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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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只剩下我”的局面，这仿佛就是我的生活。　　　　
　　　　窗外的鞭炮声已此起彼落，新的一年将临。而新的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有预感：新的一年，为争取一个新的生命，我的生活也会是全新的。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８日


开一刀，生个自己原卦与变卦

　　　　初五，关门的鞭炮声响过，新年的热闹才恋恋不舍地收场。　　　　
　　　　我在医院也不乏热闹，来看望的朋友络绎不绝，花束、花篮、花盆，从病房一直摆到走廊，给过年时相对冷清的干部病房也添些热闹。但据说，其他病房的老干部们都在背后猜测了：这个住单间的“女病人”大概是北京哪个首长家的，怎么送花的那么多。终于有一天，他们好奇地派了一位老同志来我病房打探，确定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才破了“谜”。　　　　
　　　　来看望的朋友多，都说是我人缘好，但我心里明白，是我病得不轻的消息，对朋友们有些震动，因为我给大家的印象是鲜龙活跳的，永远风风火火、匆匆忙忙。来住院那天，下午作协有个作品讨论会，我到会小坐，一些朋友还半开玩笑地劝告我：“说开刀就开刀？瞧瞧，我们在座的，数你脸色好，星儿，可千万别白白地挨一刀啊！”　　　　
　　　　我相信我的“脸色好”，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是生命力的表现，而我这次得病，实在是用力太过，生命被透支了，身体不得不抗议，不病不行了。只是，一病就是“ＣＡ”，尽管后面还拖个问号，毕竟有点吓人。　　　　
　　　　过完新年的长假，化验报告就会破译“ＣＡ”后面的问号。虽然在过年过节，我心里却天天在默默打击自己：“肯定是‘ＣＡ’！肯定！”要让神经坚强起来，就得在这样的“肯定”中磨砺。但夜深人静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地有希望闪过：但愿化验报告会揭示一个让人宽慰的“谜”底。　　　　
　　　　初六，芮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我就催姐姐、催儿子去芮医生那里打听化验结果。姐姐和儿子的回答一致：“还是胃镜报告的结论，重度不典型增生。”这回答，无疑是宽慰的，但我不相信，姐姐和儿子的眼神并没有宽慰的表情，他们骗不了我。可我得装出宽慰的样子，并天天向值班医生讨教有关“不典型增生”需要不需要化疗的问题。从值班医生的口气里，我确定了化验报告的结论，要比“不典型增生”严重。　　　　
　　　　病情一旦被确定，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豁出去，全身心地面对这个“癌”字、感受这个“癌”字。不知为什么，干脆迎上去，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盯住这个让所有人都畏惧的字眼，我反而觉得，它不那么可怕了。首先，这个字的出现，是抽象的，我的身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过去，胃长期隐痛，现在手术了，胃基本切除，手术做得利利索索，我相信那位外科主任对这次手术的评价：“上海滩上找不到这么干净的手术！”既然生理上不感觉“癌”字，我的心理也应该采取“不感觉、不承认”的态度。其次，我反复劝告自己：确诊是“癌”了，怕也怕不掉，如果不怕呢，也许还有掉的可能。再则，我还是确信自己一向“鲜龙活跳”的生命力，是一眼不会轻易枯竭的井，至少在目前。手术以后，仔细体会自己，我感觉我的“井”仍在努力地往上冒水，只要“努力”，只要“往上”，这无形的“水”，就能滋润生命、活跃生命。虽然，所有体检项目，没有测试生命力的，没有数据、没有指标予以证明，但这是一种比中医号脉更深入的自我感觉。　　　　
　　　　就这样，一、二、三地想过来，我安抚了自己，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了。　　　　
　　　　化验报告出来后的不几天，哥哥从北京赶来，大冬天的，进病房时他一头大汗，愁容满面。坐定，哥哥说，他受作家协会党组的委托要和我好好谈谈。我知道，他要向我宣布病情，因为，谁也不肯来做这件残酷的事。原来，医院早把我的化验报告传真到北京，哥哥拿着我的化验报告，也咨询了北京的有关专家。接下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瞒我，希望我不要悲观，积极治疗。　　　　
　　　　不知为什么，和哥哥交谈病情时，我觉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哥哥口气严肃：“星儿，你是不是在装？你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出来，大家可以帮你的。”　　　　
　　　　“我没有装。”我声明。真的，我没必要装。我心里只是感到麻烦，让那么多人为我操心，我自己也得认真对待，大家谈“癌”色变，毕竟太陌生、太不可知了。命运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很大的悬念。　　　　
　　　　我实在不是一个好事的人，可以说，我是平庸的，没多大才能，也没有过多高的理想和期望，包括对生活，曾经的想法也普普通通：嫁一个心疼自己的男人，有一个和和睦睦的家。仅此而已。至于当作家，至于离婚，至于得癌，都是计划外的、超标的、出乎意料的。我只能这样理解：我原先不过是一块平常的榆木疙瘩，命运却偏要一刀一刀地雕琢我，让我成器。这左一刀、右一刀的，确实削去了许多没用的东西，我愿意把它想成是神工鬼斧，使我渐渐地显现出特点。只是，这一刀刀的“砍”来，有时，真是痛彻心肺。而眼下的这一刀，似乎下手更狠了。　　　　
　　　　哥哥在说完病情之后，便进一步地安慰我，他说，来上海的前一天，他独自在家，净身、净手地根据易经的方法为我算了一卦：原卦是：水在地上流；变卦是：水在山前流。水到山前，自然是遇障碍流不过去了。但哥哥的解释是：水有柔性，会绕山而行，终归大海。哥哥虔诚卜卦，确是我目前境况的写照，不能不信。我的直觉也告诉我，我生命的水，尽管遇山挡道，但能绕道远行。　　　　
　　　　下午，哥哥又带来一位中医，名为游默。游医生进病房在我床前一坐，脱口而出：“陆星儿，我看你不像他们说得那么严重么。”他又摊开我的手，举到阳光下，自言自语地喃喃道：“你生命力很强，生命线很长，没问题！”　　　　
　　　　自我感觉的生命力得到一次肯定，我喜出望外，当然，是暗暗的。虽然，我不知道手相一说是否有科学根据。可人到危难时刻，对任何有利的话，都会抓住不放的。何况，还有哥哥的一番卦辞呢。　　　　
　　　　


化伤痛为哲学屋檐下的鸡蛋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５日　　　　
　　　　连做两夜美梦，美得都不愿醒过来了。而突然醒来的一刹那，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猛地睁大眼睛，看见白色的窗帘被晨风轻轻撩起，我才回过神，明白自己在医院、在病房。可梦里的小茅屋又是什么地方？　　　　
　　　　梦里的小茅屋可爱至极，屋顶铺着松脆的麦秸，金黄色的，墙是用土坯垒的，晒干的泥巴裂开细密的缝隙，是不规则的，图案似的。屋前有个小院，满地都晾着硕大的玉米棒，晶莹的颗粒，像珍珠，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不时地有麻雀飞来，三三两两，在一个个玉米棒上雀跃。我好像是小屋的女主人，挎一只小篮，爬在小屋门前的一架木梯上，忙着在屋檐下的鸡窝里捡鸡蛋。鸡怎么会飞上屋檐做窝下蛋呢？但梦里的画面就这样真切，我欢天喜地的，一个个滚圆光润的鸡蛋还温温的暖手呢。不一会儿，小篮子放满了，我却贪婪，把上衣口袋也装得鼓鼓的。那鸡窝很神，像魔术师的道具，你可以一个劲地捡，无止尽的。　　　　
　　　　但再好的梦也短促、也有限。　　　　
　　　　醒过来，我立刻又闭上眼睛，流连忘返，希望还能回到刚才的梦里。遗憾的是，梦是过眼烟云，抓不住也留不下。幸好，刚才的梦境从头到尾都清晰，画面、色彩、细节都印在脑子里。只是，再想梦境，我心里直诧异，怎么回味，都无法想象，这样质朴、安然的田园风光，竟是我重病在身时的梦？！　　　　
　　　　很多很多年了，我几乎没做过好梦。曾听几个女朋友在议论，说她们常常梦到奇草异花，美不胜收。谈论“美梦”，我从不插嘴，好像没有发言权，我只能暗暗羡慕，对自己却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你不做“美梦”？我有过解释：也许，你太不够诗意。好在，我也不做噩梦。我的梦似乎总在重复一个主题：追赶——各种各样的追赶，仿佛永远在艰辛的旅途中疲于奔波，拖拉着大堆行李，还会碰到种种意外的事情阻碍行程，但我迷途不返、不依不饶，直到“追赶”得筋疲力竭，最后，还是误了飞机或赶不上火车，怎么也到达不了目的地，结尾总是半途而废，好事连连夭折。醒来，胸闷半天缓不过气，好像消耗了一夜，比不睡还累。　　　　
　　　　说来惭愧，我真不知道做美梦是什么滋味。而对于夜里睡着了还在屡屡受累的梦境，也没用心追究过原因。何况，夜里做梦，真是由不得自己，想美，也美不起来的。干脆不想。生活教我务实，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像一头驾辕的牛，套上笼头埋头赶路。儿子读小学时为我画像就很形象：一头老牛汗流浃背地拉一辆板车，车上装着一摞书一只煤炉外加一只小狗（他自己）。看来，那时还不满十岁的儿子，够有远见的，他画出了我十几年不变的生活，连做梦也是赶路，有时风风火火，有时心急慌忙。　　　　
　　　　而再三回味“田园茅屋”的美梦，我才有些恍悟：住进医院，使我第一次这样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歇下来了，我这挂“牛车”不得不卸载，家、儿子、小说，一切的一切，统统放下，只剩下我自己，我只是我，我的任务就是休息，细细地修理这挂差一点完蛋的“牛车”。天天躺着，还有亲人、朋友不断地来看望、来照料，养尊处优的，再也不用“赶路”，完全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角色，连做梦也跟着换布景、换情节：我同村姑，过上了养鸡拾蛋的农家生活，并富有想像力地让鸡窝登上了屋檐。我想，写小说的时候，如有这样的想像力，我的小说也许会生出翅膀。但过于“赶路”的生活，把想像力也填满了。　　　　
　　　　住院、手术虽然痛苦，代价很大，但生活是公平的，失去的同时总有得到——我有了美梦。而体验美梦，又让我幡然醒悟。“美梦”和“醒悟”，是命运赐予的一份礼物，不可多得，使我开始对这次重病的打击有了感恩——老天还是厚爱我的，不忍心看着我这头不会疼爱自己、并不停的被鞭打、鞭策的“牛”，就这样累垮以至半途而废，于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警觉、惊醒，以此为训，改变生活、改变自己。　　　　
　　　　我心领神会，从做梦开始有了改变。而在屋檐下捡回的那些鸡蛋，会永远藏在我心灵，应视为珍宝。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　　　　
　　　　


化伤痛为哲学必须化疗？！

　　　　手术后两周，我本可以出院，但临近出院时，右腿的静脉血管出现多处肿块，每天都伴有几分低烧，医生说，是输液引起的感染，还得继续输液，注入青霉素等药物抗菌消炎。　　　　
　　　　我实在害怕输液了。胃切除后只能全流、半流地喝点汤水，养料供应不足，使我本来就比较细微的血管进一步萎缩，每一次的静脉注射，技术再高的护士都不能保证一针见血，常常是左手右手地来回试针，才勉强地找到一根能进针的血管。但就在这样的状况下，经过肿瘤医院一位主任医生的会诊，决定等右腿一旦消炎消肿，马上化疗，不急着出院了。　　　　
　　　　化疗，稀释的各种药物还是静脉点滴直接输进血液。但我恐惧化疗，不仅仅是害怕输液。　　　　
　　　　尽管，我明明知道人在医院，是无法拒绝医嘱的，而且，我好像没任何理由不服从医生的治疗方案，更何况，必须化疗，是会诊的决定。医院对我相当负责，来参加会诊的，都是外科与肿瘤方面的权威、专家。我却很不安分，对“必须化疗”的决定耿耿于怀，几乎寻遍了所有参与治疗、护理我的医生护士，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再三恳求他们：“能不能就把我当胃溃疡、重度不典型增生，反正手术了，切除得很干净，回家养好身体就行了。”而我一心想躲过化疗的理由，也许很可笑：“因为一化疗，所有的生理、心理反应会时刻提醒你：你是癌症病人！”可我实在不愿意被这顶无形的“帽子”紧紧笼罩。　　　　
　　　　大概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这种“不愿意”是妄念，至少，治病的态度不端正，病人听医生的，是天经地义，就像学生听老师。当然，我不想化疗的理由，是不成为理由的，恳求，也是枉费口舌。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妄念”竟如此执拗。我承认，我这个属牛的，确有“牛脾气”，可很多时候，我的表现是谦虚，我一向不自信，完全不是个妄自尊大或刚愎自用的人。客观的说，我懂得好歹、我尊重别人。在得到医生通知，必须马上手术时，我的服从毫不含糊，哪怕手术有危险，我也决不犹豫，因为，我切切实实感觉到，我的胃需要手术了。有人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正确、合理，如果一定要说女人的眼力不足，那么，有一点必须补充说明，每到关键时刻，女人的感觉，有着眼力所不及的敏锐，这种敏锐，也不是“见识”所能理喻的。　　　　
　　　　我恐惧化疗、排斥化疗，的确有点不可理喻的样子。第一，我不懂化疗的原理；其次，我也没见过别人化疗；再则，我是个医盲，不具备丝毫医学知识。单凭道听途说，只是“恐惧化疗”还情有可原，如果还充满着“排斥化疗”的情绪，并排斥得顽固，这使我周围的人，从医生到亲友，都一致认为我有心理障碍。至于这“障碍”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谁也不会当我面议论。看得出，自从我戴上“癌”的帽子，我就变成了一个“玻璃人”，大家对我的态度都是“小心轻放”的，生怕碰碎了什么，就连给我开刀的倪主任，在向我说明病情时，用的也是外交辞令：“你是好人变‘坏人’。”倪主任说得再宛转，可“变坏了”，是不争的事实。　　　　
　　　　“不化疗绝对不行！”医生们的口径是统一的、坚决的，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　　　　
　　　　我只有服从了。　　　　
　　　　等待化疗，心情黯淡。说真的，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