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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吸-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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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消化”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甚至极其痛苦，像有一块石头梗在胃里。中午，在梅家坞吃饭时，那位一直让大家羡慕不已的×××，突然说出丈夫已经不肯回家的坏消息，使举座震惊。还在北大荒时，×××的聪明能干、机智伶俐就是出了名的，返城回杭州，她最早进入省政府机关，并在重要部门一级级地得到晋升，在一大帮知青中，她显然是佼佼者，有职有权，于是，求她办事的人也多，据说，她为人处事一如既往地“聪明伶俐”，该办的不该办的能一律妥善处理，笑容可掬。而里里外外，她都是个胜利者，在家，丈夫对她的宠爱与照料，更是有口皆碑。我有二十多年没见她了，传说，她的形象依然可爱，并与时俱进地增加了时髦与潇洒。但这次见到她，虽然她还是笑口常开，可笑容里没有了让我们一直欣赏、钦佩的从容和自信。说到在生意场上发迹起来的丈夫如何背弃感情时，她眼泪汪汪，一再表示，她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只要他回家！”她神情中没有了丝毫的傲气，完全像个不能自立的家庭妇女，接受不了“天塌下来”的打击。我理解×××为什么用一反常态的迁就，放下了自尊，不管不顾地争取、挽救婚姻。让一个年过五十的女性，放弃习惯的生活再从头开始，确实相当困难了。同样，我也理解一个男人“从奴隶到将军”的心理变化，在工作单位他有了被前呼后拥的地位，回到家当然希望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他便“揭竿而起”地“造反”了。×××像挨了一闷棍，猛地惊醒过来，家庭却已岌岌可危，她开始自觉地、迅速地“消化”差异。而这种“消化”，几乎消化掉了那个在北大荒时就聪明出众的×××。我心里充满矛盾，我喜欢那个曾经是那样出众的×××，对她如今的改变，深感惋惜。当然，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庭就此破裂，只要有一分弥补的可能，总要尽十分的努力。只是，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要和一茬茬年轻貌美的女子来争夺丈夫，她“努力”的艰巨性、残酷性，是可想而知的。
从梅家坞再转移到香格里拉，已是万家灯火。我们这一群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的“女知青”，促膝地吃着、说着，忘了时间，忘了一切，就像从四面八方难得回家一聚的老姐妹，唠唠家常，说说各自的酸甜苦辣，虽然，谁也帮不了谁，大家在意的，就是能坐在一起，有听的、有说的，这就够了。
分手时，我们又约好，要去×××的家看看，不管他们的分居如何尴尬。分手时，我心疼地搂着×××，在她瘦削的肩上拍了拍，她咬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叹口气：“星儿，你一定要保重，你真的不容易，我挺佩服你的。”我很想对她说：其实，生活是公平的，每个人早早晚晚都要经历“不容易”的事，而我的“不容易”大概就在于总比别人早到一步，不到四十就体验了婚姻的种种为难，刚过五十，又面临“生死”考验。不过，有这样的“提前量”，是值得庆幸的，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对抗，以保持生活和生命的尊严，这是生活给我的真正的厚爱。悠悠岁月，如泣如歌啊！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０日
收获的喜悦浪漫时刻
来风景如画的西子湖作客，心里便隐隐约约、躲躲闪闪地总怀有一种期待的心情。期待什么呢？
前天下午，坐胡庆余堂上海办事处李总的车来杭州时，车过嘉兴，天上的云层便骤然积聚，黑鸦鸦的像怪石嶙峋、如重峦叠嶂，更有“山雨欲来”、“硝烟弥漫”的气氛。坐在前排驾驶座旁，我一无遮拦地感觉桑塔纳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下一路狂奔，一车的人都沉默着，仿佛正在上演一部被炮火连天或天崩地裂的险情包围时在高速公路上飞车夺命的好莱坞大片，我的心不由地提到嗓子眼，已分不清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了。活跃的想象和身历其境的真实感，交织在一起，感觉很奇特。而这种情景交融的奇特感，又生出了恍惚的预想：这次带病去杭州，好像并不寻常，大概会有奇遇发生？
呃，原来我在期待让人惊喜的奇遇，各种各样的。
桑塔纳一到“创作之家”，出来开门的小厨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陆老师，昨天晚上来的教授，说认得你。”
“教授，还认识我？”我不由地猜想：教授是男是女呢？事先，我光知道，这大热天的，“创作之家”基本上不安排作家来度假的，我就是图清静来的，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教授”。很惭愧，在我来往密切的朋友中，做学问是教授的屈指可数。到房间，刚放下行李，有人敲门了，我断定，肯定是那个“教授”来了。一边去开门，我一边还在揣测：到底是哪个“教授”呢？
“啊呀，盛医生，原来是你啊，他们一口一个教授，我根本没想到是你。你怎么来杭州了？作协的人都知道我来‘创作之家’，没人说起你也来杭州么。”拉开门，我顿时喜出望外，大呼小叫的，并立刻想到在车上那种恍惚的预感，“奇遇”真的发生了。
对我来说，盛医生是恩人，她救了我的命。我的胃，多年看病吃药，没有引起自己和任何一个医生的重视和警觉。但就在病情发展的危急关头，那天，我抱病去作协开会，胃痛难忍，去二楼办公室找药吃，才听说我们作协有一位从华山医院请来的保健医生，每周二坐堂看病，而且，这位姓盛的医生，就是消化道专家，而且，这天正巧是星期二。巧上加巧，天助我也。盛医生听我一说病情，断然地要我做胃镜、动手术，我也断然地言听计从。虽然，有朋友劝我多跑几家医院，多请专家会诊，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没必要乱投医，应该争取时间，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托付给这位盛医生。最好的治疗就是时间。
其实，我和盛医生仅一面之交，我对她一无所知，在我进医院之前，我们有过的交谈，都是关于我的病，没有涉及过其他。但出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直觉，我相信，我的托付没错。手术以后，有关我的治疗由外科病房的医生负责，不过，在遇到需要化疗的重大问题时，我还是很信任地首先给盛医生打电话，她叮嘱我：“不要出院，就在病房里把第一次化疗做了。”
听盛医生的话，我不折不扣。如期出院后，我面临的又一件大事，便是出访俄罗斯。当时，一片反对声。作协领导却开明，他们的态度简单明确：“听医生的！”盛医生既然是我们作协聘请来的保健医生，毋庸置疑，决定我能否出访的第一道关口，就是盛医生。盛医生很负责地来家里看我，然后，她对作协领导的表态是：“陆星儿是个聪明的、有头脑的人，遇到这样特殊的情况，她希望自己能按期出访，一定有她的道理，要相信她！”
从开明的领导，到开明的医生，我大有“贵人相助”之好运啊。能否去俄罗斯出访的疑团，因为有医生的支持而烟消云散了。
能遇到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医生，这是病人的莫大幸运。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曾精辟地指出：“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医生是帮助本能的。”这半年，成为“病人”后的我，一直把希波克拉底这句话当做座右铭，并不断鼓励自己：“要坚信本能，要依靠自己身体内部强大的再创力，与疾病抗衡！”而依据“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的理论，就可以把去俄罗斯出访的活动，解释为：“帮助我建立好的心态、好的状态的一次调动本能的精神治疗。”
我承认，我的确是个有想法的病人。只要思想不病、情绪不病，那么，作为一个病人，还是要清醒地把“人”放在“病”的前面，还是要发挥思想和情绪的作用，来制约疾病，因为，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更能体会自己。尤其在得病以后，我对自己变得尤为敏感了。而“敏感”的加剧、加强，便意味着“本能”对治病的参与。所以，结合医生的指点和治疗，我更得用心地、时时地感受自己、感受本能。
作为医生，盛医生做到了“帮助本能”这一点，她很尊重病人的自我意识，这是不少医生没做到或做不到的。我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有缘结识盛医生而感到庆幸了。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一到杭州“创作之家”，盛医生居然也在，她带着亲戚和朋友爬了泰山又绕道来杭州一游，偏偏也来“创作之家”借宿。我心里不住地感慨：世界究竟是大还是小？！
根据第二天的活动安排，我要去参观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另外，还有个中医博物馆要看。盛医生一听说我有参观胡庆余堂中医博物馆的活动内容，马上改变她的计划：“胡庆余堂是晚清时期保存完整而少见的工商业性古建筑，我也想去看看，正好，一起去吧！”有盛医生加盟，我当然求之不得。
这一天的内容很丰富，中午，胡庆余堂的李总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完全用药膳做的饭菜，味道和营养都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药食同源”的文化传统。饭桌上，盛医生几次三番地表达感想：
“今天的参观我很受震动，我们国家的中医真是个深厚的宝库啊，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１８９２种药，可见，中医在萎缩，可惜，中医的传统发扬不够啊！”
我颇有同感。手术之后我为躲避化疗，到处向中医发问：“难道中医对治疗癌症真的无能为力？”此时此刻，能听到一位从事了一辈子西医的专家对中医有如此恳切的赞赏和感慨，我心里暗暗地宽慰，好像盛医生对中医的肯定，是在间接地肯定我中止化疗、寻求中医治疗的决定。当然，盛医生对我的肯定，还有其他方面，譬如，她认为我坚强，心态好，她还建议我恢复体力后每天坚持弹钢琴，她自己快六十岁了还在学钢琴呢：“弹琴真愉快，调节心情，调节生活，对身体、对精神都有好处。”盛医生说起弹琴喜滋滋的。很惭愧，我几年前就抬回家的一架钢琴，几乎成了摆设。现在，有盛医生为榜样，我得下决心在养病期间学会弹钢琴，让生活增添新内容。
这一天的参观、交谈，很舒心、很满足。回到“创作之家”，沏杯茶、洗个澡，刚坐下休息，又有敲门声响起。也许是盛医生。我想。我们都余兴未消。但拉开门，站在门外的竟是上海的一位好朋友，他说来杭州开会，晚上是娱乐活动，他就抽空过来一趟，“也想沾点灵隐寺的灵气。”
今天怎么啦？接连地有奇遇、有惊喜。而浪漫的奇遇、巧合、邂逅，都是生活赐予的礼物，不可多得啊。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２日
收获的喜悦退一步海阔天空
昨天上午乘火车回上海，在软座车厢，倚窗而坐，两小时的路途，我的眼光几乎没离开窗外一晃而过的景。
盛夏季节，野外的一切，树木、庄稼郁郁葱葱、蓬蓬勃勃。而大自然繁盛的气息，仿佛也注入我体内，使我的精气神显然地健旺起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自然的顺应，应该是一种最健康的姿态。我出院是春天，康复在夏天，随着四季的轮回，我曾被“冻伤”的生命在复苏、在生长。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还不能掉以轻心，还得保持极大的信心和耐心，不急不躁地把握住生命的每一天。如果没有信心和耐心，什么都不会有啊。
这半年，我依靠信心对抗疾病，依靠耐心完成了长篇的第一稿修改。半年的成果，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但此时此刻，坐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心里的这份“安慰”像一艘起锚了要离开港口的船不由地摇晃了，把“安慰”两字“晃”成两半，一方面确有自慰，而另一方面却是不安。
所以自慰，是因为长篇修改稿的完成，而所以不安，也是因为长篇的缘故。我在杭州的这些天，从天津赶来上海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正在审读我的长篇，并约定，明天在作家协会见面，如一切顺利，就要签订一份出版合同。所谓“一切顺利”，最先决的一条，就是对小说的肯定。
我改不了急性子。昨天一到家，便迫不及待地往百花编辑康伟杰住的宾馆打电话，只想马上听到她们对稿子的评价。但康伟杰说，她看得比较仔细，还有最后一章没读完。下午的等待，我难以平静，心里总有微微的波澜。吃了晚饭，我又忍不住给百花的老编辑顾老师打电话，想探听一下口气。我好像突然对自己一年多呕心沥血、“吭哧吭哧”又写又改才完成的东西丧失了自爱和自信。在电话里，顾老师语气闪烁，有点吞吞吐吐，尽管，她对作品有好评：“很不错，比较深刻的。”但放下电话，那闪烁的语气却引起了我的闪念：“明天签合同，出版社会不会改变以前谈定的条件？！”生活的经验一再证明，关键时刻或在关键的问题上，我的“敏感”和“直觉”，就像一种隐在心底的指南针，只要出现摆动，它的指示一定准确，从不欺骗我。所以，我对自己的直觉坚信不疑。
怀着忐忑的心情，冒着３８度的酷热，匆匆地赶到作家协会，先碰到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她来上海组稿，听说我刚写好一部长篇，无论如何要谈一谈。我和这位编辑认识多年了，我如实告诉她：“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前不久也来过上海索稿，但百花更早一步和我初步定了意向，条件是长篇开印两万册，同时再出版一本我的小说集。”
“这些条件我们都可以做到。”江苏的编辑说。
“还是排队吧，按次序先来后到比较妥当。和‘百花’的签约如有意外，我们再谈。”我婉言道。
“我今天就等在作家协会了。”江苏的编辑很执着。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当编辑也不易啊。
中午，在作协附近的咸亨酒店刚坐定，我就看出康伟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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