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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呼吸-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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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早恋，牢固得很啊，不容易，你在上海读了大学，居然还肯嫁回九华山？”凭着雪梨的聪明能干，如果留在上海发展，是大有机会的。但我佩服雪梨的选择，颇有远见卓识，九华山毕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佛教文化的资源，她回来，有太多太多有价值的事可做。
我想，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首先是选择的成功：选择爱情、选择生活、选择朋友、选择机会等方方面面的选择。已经走出九华山的雪梨又选择回归，她智慧，有决断。而更让我叹服的是，雪梨还是一个成功的母亲。我们一同去红村的路上，她弯到清河带上了女儿，她这个女儿长得结实健康，还在幼儿园读中班，却干什么都很独立了，坐一路的车无论多累、太阳多晒，这女儿一声不吭，困了就悄悄地睡，醒了就自己玩，丝毫没有一个漂亮女孩的骄娇两气。可这个女儿是值得骄傲的，刚荣获了安徽省少儿电子琴比赛的大奖。在一旁，我留意观察，雪梨待女儿要求严格，管理却宽松，爱得很理智。同样是母亲，我对感情的把握显然少些分寸。可艺术就在于分寸啊。
在我看来，一个孩子质地的良莠，是最能折射父母的。而对于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难能可贵的成功，无疑是做母亲的成功，能培养一个比自己更精彩的儿女——为社会生产最优质的人，功德无量。所以，写雪梨，是不能不提一笔这可爱的女儿，我肯定地对雪梨说：“你培养的这棵小树，长大了一定是块好材。”
“这是佛缘给我的恩惠。”雪梨仍笑着回答。
我爱看雪梨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和甜甜的酒窝。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收获的时刻
一周前，长篇终于改完。然后，按照《收获》刊登所需字数，又从头到尾进行删节，去掉大约四万字。昨天，拿着两张巴掌大小的三寸软盘去作家协会，一张盘片送《收获》编辑部，另外一张通过电脑发给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午，在作协食堂里吃一碗菜粥，填饱肚子后定定心心乘车回家。
好天，晴朗无比，秋高气爽，没有云，阳光是透明的，温润宜人。披着暖暖的阳光，轻松漫步，款款地走在街沿浓密的梧桐树下，我心旷神怡。似乎很久没享受过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心情了，而且，正是收获的季节，我像个老农，怀里捧着沉甸甸的果实，心坎里溢满收获的快乐。一年半的辛苦耕耘啊，何况，这是我遭遇“重灾”的年头，祸起萧墙，危在旦夕。幸亏有上帝和朋友助我，使我没有停止呼吸，也没有停止耕耘，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所以，《收获》能满意并接受我这部长篇小说，这使我的“收获”仿佛有了更多的含义。
活着，生活着，还有比“收获”更好的感觉么？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重新收获生命的人，同时还能体会收获劳动成果的快乐，实在是很幸运、很幸福啊！
有时，翻看记忆，我常常发现，经过心灵不知不觉的筛选，在心底藏得最完好无缺的，不是那些自以为刻骨铭心的痛苦和不堪重负的艰辛，而恰恰是“收获时刻”由衷的满足和欢欣。真的，有些“收获时刻”是很动人、很难忘的。
记得，我对“收获时刻”最初的感动和欣喜，是在北大荒。1968年秋天，我们一到北大荒就遇到涝灾，一望无边的麦子浸泡在水洼里，拖拉机、康拜因都陷入泥浆，寸步难行，只能搞人海战术，老老少少齐上阵，还从县城借来劳力一起下地拔麦子，与天夺粮。虽然，我一到连队就当上了拖拉机手，但也天天光着脚趟在泥里水里，两条小腿都泡烂了，发了炎，但我还是忍着高烧，积极地战天斗地。而入冬以后，我们又得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脱谷，汗湿的球衣、棉袄被冻得硬邦邦的，一个个都像背着乌龟壳。而1969年的秋收季节，天高云淡，我开上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驰骋在滚滚的麦浪里，让金色的麦粒瀑布似地吐进粮斗，傍晚，运粮的车队迎着晚霞开回连队，我们坐在车厢的麦堆上，唱着歌儿，一路欢声笑语。经历了严重的灾害，迎来第一个丰收年，我们倍感收获的喜悦。而这年的秋收情景，像一幕电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肯褪色：背景是起伏的山峦和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桦树林……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收获时刻”，是１９７６年元旦，我在《人民日报》上居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虽然是在不起眼的地方，但毕竟是《人民文学》复刊号的目录啊。一阵惊喜，喷涌而出。我，一个远在北大荒的知青，悄悄写了一篇习作，哪敢梦想真的会被《人民文学》选中？虽然，我曾收到一位编辑用毛笔写的信函：“稿子备用。”我兴奋地交同伴们过目，他们都不以为然：“人家是《人民文学》，备用的稿子肯定堆了一房间。”那时，在我们心里《人民文学》确是高不可攀的，我当然不存丝毫奢望，惟一的安慰是：“能备用就不错了。”自从调团部宣传股当报道员，我常常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写字，勤奋得大概有点过头，总有人误解我：“你脑子有问题！”自然，当《人民日报》上出现“陆星儿”的名字，几乎所有的人都跑来对我说：“报纸上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我只能努力掩饰惊喜、不置可否。终于接到北京寄来的那期《人民文学》复刊号，整个团部机关才哗然，也惊动了省里，马上请我去哈尔滨。在上海没踏进过国际饭店的我，像“陈焕生进城一样”住进“北方大厦”，像模像样地给《黑龙江文艺》赶稿，可我心里却虚虚的，只觉得像“赶鸭上架”，说真的，那时的我，对文学、对创作，毫无把握，一片茫然。不过，既然“上架”了，怎么费劲，我都会坚持到底，无论如何，写作是有意思的。就这样，偶然的、意外的“收获时刻”却奠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要说完全改变我生活的“收获时刻”，那一定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７日那一天：儿子出生了。怀上儿子时，我还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学生，正在写毕业剧目。虽说，同班同学中有结婚的、当了父亲的，但是，在大学校园里生孩子，我是独一无二。那是非常年代，对一切非常的事情，大家都宽容，只是，我自己需要面对太多的困难。要写毕业论文、毕业剧目，还要等待临产，只能搬出校园，借住防震棚，用砖和车垫子架起一个“床”，高低不平的，能躺就行了。而写作的地方，就是把被子叠在膝盖上，可以不用弯腰了。也许，作为一个准母亲的这场“序幕”，有点特殊，我的感触很多，临产前，我很激情地写了篇小说《写给未诞生的孩子》，我确实有很多的话想悄悄告诉即将出世的小生命，说说一个母亲的为难和愧疚。也许，这个不懂世事的胎儿却理解了我的心情，所以，迟迟不降落，大概生怕自己的出现会带给母亲更多的麻烦。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的腹部仍不见动静，到医院检查，连胎音都微弱了，医生当机立断刻：“剖腹产！”小生命被及时挽救了，我收获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子满月时，我把他抱进戏剧学院学生宿舍，同学们蜂拥而上，异口同声地赞叹：“你怎么会生出这么好看的孩子！”我很得意，但更多的是感激：怀这个孩子的确特别不容易，可上帝给了我补偿。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收获。
但所有的“收获”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北大荒种地打粮的“收获”，对于《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的收获，以及生下儿子的收获，我都心知其意：为此，我得辛劳一生了。但我心甘情愿，并全力以赴。可不期而至的一场重病，如同一个句号，终于让我停顿了，并开始安安心心地收获我自己了。生活就是这样一根“因”和“果”循环的链条，只有把辛劳与收获紧紧地串联起来，生活这根“链条”，才会具有丰富、坚韧的质地。辛劳，有时是悲剧的，在一些无法逾越的悲剧面前，我们仍可以收获一种精神的平和与超越，而这样的“收获时刻”，才有着终极的、恒远的美。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生日
快过生日了。
其实，我一向不太讲究过生日的，惟有一次很隆重地过了生日，那是1998年过“五十大寿”，和母亲、儿子还有两位朋友，在香格里拉优雅的自助餐厅里很风光地吃了一顿，还收到儿子的一张生日贺卡：
亲爱的老妈：
不知不觉中，您度过了一半的人生。虽然，您总说我长大了，变了，可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您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第二的位子（第一位是我自己）！今天，请接受最爱你的儿子的最真诚的祝福：妈，生日快乐！
儿子 1998。11。7
那年，儿子还在读高中，他的这番话语仍有不少孩子气，但我很珍视，把这张生日贺卡珍藏至今。对我来说，这辈子满五十的生日，只有一次；对儿子来说，能想到送我一张生日贺卡，还能写上几句心里话，这样的举动、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只有一次，我似有预感。
今年又快到生日，今年生日的意义非同寻常，毕竟正抗着劫难，所以，朋友们早早地有所安排了：“要好好给你过生日！”想到过生日，我试探着问儿子：“你还送我贺卡么？”儿子答非所问：“请王安忆阿姨他们吃饭，我出钱！”果不其然。这就是长大的儿子，这就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儿子能自告奋勇表示要主持我的生日宴请，感谢朋友们这半年多来对我的关心、操心，我这个做母亲的，当然很体面、很安慰。有儿子、有朋友在我身边，团团围坐，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我想，生日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全有了。
今天是周日，儿子下午要返校，所以，生日聚会提前举行，放到今天中午。为照顾我的方便，朋友们一致说，就在浦东找家饭店。这就苦了王周生夫妇，他们要从复旦赶到浦东，而且，周鲁威上午照例还要先去实验室工作，这个一年三百六十天都要忙到深更半夜的复旦研究生院院长、物理系教授同志，难得出来，都是骑着摩托一路加速，争分夺秒的。可今天风又特别大，冷飕飕的，想到周鲁威还要顶风飙车，来为我的生日聚会助兴，我领情又感动，我会时常扪心自问：“你这辈子怎么还得清这些朋友的深情厚意呢？”
早几天我就知道，这些朋友为礼物的事，电话来电话去地商量过好多次，动足脑筋，比她们构思小说还费心思，因为，谁都不缺吃、不少穿的。王周生曾问过我需要什么，我坚决劝阻，我不想让她们再为我破费。但听说，安忆再三强调：“星儿这次过生日，我们一定要准备礼物的。”我理解安忆的意思，她对朋友的用心真是细致过人的。可“礼物”实在是个极有讲究的东西，有意思的礼物应该是既实惠又称心，而最好的礼物是“雪中送炭”。当然，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次要的，拥有这些朋友，就是生活赐予的、无价的礼物。
可这些朋友，她们一个个毕竟都是写小说的，心底很温暖的，有生活趣味的，想象她们的礼物，一定平常又不平常。但真的打开一盒盒礼物，我的眼眶湿了。安忆和王周生相约着一起到一家品牌店，为我买了纯棉的、柔软的睡袍和围裙，颜色都是彤红的，睡袍的领口还相嵌着红黑的格子布，下摆绣贴着一组卡通画：一对可爱的男女和一条白色的小狗。人到中年的我，确实还留有“卡通情节”，爱好童话式的玩具、装饰，虽然，穿上有卡通的睡衣，颇有老天真之嫌，好在，我还不至于穿着睡衣上街。而那条红色的围裙配有两根黑色的带子，穿起来很像当年苏联女学生那种有荷叶边的背带裙，这种苏联式背带裙，是我在少女时代最喜欢、最向往的服装。可惜，我早过了穿背带裙的年龄，大概只能用穿类似的围裙以弥补少女时的梦。
知我者是朋友啊，她们选择的这些礼物，不仅可心，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睡衣、围裙，都是一个女人居家的生活用品，每天都需要的，她们希望我改改一向比较粗拉的生活，每天都过得精巧些、细致些、艺术些。而小鹰夫妇送我的是一条驼色的苏格兰格子的羊绒围巾和一副黑色的皮手套，小鹰对我说：“天冷了，你要注意保暖！”我点点头，又背过身，我不想让朋友们看到我落泪而难过。我把礼物放进包里时，又轻轻地抚摸了棉的睡衣、绒的围巾，一种质地的细腻、柔和、温暖像晒着阳光的涓涓溪水，一丝丝一缕缕地淌进我心底，我的心因此温暖了、柔和了、细腻了。
没有不散的宴席。饭后，我们各奔东西。傍晚，王周生怕一天的活动累着我，打来电话问候，并顺便告诉说：“我们又去正大广场了，一路上都在谈你，安忆还是有点担心，问我：你看星儿抗得过去么？我看你行的。”我回答王周生：“我肯定行的，我要穿着崭新的、好看的睡衣、围裙美美地做饭、睡觉，新生活刚刚开始呢！”我相信，生日永远是生命的开始。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挂在家里的星星月亮
２００２年的最后一天。
我这部日记的最后一篇。
最后一天，仍有很多事要做：一早，为《收获》把长篇删节稿又顺一遍，去掉打印时留下的乱码。然后，到唐桥工商银行取一笔早就到期的国库券。营业大厅的每个窗口前队伍都排得长长的，年底了，好像大家都希望了断当年的“债务”，不管是谁欠谁的。接着，我又直奔发展银行，把拿到的钱买了利率稍高一点的市政建设基金。我没有投资的理念和精力，又不得不亲自当家理财，只能选择储蓄或最简便的投资方式。中午，银行也要关门过年了。我紧赶慢赶地处理完所有积压的事务，一定不能拖泥带水，一定要干净利落地跨入新一年。
在两个银行间埋头奔走时，我突然联想到年初准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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