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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8-中国式继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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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那个环境里，很难全身心投入的读书，我想让孩子过非常安定的生活，能够不受干扰。女儿是非常好的女儿，物质条件她很满足，从不大手大脚，从小就很谨慎，一直到现在。”胡葆森每年为女儿支付10~2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
胡葆森衣着很朴实，长着一张建筑工人模样的脸。这位郑州大学兼职教授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他理财的最大兴趣在于投资，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个商人的本色。从房地产、物业管理、足球、信息技术到教育，胡葆森乐此不疲。2001年，胡葆森举资2。3亿元拍下了破产清算的郑州亚细亚五彩广场，紧接着与北京华联签下租让合同。当然，胡葆森也有投资失败的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胡葆森在香港炒楼花时所交的整整420万美元的定金全部亏损掉了。
“我不相信我的企业会破产。如果破产是在假设的状况下，我相信自己会过得很好。我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我可以回沈阳老家农村种地去。现在普通的下岗职工一个月200~300元钱，每个月300~500元人民币的生活我也能适应。
第三部分富爸爸，好爸爸？（5）
“我（对生活）看得比较淡，下过乡，在事业上吃过很多苦，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让我穿得破破烂烂，吃白菜、咸菜、稀饭，甚至把菜叶子都吃了，也算是一种经历、体验，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经历过。
“对于养老，我的要求也很低，有几万元就足够了。当然，人的要求是根据他的状况而变化。人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关键是心态，心态要好。”
胡葆森理财的过程，也是自己经营一个企业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个身价10亿的房产商快乐吗？胡葆森承认自己是一个忧患感很重的人，在他一个人主掌的企业里，倍感孤独。“这10年下来，即使不能说是心力交瘁，也是非常非常地累。”
企业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
针对企业家子女教育的状况，《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4年3月份做了一个小范围内的调查，被调查的对象共计十余位，来自北京、内蒙、深圳、重庆、大连、山东、石家庄、郑州等地，所涉及的行业有地产、纺织、软件、养殖、生物制药、硬件、教育、投资等，被调查者的年龄大都在40岁~50岁之间，个人资产规模有的上千万，也有好几位上亿元。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有把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的想法，有的已经送到了国外。他们选择去读书的国家以英国、澳大利亚居多，美国由于签证困难，去的相对要少一些。就读的学校基本上是名校，专业上的选择以金融、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为主。
跟大多数普通家庭比起来，企业家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要大得多。建业集团老总胡葆森的女儿在澳大利亚读书，胡让自己的妻子过去照顾，还为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套房子。前两年女儿过生日的时候，胡葆森送了一辆宝马车作为生日礼物。企业家子女在国外读书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一些，他们偶尔也会打些零工，但体验生活的因素多一些，而不是为了生存。
5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在“精神鼓励”方面的影响最大，40％的人认为自己在“学习方法”上对孩子有帮助。对子女未来职业的设计，90％的人选择“按照孩子的意愿自主发展”，只有5％的选择“可能会让孩子将来接自己的班”。
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准备
面对即将来临的交接班高峰，民营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在我们接触到的企业家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比比皆是，包括李兆会，当年也是被从澳洲的大学急招回来。“我们有这个条件，当然希望他们出去长见识。”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如此解释此种现象在江浙一带企业普遍存在的原因。
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是在为企业的交接班做准备吗？钟朋荣反对这种作法，他认为企业家不是在学校里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干出来的。“有个国内本科学历就够了，可以在企业实践的过程中随时补习需要的知识。”而受访的多数企业家表示对子承父业不抱太大希望，因而送子女出国读书的目的也并非在做交接班准备。
第三部分富爸爸，好爸爸？（6）
无论企业家们的真实意图何在，至少在企业内，一种向非家族制公司治理结构过渡的趋势正在形成。职业经理人已经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力，更多的家族成员开始像均瑶集团所做的一样，“退回到董事会“。
“家族制在创业初期是好的，大家团结，共渡难关。但企业到了一定程度，公司里面的制度对他们就失去了约束作用。而且，他们可能对赚更多的钱已经失去了兴趣。”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说。王均金与张的看法一致：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
亚龙集团在上海建有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其管理模式是：在七八百位学校员工中精选出100多位贡献大的成立经营管理委员会。张文荣是投资的老板，委员会是经营的老板，学校有利润，张会拿出10％来给委员们分。张正在建设“全国最大的电线电缆基地”，工厂的管理模式与学校是一样的。
张今年将近四十岁，有两个儿子，小儿子15岁，正在英国读书。按张的设想，他将让小儿子去美国读硕士和博士，“这样回来做生意的可能性大些。”对于自己股份将来的继承，“我可以肯定地说，小部分留给儿子，大部分去做社会上的事情。不要留很多钱给子女，财富让他们自己去创造。”张的想法是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交给民政局或者慈善机构，赢利的钱将用来从事公益事业。
万和集团董事长卢楚其也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受益者。他很早就在着力改变家族式经营方式，实现家族所有、社会化经营。万和集团的股份原来集中在卢氏三兄弟和卢楚其的一个徒弟手中，现在集团各个事业部的职业经理人都以“外部参股”的形式取得了一定比例的股权。卢楚其目前的生活相当自由，不用再把自己成天捆绑在企业上，自称只是在大事上把把关即可。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在企业规模做大后将原来一起创业的兄弟亲戚们都“放”到外地去做分公司老板，集团的中层干部中已没有一个亲戚。邵的总经理原为温州一个税务局的副局长，邵对其非常满意，给了他10％的股份。“要给职业经理人股份，”邵说，“只要他用心，他的下半辈子，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邵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老板心胸有多宽，事业就能做多大。职业经理人让他感觉如释重负：“原来我很忙很累，跟员工一起在游泳池里游泳，现在我在上面，站得高，谁游得快谁游得慢看得一清二楚。”邵的朋友们—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对职业经理人都持与邵相同的态度。
与张文荣一样，42岁的邵联勤也有两个儿子，大的目前在澳大利亚读大学。邵虽然表示没有让儿子接班的想法（“我也很年轻”），但又说将来会让他先去朋友的工厂打工，去学习别人的优势，然后再安排他到公司来。当然，前提是他对企业经营有兴趣。
对于这些年轻的家族企业家们，他们对交接班的问题考虑得很少。王均瑶的英年早逝只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他们普遍认为现在还不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代民营企业里家族人员一般较多，所以即使出现突然的变故，在其后代尚小的情况下，企业也通常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在未来，就像巴龙所预言的，请外人来经营整个公司将在中国出现。那时候，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应该已经成熟。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1）
2004年9月，一则关于中国要开征遗产税的消息在神州大地传得沸沸扬扬，消息称，《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已上报到国务院。如按照国际惯例，遗产税的征收额一般在40％以上，遗产税的起征点将定在80万元。
这个消息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整个社会开始热烈争论的焦点就是该不该征遗产税，支持方认为，作为“富人税”的遗产税应该在中国推行，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将避免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遗产税以其在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有可能成为一个优良税种。而反对者则认为，征收遗产税会扼杀人们的创业积极性，会导致由于先天禀赋差异造成社会成员付出努力与回报严重不对称，进而引发社会经济效率降低。
在争论尚无结论的时候，有些“聪明人”开始提前行动，采取避税措施，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等地，甚至出现了给年幼的孩子购买房产，上演“小鬼当家”的一幕。
遗产税是中国式继承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是富豪们在安排继承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环节。
了解遗产税
所谓“遗产税”，就是对死者留下的遗产进行征税，在国外也叫“死亡税”或“罗宾汉税”，即只对极少数富人征收，赋有“劫富济贫”的作用，而且人们已经很习惯缴纳遗产税了。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这种税。征收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可以平衡贫富差距、调节社会分配，但对富人来说，人们总觉得有一种“杀富济贫”的味道。
据资料记载，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 000多年前的古埃及，法老胡夫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开征了遗产税。而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
中国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开征过遗产税。1938年10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年7月1日正式开征。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其中就包括遗产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后来此税种并没有正式开征。
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也创造了大量的民间财富，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遗产税的征收又摆到了桌面上来。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的1995年，有关遗产税的问题就被摆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据说当年遗产税的方案还上报过国务院。但后来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
进入2000年后，随着《富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在中国持续的发布，人们了解了中国现在有了成批的“亿万富翁”；2004年，美林集团发布了《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现在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较前一年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遗产税问题又急迫地摆在了决策者们的桌前，于是就有了2004年的遗产税之争论。
何时开征遗产税？
随着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加上社会对遗产税问题越来越关注，我们相信，遗产税肯定会进入决策者的日程表里。
2005年3月22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贺铿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物权法（草案）》现已进行二读，计划2005年通过施行，此举为开征遗产税打下了基础，遗产税有望在2006年激活立法。
贺铿说，近年来，不少人大代表多次呼吁开征遗产税，呼声越来越大。目前，遗产税仍没有立法，明年（2006年）激活立法的可能性大。即使是明年激活立法，也要经过立法的四读程序，起码要有两年时间才能实施开征。
贺铿说，开征遗产税，最为重要的是确立财产所属，明确财产转让给谁。《物权法》草案现已进入二读，估计今年下半年可通过施行，此举成为开征遗产税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
谈到遗产税的起征点时，贺铿表示，由于中国正在资本积累的过程，其起征点不能像美国这样高，具体仍要研究。有专家建议，在京、沪、穗等高消费、高收入城市，遗产税的起征点应相应提高，具体数值应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
贺铿认为，通过一定的宏观调节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可通过加强所得税征收，立法出台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保护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贺铿发出的声音表明，中国政府会开征遗产税，这只是一个时间迟或早的问题。
第四部分遗产税风波（2）
三种不同文化下的家族继承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社会环境和文化的不同，家族企业在面临财产的继承上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大陆由于商人比较讲究和气生财，固守“家和万事兴”的传统，又没有法律上（遗产税、赠与税）的限制，所以在财产安排上，注重平衡和平稳。台湾因为有遗产税、赠与税，所以在财产的继承上除了讲究“和为贵”外，也注意提前规划以避税。德国的家族企业有很长时间的家族继承传统，法律意识也比较强，所以大都会提前通过立遗嘱来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而美国人随着财富观念的转变，对待遗产税甚至财富的态度很超脱。我们不妨来看看三种不同文化下的财富安排。
台湾版：多层投资公司控制
台湾首富、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很早就在上百人的理财专家的谋划下，对自己46多亿美元的资产进行了继承上的安排，因为台湾要征缴遗产税和赠与税（最高达50％）所以在设计方案时通过各种方式合理的进行了规避。
蔡万霖生1924年，育有四子三女，他在1983年创立霖园关系企业，范围涵盖国泰金融、地产、公益、资讯集团。他通过设立层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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