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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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字：清、虚、静、定——这是我国古代哲学的精髓——“不虚则忤（逆也）于物矣”，相反，“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则明，明则神矣，神则至贵矣。”如果说，我以前的独处，只是一种不断消耗自己的状态，那么，按照“清、虚、静、定”四字方针改变之后，我的独处，应该追求“深蓄厚养，内聚源泉”，争取天机，扩大智慧，使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考验时，能做出最聪明、最适当的反应。　　　　
　　　　然而，过去的我，离“清虚静定”这四个字相去甚远。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大相径庭，所以，我要改变自己，就得“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个字一个字做，任重道远。但是，再长的路也有第一步啊。我想，我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学会“静”，让浮躁的心先静下来。我从书橱里翻出了《红楼梦》，翻出丰子恺先生的散文集，把这两本书放在床头，什么时候醒来，睡不着了，无论是子夜还是清晨，我便一字一句地重看“红楼”，或逐段、逐篇地阅读丰子恺先生那些心平气定、如水似云的短文。而“红楼”虽是热闹的画卷，可细细品来，人会沉静下来，虚和定便渐渐地有了。　　　　
　　　　一天的安排，从读书开始，接着是散步、做操。吃过早饭，上午的两小时，我搬出打印成册的长篇初稿，要求自己学蚂蚁搬家，从从容容、不慌不忙地先把文字润色一遍。我每天的工作，量力而行，改一页是一页，改一段是一段。这样细工慢活地修改长篇，倒是个挺“清虚静定”的过程。所以，出院后不久，我的养病便与工作结合起来了，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要感谢“清虚静定”的方针。　　　　
　　　　养病还能悟到一点哲理，这是意外所得，颇有歪打正着的意思。而尼采恰好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把伤痛化为哲学。”但愿我能挤进“有人”之列，也不枉大病一场。　　　　
　　　　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　　　　
　　　　


化伤痛为哲学真的别无选择？

　　　　又要做第二次化疗了。　　　　
　　　　一想到刚有些恢复的身体和心绪，又要遭受霜打似的伤害，我的心绪不免烦躁，精神也不由地萎顿，怎么给自己打气也振作不了。而对于化疗的恐惧和抵触，真是情不自禁、与日俱增。于是，为躲避化疗，我挖空心思地找理由推迟化疗，拖一天是一天、躲一天是一天，最好，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明明知道，“躲得过和尚躲不了庙”，却像个不明理的孩子，自欺欺人，可怜也可笑。　　　　
　　　　也许，我真的不够坚强。在医生们看来，我已经比一般患者优越，用了最昂贵的进口药，一种名为“乐沙定”的药，只有拇指般大小的一瓶，价格是四千多啊。据药品说明，这种药对胃肠道黏膜、造血组织的毒害性相对要轻，食欲不振、骨髓抑制、头发脱落等副反应也相对的小。所以，我再害怕化疗、拒绝化疗，是没理由的。有朋友为开导我，要我先说说化疗究竟有多难受。我回答：“我说不出来。”我曾在电视里看到一位癌症病人接受采访，谈到化疗，她说到底了：“比死都难受啊！”可谁也没有死的体验，她的回答还是抽象的。我想，如能真切地、一字一句地描绘出“难受”，癌，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我的体会是，癌症的最大痛苦，不是癌本身，而是整个治疗过程——反复的化疗、放疗使身心所经受的折磨与伤害，真是无法言喻。　　　　
　　　　但所有的医学书，谈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手术是第一位的，接着就是化疗、放疗，外加中医辅助，别无选择。　　　　
　　　　好在，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气候宜人，但愿能缓和治疗带给我的压力。只是，第二次化疗的程序有点复杂，第一天用药比较多，主要是进口药，四小瓶药一万多，一次性输入。为保险起见，还是去华山医院完成第一天、近十个小时的点滴。通过朋友的关系，干部病房的观察室为我网开一面。以后四天的输液，就在我家附近的地段医院，包一张病床。　　　　
　　　　去华山医院点滴，那天是个周末，下雨。　　　　
　　　　绵绵的雨带着料峭的春寒，雾一样地笼罩，已停暖气的观察室也是冷飕飕的。我被束缚在病床上，不能随便活动，又接连不断地滴进一瓶又一瓶冰凉的药水，流遍全身，冷到心里，我不由地颤抖、不停地哆嗦，像打摆子，肠胃也抽搐起来，想吐、想拉。陪在一旁的姐姐和小鹰见状，都慌张了，以为是药物反应，赶紧叫护士，拿来血压机，我只觉得好像不行了，心不跳了，浑身的血都凝固了。但护士说，我的血压正常，可能是药水太凉的缘故。我自己明白，不是药水的作用，而是心理反应，我太清楚，滴进我体内的这些昂贵的药物毒性太大，我的心理好像首先中毒了。手术以后，我再三央求医生，能不能不化疗，既然手术做得很干净、很彻底。可所有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清扫清扫，预防预防。”我不服气：既然没有指标能说明我体内有癌细胞转移，所谓“清扫”是盲目的，如果说仅仅为“预防”，谁都可以预防！一讲到化疗，我会无端地闹情绪，像个不懂事又不讲理的孩子。可我知道，我对化疗的情绪，实在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的情绪是有根有据，是体会自己的结果。由此，我也更加相怜同病的患者，癌的可怕，实在是治疗过程的可怕，充满毒性的化疗所进行的“清扫”、“预防”，需要病人用全部的身心付代价，很多癌症病人经受不了这样的代价，而无法征服病魔、挽回生命啊。　　　　
　　　　那么，除了化疗，再没有别的治疗措施？真的别无选择？　　　　
　　　　这质疑，像块不消化的骨头鲠在我心里，如果勉强自己做化疗，我心里就是不痛快。我矛盾极了，一方面，我应该信任、尊重医生和医院对我的治疗，可另一方面，我对化疗的残酷性充满愤怒和仇恨。有一点，我坚信不移：这样不人道、不人性的治疗，总有一天会取消。　　　　
　　　　但“这一天”离我遥远，可望不可及。在“这一天”没到来之前，我只能唉声叹气地接受第二次化疗。可刚刚开始第一天输液，我情绪之波动，几乎使点滴进行不下去。一小时一小时地熬啊，我只能消极、沮丧地说服自己：“熬吧，熬过一次少一次！”可一想到后面还有四次化疗要熬，我不寒而栗。　　　　
　　　　收了血压机，那位护士小姐体贴地抱来一件她们值夜班时穿的工作大衣，全棉的，厚厚的，深棕色的。紧紧地裹住棉大衣，暖和了，我这才慢慢地恢复心跳，凝滞的血液也似解冻的河，终于缓缓流动了。“妈妈，你穿着棉大衣，像头熊。”儿子一边帮我搓手一边取笑。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真是一头熊，藏在绒绒的皮毛里，憨实、强壮，再恶劣的环境也能抵御、也安然无恙。　　　　
　　　　想到熊，莫名的亲切。在北大荒的雪地上，我们常常看到熊的脚印，我们称它“熊瞎子”。而在医院的观察室里突然想到北大荒、想到皑皑的雪地，一种强烈的命运感油然而生，我的心平复了、沉静了、泰然了。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　　　　
　　　　


化伤痛为哲学牛耕，语出惊人

　　　　唐静恺约了马永杰一起来看我，她们都是我北大荒的老战友，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团、不在一个农场，而我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北大荒，到了省城哈尔滨，幸运地考进“省艺校”戏剧班，专攻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我1976年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步她们后尘，梦想着也能进大学，或者读中文、或者学写作。那年，中央戏剧学院来黑龙江招生，考场就设在省艺校，我从鹤岗坐夜车到哈尔滨赶考，就睡在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宿舍里，拼两张桌子当床，幸好是夏天，怎么都能将就了。我庆幸自己在省艺校有北大荒战友，不仅有吃有住，而且，她们的课本和阅读书目，也成了我的复习资料。现在仔细回想，具体的考题，一道也想不起来，但睡在艺校女生宿舍桌子上的情景，晃如昨日、记忆犹新。这特别的床、特别的夜，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幕啊！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我命运的紧要关头，唐静恺、马永杰这两位北大荒老战友对我的帮助，非同小可啊。　　　　
　　　　而这次得病，来势凶险，我的命运仿佛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遇到这样的“关头”，两位北大荒老战友来看我，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预感：她们的出现似乎又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当然，这预感只可意会。　　　　
　　　　果然，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又一次出现又是带着戏剧性的。她们捧着大束的花上楼，未见其人，我已听到了她们豁朗的笑声，没等进门，马永杰笑嘻嘻地对我说：“星儿，我们还带来一个人，你看看，还认识么？”　　　　
　　　　跟在两位女士后面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我觉得眼熟，愣了一下，但马上叫起来：“是牛耕吧，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牛耕也是我们北大荒的老战友，他是北京知青，是三师团的笔杆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批活跃的业余作者。我记得，最后一次见牛耕，在哈尔滨他家作客，那时，他已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了，娶了一个哈尔滨知青为妻，还生了一双儿女。一晃二十年，偶有牛耕的消息，断断续续，先是听说他离婚了，又传言，说他来上海做生意了。有这样的消息很正常，这年头，久别的朋友，有再大的变化都不足为奇。　　　　
　　　　老战友、老朋友重逢，自是欢天喜地，团聚的气氛让人高兴、让人放松，曾有过的经历都像脱掉的外衣，每个人都好像回到了从前，大声说笑，真相毕露。我也完全忘了身上的病，拔高声音与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但偶一留神，我发觉牛耕看我的眼神与众不同，似乎带点静观与思索的意味。听马永杰介绍，牛耕今天刚从香港飞回上海，出了机场就直奔浦东，他只说：“星儿得这病，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只以为，我成了众人关注的病人，老朋友、老战友虽十多年不见，一旦耳闻，必定会来看望，而探视病人，有点异样、有点不自在，也是自然的，总要表示安慰，可安慰的话最难达意。其实，什么安慰都无济于事。牛耕倒是没说一句安慰话，他一直缄默不语，好像名副其实是来“看看”的。但“看”到一定程度，当我谈起化疗情况，牛耕突然侧过身正视我，郑重其事地开口了：　　　　
　　　　“陆星儿，我觉得你做化疗……”　　　　
　　　　牛耕的眼神让我不假思索地蹦出一句：“你觉得我做化疗挺亏的？！”　　　　
　　　　牛耕点头：“是的。你身上没有癌。”他口气平淡，却语出惊人，竟说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坦言的，猛一听，似乎有点凭空妄断。　　　　
　　　　马永杰立刻朝牛耕瞪一眼，两颗眼珠都快鼓出来了，显然是责怪：“人家医院有病理报告为证，你怎么可以随便否认？！”　　　　
　　　　牛耕对马永杰的责怪不以为然，一脸自信。　　　　
　　　　我却又惊又喜。这是手术以来听到的第二句对我极为有利的断言，第一是游默医生的结论：“你生命线很长！”接着，就是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的“妄断”：“你身上没有癌！”而我所以惊喜，更主要的原因是，游默医生和牛耕对我的“结论”，和我自己的感觉一拍即合。并且，我立刻意识到，这位不行医的牛耕同志，是有“特异功能”的，否则，他哪敢在老战友面前痴人说梦。我不由地追问：“牛耕，以前没听说你还有这功夫？！”　　　　
　　　　牛耕笑而不答。　　　　
　　　　马永杰用半认真、半讥讽的口气说道：“人家现在是大师啊。前年，我们一起吃饭，牛耕莫名其妙地警告我：马永杰，你的肾有问题，要注意啊。我当时根本不以为然，我健康得很么，唉，去年，我得肾炎住院了。这家伙！”为表达一种无法说清的、复杂的感觉，马永杰很感慨地又拖一句：“这家伙！”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牛耕“一定要去看看”的意思了。他一下飞机迫不及待地赶来，他的“看”，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真要看出点名堂，看出所以然。我很幸运，让他看出了这样一个利好的、鼓舞人心的结论。尽管，对牛耕的结论，其他人都是将信将疑的。但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感觉。信则灵。这是有病以来，我最大的改变。尤其对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才能揣摩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　　　　
　　　　我的这几个北大荒老战友现在都是忙人，来去匆匆，小坐一会儿他们便告辞。送走客人，人去楼空。我也累了，但又余兴不止地琢磨着这句话：“你身上没有癌！”——牛耕的话确实惊魂，使我坐立不安，在屋里来回乱转，像头疲乏的困兽。如果说，在看到病历上“ＣＡ？”的字母时，如同晴天霹雳，那么，今天牛耕的“妄断”又把“ＣＡ”一笔勾销，这对我，同样有“晴天霹雳”的震动，还颇有“云开日出”的喜悦。当然，我不会轻率地用牛耕的结论代替医院的诊断对外宣称。我的相信，是基于“北大荒”的缘故，毕竟是几十年的战友，如果没有把握，牛耕决不会信口开河；毕竟性命交关，如果世故一点，牛耕完全可以回避、可以缄口。虽说，我对“特异功能”缺乏了解，但我的相信，也不盲目，因为中医的诊断就是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位的，这是很科学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心理不同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应出来。这样的“反应”和“表现”虽然是细微的，甚至是微妙的，但一定是有规律可寻的。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感觉、体会、捕捉“细微的反应”和“微妙的表现”的能力。为证实牛耕的这种能力，不等马永杰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她的手机：　　　　
　　　　“牛耕的话是不是为了安慰我？”　　　　
　　　　“一走到楼下，我就怪牛耕，怎么可以对星儿说这种话，会耽误她治病的！但牛耕一口咬定说，他就是这个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