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呼吸-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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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耕的话是不是为了安慰我？”　　　　
　　　　“一走到楼下，我就怪牛耕，怎么可以对星儿说这种话，会耽误她治病的！但牛耕一口咬定说，他就是这个感觉，他说，他一直在很仔细地感觉你。”　　　　
　　　　“他的感觉真的很灵吗？”　　　　
　　　　“还是这句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宁可全信。”我对马永杰说。　　　　
　　　　自从病理报告给了我确定的诊断后，不知为什么，我对“病变”、“癌症”的结论一直很拒绝，这种拒绝，不是存心的、故意的，心里好像就有一扇无形的门，严实地阻挡着病历给我的那个严重的诊断，我就是不觉得真有那坏东西长在自己身上。我确认，开刀了，切除了胃部的病灶，即使有“坏东西”，也被连锅端走了，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还有残留，是否已经转移？对医生描绘的这些可怕的、种种的可能性，偶尔会侵袭脑海，但我不愿多想、深想。我的“不愿”和我对自己的“确认”，是那样执拗，铁板一块。我确实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执拗的“拒绝心理，究竟说明什么？有一天，我偶尔读到美国一位女作家的一段话：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个精灵伴随着他，只要他们留意精灵发出的信号，就能使他们保持明智。即使它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至少它总是能提醒我们不该做什么。”　　　　
　　　　读到这些话，我顿时恍悟。也许，我心里的“拒绝”，就是伴随我的“精灵”在向我发出信号，是精灵在帮助我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植入一种否认的意念，这当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心情和心态。古人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生命存亡的根本。人是一个整体，生理和心理是有机的、是互动的，所以，要战胜疾病，固守精神情志是第一位的。而伴随我的“精灵”已不由分说地为我确立了“第一位的东西”，对这种情不自禁的“确立”，我应该把它看做是心神赐予的“天机”。　　　　
　　　　无论是否真有精灵、真有天机，但我总觉得，与这几位北大荒战友的见面，使我有了明确和支持，原来，我内心的“拒绝”是不无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态度，好像有点唯心主义，但不可否认，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又想到了在北大荒那些被精神所支撑的、荒凉的日子。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可以在北大荒找到源头，包括这次得病……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２日　　　　
　　　　据说，喜欢回顾是衰老的标志。　　　　
　　　　病了，很多时候只能回顾，并情不自禁地追溯。天天躺着，静静的，有气无力的，连看书、看电视都觉得累，惟有闭目养神了。闭上眼睛，脑子却醒着，像一泓清澈见底的池水，水波不兴，又同镜子一般，真切地映照自己，而且，比照妖镜还灵，使人从里到外原形毕露。　　　　
　　　　现在，愿意花时间“追溯”的人不多，大家都忙，埋头赶路，没时间、没精力、没情绪、好像也没必要刨根究底地“追溯”什么。何况，“追溯”是麻烦的；何况，我们这代人的“原形”，有些不堪回首。在我放老照片的盒子里，有一张在天安门的留影，照片上的我手捧红宝书，挺胸肃立，一脸稚气又一脸虔诚。看到那样的“原形”，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我们不愿意追溯“原形”，不仅怕麻烦，也怕正视自己的历史吧。　　　　
　　　　而最近引起我“追溯”的，不仅仅因为病，而是一位老同学的一句话像导火线，一触即发。前几天，那位老同学来医院看我，一进病房她就连声感叹：“星儿，你忘啦，在北大荒的时候，你的胃就经常不舒服的。”忘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壮得像头熊，无论开拖拉机还是在连队当文书，我整天都是忙忙叨叨的，吃饭睡觉从来不按时。常常过了开饭时间，我才跑去食堂，随便拿个馒头，在别人的菜碗里东扒一口西舀一勺。晚上忙到熄灯，我就摸黑回宿舍，一头钻进那位老同学焐热的被窝里和她挤着睡，而自己的被褥缩在炕尾冷落着，大冬天的，被角都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显然，我工作的忙忙叨叨，生活的马马虎虎，从北大荒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我的胃病——似乎一切的一切，我的写作生涯、我的感情生活，都可以追溯到北大荒，那是一个由“黑土”与“白雪”组成的世界，如此分明。　　　　
　　　　我的命运，就是在那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里拉开了序幕。而以后的一幕幕，也都贯穿了那块土地的基调：黑白分明。这样“分明”的基调，与我原本的单纯热情、激烈执着的性格一拍即合，便成为我生命的基调、心灵的基调、命运的基调。　　　　
　　　　“序幕”的时间背景是１９６８年。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又一次搅动了神州大地。那时的我，恰恰是一个极容易被“口号”鼓舞的热血青年，为加入第一批去北大荒“屯垦戍边”的革命行列，我用一把并不锋利的铅笔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以表决心。回到家，面对已同意哥哥姐姐去新疆支边的母亲，我讲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们姐弟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前赴后继……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当初“讲故事”的那幕情景了，是天真可爱，还是天真可笑？母亲是个特别刚烈的女人，一生不求人，对子女的选择，从不阻挠。尽管，父亲英年早逝，母亲却不靠任何外力独自养大了四个子女。而四个子女，好像个个都壮志满怀，哥哥姐姐相继去了大西北、戈壁滩，紧接着，我和弟弟又一前一后奔赴东北黑龙江。我们兄妹四个各奔东西，天南海北的，把母亲的心扯碎了。但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体谅啊！　　　　
　　　　那时的我，心里装的只有“战天斗地”的激情和诗意。离开家时，我简单的行李里裹着一部描写开发库页岛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上中下三本。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三本书被我翻烂了、读碎了，还陆陆续续地写了同三本书差不多厚的读书笔记。笔记本是裁了白纸，一针一线订成的。遗憾的是，几次搬家，这些笔记本被搬丢了。但我知道，在北大荒开始习作，最初的基础就是这些厚厚的读书笔记。一个人的道路，这样走或那样走，看似偶然，但仔细回想，有些必然的因素，在生活的关键处，像杠杆一般着力，暗暗地对命运发生作用。可以说，我带去北大荒的这部苏联长篇小说连同我那些用白纸订成的读书笔记，在我整个的人生中，仿佛埋下了一种情结、一个伏笔，并有着象征的意味——无论时势怎样变迁，无论生活怎样挫折，我却始终不改比较激情、比较执着、比较浪漫、比较富有革命性的态度与风格，即使病成这样，开刀了、化疗了，但一听说拖了三年的、出访以色列的外事活动又有了成行的可能，我还是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跑去主治医生办公室询问：“两个月以后，我能不能出国去以色列？”就为了去以色列，我“啃”了一本字比蚂蚁还小的《圣经》，初浅地明白了上帝与人类的故事。　　　　
　　　　“那儿几乎天天有爆炸，你不害怕？”医生问我。　　　　
　　　　“只要你点头，我什么都不怕。”我急切。　　　　
　　　　“可以啊，完全可以！”医生终于点头。　　　　
　　　　这是我住院以来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让我心花怒放的一句话，这简直就是“上帝”的声音！　　　　
　　　　可惜，巴以战火不停，出访以色列的事很快又成泡影，还得遥遥无期地搁置下去。但上帝真是爱我，作协领导来医院看我时，带来一个更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等你出院后，五月份去俄罗斯吧。”　　　　
　　　　去俄罗斯？！　　　　
　　　　我立刻想到了在北大荒一直陪伴着我的那部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可我多想走近莫斯科、走近俄罗斯——曾经，喜欢北大荒的一个理由，就因为北大荒的粗犷、寒冷、荒凉，如同西伯利亚；就因为北大荒广袤的田野、斑斓的山林，如同乌克兰大草原；就因为北大荒的垦荒生活，如同开发库页岛——这是几十年的夙愿、几十年的梦啊！当远不可及的梦想突然从天而降、触手可得时，我心跳都停止了，我真是喜得不敢相信。但没等喜定，我又担心这是一场空欢喜，心情便隐隐地焦灼了：我还在住院呢，这样的处境，随时都可能使希望落空的。不过，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是一线曙光，我会尽力使曙光大放光明的！毕竟这是我心里几十年不灭的梦，这样的梦，该是多么长久、多么坚韧啊。　　　　
　　　　我就是这样一个会把梦想藏到底的人，即使那梦想永远不能成真，我也无怨无悔。生活，不能没有梦想，这是心灵的底蕴，犹如矿藏，是大地的财富。　　　　
　　　　可生活的优待实在令人感动，在我生命出现危机，在我最需要把握希望的时刻，一个做了几十年的“梦”，转眼间竟变为现实，那个深埋的情结和伏笔，在人物命运最需要转机的时刻，又悄然地走进“故事”，走到我面前，像沉寂的矿山突然献出宝藏。真的，我又惊又喜，生活的构思与布局，简直出神入化。　　　　
　　　　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日


去俄罗斯，生命的转折一个坚韧的梦想

　　　　上海作家协会出访俄罗斯的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我是成员之一。作协党组决定让正在化疗中的我实现一个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一决定之独特、之大胆、之果断、之浪漫，大概在任何一个别的单位都是不可能的。我幸运至极，因为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我的领导们都是一些作家，他们对我的理解、体谅是深入的，是不一般的。　　　　
　　　　当然，领导的这一决定是有前提的，要看第二次化疗后我的身体状况。于是，四月中旬一结束第二次化疗，“出访俄罗斯”便是一个巨大的目标，一根坚挺的精神支柱，调动了我全部的积极性，以对抗化疗后身体的不适与虚弱。我几乎每天都在默默地激励自己：多年的“梦想”如同流星落地，已近在咫尺，一步之遥，这样难得、这样珍贵，无论如何你要争气、你要坚持、你要抓住，这对于病中的我，真是至关重要啊。一连三个月，我好像掉进了开刀、化疗的“旋涡”里，难以自拔，体力和心力不由自主地被搅扰、被消耗、被损伤，而且，等在我前面的，还有第三次化疗、第四次化疗……我简直不敢往下想，我必须及时地、尽快地摆脱这个可怕的“旋涡”，否则，我会渐渐地被无情的“旋涡”吞没。　　　　
　　　　所以，我的心愿如此迫切：一定要去俄罗斯，无论如何！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机会对于我，决不是一般的意义的出国、出访、旅游，这将是我生命的转机。　　　　
　　　　但我毕竟是个刚做了手术、正在进行化疗的病人，在大家看来，我现在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就是安安静静地休身养病，怎么可以不远万里地出访俄罗斯呢？很多好心的朋友纷纷给作协领导、给我哥哥打电话，谈了种种担忧，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我的病、我的治疗，绝对应该静养，而“出访”、“旅行”，是属于正常人的工作、是健康人的事情。且不论别的，光是吃饭问题，就是个大麻烦。我胃部的伤口还没长好，遵照医嘱，只能吃“半流”，饮食必须少食多餐，必须温软细腻。可出国远行，哪有条件做到吃“半流”、吃“多餐”、吃“温软”？而且，俄罗斯经济状况不好，在吃、住、行等方面，比欧美那些发达国家要困难得多，甚至还不如我们，去过俄罗斯的朋友来电话告诫：“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说得更严重的是：“星儿，在俄罗斯根本没有你吃的东西，黑面包、腊香肠硬得像石头，咬也咬不动。要吃蔬菜，就是生黄瓜、生蕃茄，而且贵得要命。”作协搞外事工作的陈处长也如实介绍了此次出访的行程安排，从莫斯科到瓦尔代到彼得堡，一路都是开车过去，长途跋涉，比较辛苦：“你的身体吃得消吗？”　　　　
　　　　猛一听，困难重重，确实吓人。于是，劝阻声再起：“你要慎重考虑，毕竟动了手术，已大伤元气，哪能经得住旅程的劳顿和颠簸？！”但这些“吓人”的困难，却丝毫不能影响我、动摇我。我们这种去过北大荒、吃尽苦头的人，对艰苦已不在话下。尽管，我的身体被疾病伤害了，看起来远不如以前，但我内在的坚韧和皮实仍在，医生们都一致地的评价我：“精神大于体力。”而精神是可以转变为体力的。我毫不动摇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这件事，安忆和小鹰的支持始终如一。在我的经历中，有多次的事实证明，每当遇到重大事情或面对“生死抉择”，安忆和小鹰的立场和态度对我很关键，只要她们首肯，我心里就踏实。三个女人的直觉加在一起，判断的准确度肯定是百分之一百了。　　　　
　　　　当然，有些朋友对我的劝说不无道理：“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把身体养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其实，我拖着病体去俄罗斯，不是说没有“以后”，或不再有“机会”，只是，一场病使“以后”的意义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有关的医学书，是用一年、三年、五年的存活期，来界定癌症的轻重度，虽然，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被界定为哪一度，“轻”还是“重”，生命究竟还有多长？但我有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我必须懂得珍惜现在、珍惜眼前、珍惜今天，今天想做的事，决不过夜，抓住眼前，过好每一天——所谓“一生之计在今天”。树立了“不想以后”的理念，我便刻不容缓地要把俄罗斯之行的梦想变为现实。　　　　
　　　　而想到俄罗斯，想到前苏联，有些镌刻心底的名字会跃然而出：安娜·卡列尼娜；奥斯特洛夫斯基；日瓦格医生；茹尔滨一家；高尔基小说《母亲》里的巴维尔；还有艾托玛托夫、柯切托夫、巴乌斯托夫斯基；还有电影《战地浪漫曲》、《湖畔奏鸣曲》、《个人生活访问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些书名、影名、人名，曾进入我的生活，影响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