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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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喜悦信念的一部分

　　　　２００２年８月７日　　　　
　　　　今天，我应该为自己好好的庆祝一番，长篇小说的第一稿修改终于全部完工。　　　　
　　　　我说的“修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打印稿上润色；二是把打印稿的修改，逐字逐句地覆到电脑上去。前一部分的工作，大约进行了四个月，从２月初住院手术，我便把打印稿带到了医院，虽然，住院的一个月，修改进度很慢，一是体力不济，二是每天来看望的家人、朋友络绎不断，很少有单独的时间。３月初出院以后，我每天上午用精力最好的两小时改稿，由于伤口没长好，一时还无法坐到电脑前直接作修改，我只能依靠沙发，把打印稿放在膝盖上一行行、一页页地斟酌文句。而这样的“斟酌一遍”，就像农民面对杂草丛生的庄稼地，不得不大面积地锄草，每一垄都不能疏忽。为了收获，只能辛苦一场了。结果，整部书稿，几乎没有一行字不作更动、没有一页不被涂得眼花缭乱的。写了二十多年东西，好像没有一篇作品对文字的润色像这部小说如此大动干戈。当然，在写初稿时，每天行进的艰涩，已使我预感到文字的润色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有思想准备。　　　　
　　　　可再大的“工程”都架不住持之以恒的工作。蚂蚁啃骨头似地一路改下来，那一本本的打印稿，改一本少一本，而啃完最后一根“骨头”，已是６月初。接下来，要把写在电脑上的初稿，再按已修改的打印稿，原原本本地复合一遍，这不仅费工、费时，还极其费力，要比重新写一遍更麻烦。但这就是这部长篇的命运，生不逢时，偏偏碰到了一次“手术”。　　　　
　　　　而我又是个偏偏不服命运的人。不是说，我有多坚强，是生活经历一再告诉我：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只有工作才是我的诺亚方舟。真的，这不是一句大话。面临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不断下岗的现实，我总是庆幸自己还有工作能力、还有工作岗位，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必须自立的女性来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中流砥柱。自从我开始了写作生涯，写得还不怎么样，写作却不断地给我机会、给我肯定、还给我名利和地位，确实，写作给予我太多太多我自己从没料到的好处与好事，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而且，在我生活最受挫折的时候，是工作又给我支撑，让我成为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能获得这样一份关怀灵魂、受人尊敬的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回顾半生的道路，我时常会怀着一种最朴素的、最感恩的心情，鼓励自己把写作这项工作进行到底，以回报写作给我的一切。　　　　
　　　　这一次得病，虽说难免，可我的身体，好像也理解我的心思，让我完成了长篇初稿，才把病态充分表现出来以敦促我彻底治病。但我知道，对我来说，治病必须和工作有机结合，适当的工作恰恰是能帮助治病的。人是一个整体，缺了哪方面都不行。坚持工作，这是原则，我不会动摇，无论别人怎么劝说，我不会因噎废食——工作，就是一种能保持生命平衡的、不可缺少的“食物”。何况，我的工作是写作，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能调动全部的精神力量来对抗人生的困难与苦难。虽说，每当别人称呼我“作家”的时候，我总有些惶悚不安，因为，“作家”的劳动，不仅仅是工作，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使命”一词源出“召唤”，写作，首先是内心的召唤。所以，需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活经历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　　　　
　　　　


收获的喜悦无声的眼泪

　　　　把长篇小说的打印稿一份交给百花出版社、一份给《收获》编辑部。做完这件事，我仿佛一下子卸了千斤重担，心，轻松得像一片羽毛，想飞。　　　　
　　　　那就“飞”到杭州去吧。　　　　
　　　　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在灵隐寺有一座玲珑小巧的四合院，黑瓦白墙掩映在浓荫深处，像水墨画中的一处风景，确是疗养、写作的好地方。上海作协的领导和朋友几次三番要我去杭州小住，我却一直找借口婉言推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中断长篇第一稿的修改，但又怕说出这理由遭众人好心地反对，在大家看来，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治病和养病，而不是弄稿子。我一意孤行，还是按计划把小说改了一稿，然后，心安理得、一身轻快地去杭州休养，每天去北高峰爬爬山，去灵隐寺烧烧香，美不胜收啊。　　　　
　　　　说起来，我与杭州的“创作之家”，在创作上确有几分因缘。1992年夏天，我就在杭州“创作之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的下半部。那部小说，在我的创作中也是一部艰难之作，动笔之前，去一家精神病防治中心采访，和男男女女有各种精神障碍的病人相处三个多月，反应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从构思情节到把握人物，对我都是一种挑战。再加上那时候的我，调回上海不久，居无定所，借住的小房子，冬天不见太阳，夏天不通风，所以，乘儿子暑假去了北京，我便计划去“创作之家”把《精神科医生》一气呵成。其实，杭州的夏天比上海热，不是什么避暑之地。而夏天的“创作之家”，因为没空调，几乎无人光顾。没人更好，我乘虚而入，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工作。那半个月，像在世外桃源，安静又省心，一日三餐，饭来张口地被人照顾着。这样的生活，让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在写作上不敢有一点懈怠，只怕愧对了如此优越的条件，所以，每天起早贪黑，聚精会神、汗流浃背地埋头写稿，紧赶慢赶，倒是颇有效率，平均一天总得有八九千字落到稿纸上，才肯搁笔休息。记得，写完小说的最后一个字，累坏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还去了一趟医院。从医院出来，我坐不动公共汽车，就在医院门口上了一辆人力的“黄包车”，让脚夫把我拉到北大荒一位知青朋友家，在她那里猛睡一觉，才渐渐缓过气来。　　　　
　　　　每一部长篇的形成，都是呕心沥血的，都有掏空了自己的感觉，好像总得病一场，小说才能画上句号。　　　　
　　　　写完《精神科医生》，由“创作之家”柯主任的妻子、女儿陪伴着游西湖，拍照了，划船了，犒劳我半个多月写作的辛苦。而十年前的我还是身强力壮的，无论是突击的辛苦，还是持久的辛苦，只需“猛睡一觉”或“犒劳一下”，精神和体力的劳累都能很快缓解，烟消云散。那年从杭州回上海，捧着厚厚一摞写满字的稿纸到家，我又生龙活虎了。　　　　
　　　　可岁月不饶人啊。整整十年过去，这次写完长篇小说后的“得病”，情况截然。５月下旬，柯主任来上海看望我，诚恳地邀请：“来‘创作之家’住一阵，灵隐寺空气好，风水好。”　　　　
　　　　“今年一定去，还是夏天吧。”我欣然答应。确实，我最需要“空气好”和“风水好”，也很想去灵隐寺烧烧香，不是求菩萨保佑，而是求静心、求清醒，然后，才能有觉慧，自己保佑自己。　　　　
　　　　不知为什么，越活越宿命，愿意相信命运中有些东西是注定的、不可左右的，是无法抵抗、无法回避的。但“宿命”不同于迷信。记得五六年前，一位台湾朋友要来上海投资，并带来一个看面相、断风水的女人，朋友说，顺便请她给我们大家看看相、算算命。我喜欢凑热闹，早早地等在花园饭店。台湾朋友下了飞机直奔饭店，大家便团团坐下吃饭，饭桌上，我和那女人正好相对而坐，她定睛地看我一眼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呀，看起来是个穿裙子的，其实，是穿裤子的。你是双人床单人睡。你活得很辛苦，是那种眼泪当饭吃的女人。不过，你和观音有缘。去拜拜观音、敬敬蜡烛。敬蜡烛的时候你会哭，痛痛快快地哭。”　　　　
　　　　这一番话，使举桌惊叹，我那位朋友赶紧声明：“我也是在机场刚认识她，绝对没提你一个字！”　　　　
　　　　我心里很服气这个从台湾来的、素不相识的女人能把我的生活描述得如此生动、准确。只是，有关和观音有缘的说法，我当时并不理解。我对佛教一无所知，顶多肤浅地听说观音的大慈大悲，能救人出苦海。人生有苦有乐，我不以为自己经历的那点苦，是“无边的苦海”，也不以为靠别人的拯救，就能摆脱“把眼泪当饭吃的”的困境。所以，我没把那女人的建议当真。　　　　
　　　　这次去杭州，又住进与灵隐寺为邻的“创作之家”，我想定了，无论如何要安排一天，要起个大早，从北高峰翻到灵隐寺，乘着游客还没进门的时候，独自地、清静地、恭敬地向观音献上红蜡烛。　　　　
　　　　那是到杭州的第三天。天蒙蒙亮，我便起身踏上去北高峰的石阶。在登上888级石阶的一处凉亭后，便迂回着折向灵隐寺，拿着香和蜡烛，等庙门一开，我第一个跨进大雄宝殿，并直接拐到大佛后面的千手观音前叩首下跪。当我把头深深地埋进自己摊开的手掌里，我的心好像没有缘由地酸楚了，顿时，泪如雨下。仿佛有一片阵雨飘过，我只觉得，眼前是一片清新的雨珠；我只觉得，两只摊开的手掌温温地湿透了。　　　　
　　　　真的，好久没有这样淋漓地、痛快地、无端地哭一场了。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当我从垫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两条腿有些麻，但心里却说不出的舒畅，好像倒尽了积蓄太久的委屈，胸口突然空空的，却也旷达了。这些年，不管遇到多难、多苦的事，我都隐忍，有时候也想哭，但就是挤不出眼泪。也许，是太理智的缘故，我知道，哭也没用，眼泪帮不了我；也许，曾经沧海，要哭的事太多，都哭不过来了，干脆不哭。但是，一个不会哭的女人，是可怕的。我对自己的“不哭”和“不会哭”，常有隐约的担心。果然，可怕的事到底临头了。我明白，这次得病的原因，和长久地“不哭”、“不会哭”是分不开的，还自以为“能隐忍”是我的坚强、是我的优点。其实，“隐忍”给人的是一种假象，“隐忍”不等于解决，“隐忍”的结果，只能是情绪的积郁和淤积。按中医的说法：不通则痛。　　　　
　　　　今天，我终于哭了，哭得像个不经事的小女孩。我终于哭了，哭得淋漓尽致，消除了“可怕”。当然，哭完之后，我立刻想到那个台湾女人，她的提醒和提示给了我一种方式和一种氛围，让我恢复了想哭就哭的性情。我真得感谢她，并希望自己能保持。　　　　
　　　　流泪同样是坚强。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９日　　　　
　　　　


收获的喜悦如泣如歌

　　　　我愿意去杭州小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杭州有一帮我在黑龙江时结交的知青朋友。　　　　
　　　　那时候，去北大荒的，有各地知青，北京的、哈尔滨的、佳木斯的，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像各路支流汇入大海。而同样的命运，使大家的相处也同兄弟姐妹，患难与共。但由于地域与文化的某些差异，相对来说，上海知青和杭州知青更容易接近。几十年过去了，和我至今还有联系的知青朋友，除了上海就是杭州。也许，这也是我和杭州的缘分之一。　　　　
　　　　自然，我一到杭州，杭州的朋友们便安排了一次次的聚会，光是昨天一天，从早到晚，我们从梅家坞的农家菜一直吃到香格里拉的自助餐，从中吃到西，从土吃到洋。其实，吃什么、在哪儿吃，都是次要的，朋友们久别重逢、相聚相会，需要的只是诉说和倾听。在北大荒那些特殊的岁月里结下的友情，恰同学少年，亲如手足，大家只要碰到一起，每个人的心情都自然而然回到当初，而以后几十年变迁所形成的高低之差、贫富之别，至少在聚会的时刻，会一笔勾销。虽说，有人能摸出经理、总裁的名片，有人却一无所有已落到下岗的地步，但是在“当过知青”的历史面前，我们还是人人平等。　　　　
　　　　每次与“黑兄黑妹”见面，我最留恋的就是这种“回到从前”的感觉，好像又盘腿围坐炕头，端着比面孔还大的饭盆，吃着一样的窝瓜和土豆，不分彼此，亲密无间。正是这样的亲密感，使大家在见面之后，就会一吐为快。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一肚子要“吐”的东西。当知青那些年，虽然艰苦，也被荒废了许多，但那时候毕竟单纯，单纯得在到了结婚年龄仍白纸一张，早就成年了，却还是一身稚气，说好听的：“心智不全”，可说白了：有点“缺心眼”，根本看不清自己，云里雾里的。然而，“单纯”的历史，为以后的“复杂”埋下了太深、太多的伏笔。听朋友们真情诉说，爱莫能助，只觉得隐隐地心痛，我们的后半生仿佛都在为曾经的“单纯”付代价了。　　　　
　　　　来杭州的前一夜，还接到一位知青朋友的电话，他希望我到杭州能够去看一下×××，说他的婚姻出了问题，要我做做工作。我知道，×××事业的成功在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里首屈一指，每年都有上百万收入，问题是，钱多了，家庭没了，妻子移情，已分居多时。×××倒是一向恋家，不仅没有那些大款们的腐败作风，而且，多少年的习惯了，他在外面再忙，也要赶回家为妻子、女儿烧晚饭，在别人看来，这样的丈夫，模范得不能再模范了，当然，妻子的移情，对×××无疑是晴天霹雳。那位朋友在电话里同样愤愤不平。我却平静，对×××的家庭变故，我不觉得意外，甚至认为这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了解这对夫妻，他们完全是两类人，家庭背景、文化背景都截然不同，只是，在北大荒的结缘，大家都单纯，不懂得男女之爱永远是交换，灵魂和肉体的交换，一旦交换材料枯竭，爱便泯灭，共同生活的男女，或者变得陌生逐渐排斥，或者变得相似乃至雷同。而×××和他的妻子是难以磨合成“相似”与“雷同”的，因为有些“差异”在共同的生活中属于不溶解物质，必然会沉淀下来，成为一种隔阂，使男女双方在根本点上无法真正走近，谁来做工作都无济于事的，只能顺其自然，由他们自己慢慢地面对“差异”、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