭盆,吃着一样的窝瓜和土豆,不分彼此,亲密无间。正是这样的亲密感,使大家在见面之后,就会一吐为快。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肚子要“吐”的东西。当知青那些年,虽然艰苦,也被荒废了许多,但那时候毕竟单纯,单纯得在到了结婚年龄仍白纸一张,早就成年了,却还是一身稚气,说好听的:“心智不全”,可说白了:有点“缺心眼”,根本看不清自己,云里雾里的。然而,“单纯”的历史,为以后的“复杂”埋下了太深、太多的伏笔。听朋友们真情诉说,爱莫能助,只觉得隐隐地心痛,我们的后半生仿佛都在为曾经的“单纯”付代价了。    
    来杭州的前一夜,还接到一位知青朋友的电话,他希望我到杭州能够去看一下×××,说他的婚姻出了问题,要我做做工作。我知道,×××事业的成功在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里首屈一指,每年都有上百万收入,问题是,钱多了,家庭没了,妻子移情,已分居多时。×××倒是一向恋家,不仅没有那些大款们的腐败作风,而且,多少年的习惯了,他在外面再忙,也要赶回家为妻子、女儿烧晚饭,在别人看来,这样的丈夫,模范得不能再模范了,当然,妻子的移情,对×××无疑是晴天霹雳。那位朋友在电话里同样愤愤不平。我却平静,对×××的家庭变故,我不觉得意外,甚至认为这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了解这对夫妻,他们完全是两类人,家庭背景、文化背景都截然不同,只是,在北大荒的结缘,大家都单纯,不懂得男女之爱永远是交换,灵魂和肉体的交换,一旦交换材料枯竭,爱便泯灭,共同生活的男女,或者变得陌生逐渐排斥,或者变得相似乃至雷同。而×××和他的妻子是难以磨合成“相似”与“雷同”的,因为有些“差异”在共同的生活中属于不溶解物质,必然会沉淀下来,成为一种隔阂,使男女双方在根本点上无法真正走近,谁来做工作都无济于事的,只能顺其自然,由他们自己慢慢地面对“差异”、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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