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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9-这个世界会好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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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嗯，在香港《光明报》发表过一些。
艾：香港的《光明报》我全找到了。
梁：哦？很不容易。
艾：您有几篇连续的文章分成几部分了，比如《我努力的是什么》，这是有的……这是在回想、回顾您过去的生活。您想到过去的时候，您以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
梁：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我们曾经连续三年，每一年都开一次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乡村工作是我过去主要的奔走的一样。再一个就是为国内的党派的团结抗日。因为我去了游击区一次，在游击区看见两党的军队自己打，我就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个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能够团结抗敌就好了，能够合作建国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个什么党派，所以现在还有民主同盟了，可是我不参加。第一段是搞社会运动，第二段是奔走国事。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三部分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2）
艾：您私人生活的重要的大事？您说的是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两个大事，那您私人生活没有重要的大事吗？
梁：那就是我的写书了。我写的书，特别是最大的一本书、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我曾经请教英文好的朋友，我说我这本重要的书《人心与人生》，要翻成英文说，这个名字怎么翻呢？他说人心这个字，英文不是一个字，有两个字跟这个有关系，一个是mind，还一个是heart，所以要是给你翻译一个英文名字，那就是mind and heart and life。
艾：是。我也觉得不怎么妥当，虽然是直接翻成英文是这个样子，不错，心有两种意思，不过还是有点不……
梁：勉强？
艾：不顺耳。这样吧，假如您愿意，我也很高兴把您的那本书翻成英文，没问题的，我想。
梁：我想我一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写成这本书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
艾：我认为您的一生并不是全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一定有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您愿不愿意谈一谈呢？可以对处身于困难的后学，产生一些鼓舞、激励的作用。您遭遇到不少挫折，对不对？
梁：我觉得，我倒好像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
艾：是吗？（笑）
梁：没有。我只是倒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好的事情、失败的事情，或者错误。比如说，说到错误吧，那个就是1953年9月，那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错误，就是自己气太盛，气太高，所以就跟毛公就抵触了，那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不应当那样的，（艾：以后还是觉得不应当那个样的。）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笑）
艾：那您那个时候是不是感到伤心呢？
梁：没有伤心，我就感觉到自己错了，我不好，不算是伤心。如果有伤心的话（笑），那就是我前头的太太，我的内人，她的死，我有一点伤心，因为我觉得她实在是很好，所以她死呢，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刚好是一个40多岁的时候，从前中国古人有这么一句话：“中年丧偶大不幸。”就是说假定早一点，不是中年，比如说在30岁，30多岁的时候丧偶，算不算大不幸呢？当然也算大不幸，不过比较年轻的时候容易忘，过些日子就把伤心过去了、忘了；中年丧偶大不幸呢，跟老年不同，老年大家彼此都快死了，好像也不大怎么样；中年刚好，（艾：噢，我明白您的意思。）刚好彼此两个人关系很深，感情很深，这个时候跟青年不同，跟老年也不同。所以，假定说我有伤心的事情，就是我前头的内人，也就是我现在的两个儿子的母亲。
艾：这个我书里弄错了，只怪我听了香港以前认识的人，台湾的，他们说，其实好像您是比较跟第二位夫人比较谈得来，我弄错了。
梁：什么事情都跟原来自己的预料、打算不合。举个例说，我前头那个内人、妻子，我是很怀念她的，她没念过什么书，还算是识字就是，没有念过什么书，没有学问。那么我后来有机会又有第二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刚好朋友介绍，她是师范大学毕业并且是……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三部分我最佩服的中国人（1）
梁：……性格，人的性格、脾气是先天的，还是先天方面重要，假定说一个人有他先天的一面，有他后天的一面，两面来比较，还是先天重要，他的性格、脾气、聪明、智慧，都是先天方面的。
艾：那我是弄错了，一个不当的错误，因为我了解，您第一位夫人在山东时候去世的，您的朋友们觉得您和她的关系好像没有第二位夫人的关系那么密切。反正我弄错了。
梁：我再补充一下（笑），就是我这个第二个太太，她不是大学毕业并且还是教育学系毕业的吗？她跟我结婚的时候，我50岁，她比我小3岁，她已经47，年纪太大了。
艾：这个我也弄错了。我以为您比她大10年，其实才……
梁：我比她大三岁啊，一个女子30岁结婚已经不算早了，到40岁结婚就算晚了，到47岁结婚太晚了（笑）。凡是这样一个太晚结婚的人，她都是个性很强。
艾：是，已经习惯了单独的生活。
梁：个性很强，结果很容易……（笑）
艾：我正好把这个弄相反了。那关于您的报纸是说她比您小10岁，我是按照当年的报纸来写的。
梁：她不是岁数太大了吗？47，太大了，她隐瞒岁数。
艾：是，这个我都不知道。
梁：她隐瞒了岁数（笑），她自己也隐瞒，中间朋友介绍也隐瞒，是这样子。
艾：噢。
梁：实际上她岁数很大了。
艾：这个很有意思，我所说的您朋友的印象和当年的报纸上印象跟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的。
梁：是这样。
艾：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我想，在中国啊，什么地方能去找资料，访问很多人，还是……我刚想起来，胡应汉先生跟我讲，抗战结束以后，有一天，是在北平，他跟您和您夫人在一起，那么……
梁：那是跟第二个了。
艾：是，是跟第二个了。问题是谈起妇女问题，胡先生说您提出一种理论来，说是妇女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的。而您夫人发脾气说您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呢？胡先生说您就是捧腹大笑，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笑）这么小的事情您可能不记得了。（梁：对。）您对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有没有高见啊？
梁：我不是上次说过了，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自己叫做卫中，卫西琴，他很深刻地讲男女的不同。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话，你说了。自然，也就说是天吧，天给妇女的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使命，是生孩子，主要的，在妇女的一生中，就是中间的阶段——能够生育的那个阶段，太早了不算，太晚了老了也不算。太早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很像女人的女人，太老了也不像一个很像女人的女人，正是中间那一段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个阶段天给她的责任、任务，是生孩子。她的任务在身体上，不是在头脑。男子的任务是在头脑，所以按照自然的也就是天然的来办，来做事情，才是对的，不按照天然的，勉强的，不大好。所以他——卫西琴，论调是说关于做学问，乃至于或者做政治家，做军事家（笑），都不合适。不过也可能做艺术家还可以，这是他的见解。我很同意他的见解。好像是从前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德国人，好像他说过——叫叔本华，（艾：是。）他说过，女子是什么呢？妇女是什么呢？妇女是一个大孩子，是个小孩，可是不是年纪很小的（笑），是个大孩子。妇女跟妇女容易到一块儿，比如一个大的会场，妇女跟妇女就凑在一堆，大家交谈，男人自然也有成堆的，可是有很多是散开的。你到一个大的会场上一看，有这种情况。妇女坐在一起成一个堆，讲话，讲得很高兴，有一个情况，按北京话吧，不像男人那样能够沉住气，有点浮动。这都是说妇女跟男人性格不一样，重要的是像刚才说的话，好像自然、天给男人的任务是创造，无论是学术上的创造或是政治上的创造，乃至军事上指挥作战的创造，都是创造，这种创造都是应当归于男人的，不要把这种创造指望于妇女，因为妇女她有她的任务，她有她的使命，天给她的使命。卫西琴这个话我倒觉得很同意，很承认。
艾：20年代，您跟卫先生讲过这个问题，到现在您的观念都没有改变吗？
梁：对男女分别的看法，还是那样。
艾：我不知道，可能您不清楚美国，尤其是美国，欧洲也有，妇女解放啊，要求男女平权，甚至于现在在美国，女子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有优待，找事，女子有优待，有人在讨论女子已经从军了，不过我们正在辩论的是，是不是应该做战士？……甚至于一些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激烈的，说我们女子根本不要与男子来往，不要跟他们结婚，不要跟他们有性方面的关系，我们女子跟女子在一起才对，听起来，尤其是中国人，很奇怪啊。第一您有没有听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情况？第二呢您对此有什么反应、意见？
梁：我倒是同意刚才那个外国朋友卫西琴的见解。那个朋友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外国人特别是西洋人，外国的女人像男人，中国的男人像女人（笑）。
艾：（笑）那您以为这个有道理吗？
梁：这是说事实，事实上这样。对不对呢？我觉得说的有几分对。外国的女人呢，有点像男人，并且她好像还要不单已经像男人，而且还要争取做男人。
艾：您第二位夫人算不算妇女解放运动者？
梁：她不是结婚很晚吗？她一直是做中等学校的教员，师范的教员，中学的教员，一直做了好几十年的教员。她个性很强，就是难免跟人冲突。刚好碰巧了，不是1966年8月，有那个文化革命运动？她就被打得很厉害。
艾：您最佩服的中国人，无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的中国人是谁啊？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三部分我最佩服的中国人（2）
梁：我很早、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佩服的，是章士钊，他号叫章行严先生。他写文章的笔名有时候写秋桐——秋天的“秋”，梧桐的“桐”。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在中学读书，14岁到19岁毕业了，十四五六七八，这个时候我就看见章行严先生——章士钊了——他的文章，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姓名不知道，就是看见他的笔名叫秋桐。他写的文章，一种是欧洲通信，他人在欧洲，写给报纸，把欧洲情况，叫做欧洲通讯、留欧通讯，我看得很有趣味。特别是呢，他有些个论政治制度的文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学外国，政治上学外国，那么就有开国会的问题，有议院。议院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是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议院跟政府的关系，像英国，政府是对国会负责，对众议院负责，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写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非常有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热心中国的政治改造，最欣赏的、最觉得好的是英国式的政治，他刚好是介绍这个东西，讨论这个东西，中国要学外国，就是学两院制呢，还是一院制就可以了呢？有没有必要两院呢？他这些个文章我都爱读，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只留个笔名。这是在我年纪轻的时候，年纪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而且在北京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报纸、看文章看到这个，我就欣赏这个人，欣赏这个人的议论、文章。
后来呢，就看见上海有一个叫《民立报》，《民立报》发表的文章也多半是论政的居多，这个文章笔名就写行严。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姓什么，可是我看见行严的文章，就想这个人的文章恐怕跟秋桐是一个人，真的姓名我还不知道，我判断他恐怕是一个人。后来呢，在日本梁启超、梁任公出了一个刊物叫《国风报》。《国风报》上偶然登了一篇文章，《国风报》多半都是论政的，偶然登了一篇文章，是讲把西文、西洋学问的名词翻译成中文，翻译、译名的问题，怎么样的译名算是译得好。因为过去严复，严几道先生他就讨论过译名的问题，他有三个标准：一个是要信——言而有信的“信”，单人旁一个言字；一个标准是信，还有一个达，表达出来，第三个还要雅，文雅。严先生论翻译讲究这个，他翻译外国东西要遵守这三个标准，所以他翻译出来外国的东西，都是文言的，都是很文雅的，没有白话。这个问题就叫做译名问题、翻译名词的问题。在《国风报》上看见有一篇文章，是讨论译名、讨论翻译问题，署名叫“名质”——人名的名，物质的质，讨论的问题不是论政，跟我看到的文章不相合，这个“名质”用的人名、笔名，既不是秋桐，也不是行严，而是用一个很新鲜的“名质”两个字，但是我一看，这三个名字实在是一个人，我的判断是这样，后来证明果然是一个人。
这个时候，他在日本出版一个刊物，叫做《甲寅》，这个时候我给他通信，从书信上有来往，我才清楚他的名字是章士钊。后来到北京，我就很喜欢跟他亲近，很佩服他。可是佩服他之后，我又失望，怎么失望呢？因为这位章老先生，他比我岁数大了很多，他是一个很有才的人，多才，多才嘛他就多欲，欲望多，所以他的生活很腐烂——吃鸦片，赌博，赌钱，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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