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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9-这个世界会好吗-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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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透过《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
另外，该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是梁漱溟点评现代史上与自己有直接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胡适、蒋介石、陈诚、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韩复榘、辜鸿铭、张东荪、张君劢等，还有与他一起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朋友如晏阳初、王鸿一、梁仲华等。这些点评之所以有意思，是他的看法明显是其真实感受，看不到有掩饰和修饰的痕迹。像书中关于张东荪与张君劢的比较与评价，就和我们先前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他说张君劢更多的是一个专事学理的人，并不热衷于现实政治；而张东荪不仅热衷于现实政治，而且“不够忠诚老实，有些取巧，想个人占便宜的这种思想”。梁漱溟并且提供了许多事例，使我们不能不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即便在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的口述也纠正了许多过去的不实说法。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他与前后两个太太之间的感情，过去的说法是，他与第一任太太感情不深，与第二位太太似乎比较般配；而梁漱溟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与上述说法几乎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梁漱溟晚年一时的看法，还是历史事实呢？恐怕还需要研究。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口述》是一本好书，不过由于录音整理者的知识背景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书中的问题也还有不少。主要是，一些人名或书刊名给搞错了，像196页的“石兆基”应为“施肇基”，273页的“薛衡”应为杂志名字“《学衡》”，至于“梁启超、梁任公”、“颜渊、颜回”、“王艮、王心斋”等，姓名与字号并用，让不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觉得是两个人。这些问题，希望出版者在此后加印时尽量予以订正。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文化史，关于梁漱溟研究出版有《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等专著）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部分儒家跟佛家（1）
艾：您是怎么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指艾著《最后的儒家》一书——整理者）？就是说，您的一位老朋友，是这个……
梁：有一个姓朱的，是吧？
艾：对，有一位姓朱的，他当过我的学生，他给我打电话，说您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是怎么知道的，是国内有这本书呢，还是国外……
梁：朋友给寄来。
艾：从美国寄来的？
梁：是，有一位姓胡的，叫胡石如。
艾：因为他也是给我写信了，您记得，他是当年20年代北大的学生还是……
梁：我记不清楚，他对我很熟，我对他不那么熟。
艾：三个月以前，我在什么报纸看到您的照片，刚刚要搬进来的时候，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来采访您，还是……
梁：记者来，他有一个中国新闻社的记者，来三个人看我。
艾：那我自己不是记者，假如我将来再写什么文章，我是先把稿子寄给您过目……
梁：好，这样好。
艾：我还不知道是在哪一种刊物、杂志，还是要看报纸、杂志的主笔的兴趣。
梁：对。
艾：我是在研究您生平的时候，旁边好几位当过您的学生，或者在山东邹平的时候工作过，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与您联络。香港有一位也是姓胡……
梁：对，胡时三；胡应汉，号时三。
艾：哦，是。我差不多十年前去香港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去拜访了他，他也给我很多宝贵的资料。这个还有一位姓王，王少商（音同），是在广州第一中学时候的学生。
梁：对。
艾：还有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也是与您有关系的。
梁：有关系。
艾：美国还有一位姓张，也是参加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不过是在定县那边工作，他是在美国一个大学，最近几年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他联络了。台湾有一位周绍贤，他还是非常非常佩服您了，出版了一些文章。最近台湾一家报纸把我的一篇关于您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因为他们只把几部分翻译成中文，看起来不够有系统，周先生也是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我的文章。
梁：他们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艾：报纸，是《中国时报》。最近在香港，好像也有两三次，我看到您的消息。
梁：他们来访问我，同我来谈话。
艾：最近几十年呢，我知道，您是在政协那边……
梁：一直都在政协。
艾：那您还是在写东西，或者……
梁：前些年嘛写东西，近来就很少写了。前些年嘛，主要就是写一个长的文章，叫《人心与人生》。
艾：您是好久以前就开始写。
梁：对，这篇文章相当长，写下来就用了三本，另外有一个短的，讲中国的老子、孔子跟印度的佛教，讲三家的。这个讲三家的，没有《人心与人生》那么长，比较扼要。
艾：都还没出版吧？
梁：都没有。在过去，现在好一点，过去政府有一种统治思想，不能够随便发表。
艾：这是不是因为“四人帮”的……
梁：不完全是他们的关系。过去很多年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比较好，比较放宽些了。我为了取得领导上的同意，能够让我的著作出版，我把自己一篇不是太长的文章送去给领导，送去给政协。这篇不太长的文章大概有一万多字，一万一二千字，这篇文章是这样一个题目：《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拿这篇文章请他们看，我意思就是说这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思想了，为了领导上看的时候方便，那个大部头的、一共有三本的太费时间，所以我拿这篇文章去请他们看，我的意思是请他们审查的意思。他们在政协，政协的主席是邓小平，邓本人太忙了，送给政协本来是给他看的，但是他太忙了，没有时间看。他交给一个副秘书长看，这个副秘书长看过了，副秘书长对我说，领导交给他看，他看过了，他签注了一点意见，又交回去，领导上还没有发下来。
艾：仍在等这个……
梁：是，官场办事效率不高。
艾：是，我们美国也是这样子。
梁：所以呀，我是催，把那个东西还给我，看过这个文章的那个副秘书长告诉我，“你不要急，这篇文章也是好多页的，放在哪儿，找不着”。好像文件很多，转来转去，找不着。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部分儒家跟佛家（2）
艾：那有没有存底呀？
梁：当然我有。
艾：中国现在有没有复印的机器？
梁：有。
艾：不太普遍吧？
梁：不太普遍。
艾：这个样子比较糟，如果有复印机……
梁：就好了。
艾：我起码代表美国的学术界，很渴望有机会看看您最近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机会。我的以前一个同事，伯克莱大学的一位中国人，杜维明，在美国也算是研究孔教的。
梁：他来看我了。
艾：他来过了？他来中国以前，他已经跟我讲会看您的。他有没有提到我？因为正好他离开时，就是接待单位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也许北师大会担任我的接待单位，结果没有与我联络，所以我以为没有办法，结果才麻烦您，跟政协联络……
梁：还是通过政协好，那个杜维明嘛，他来看过我，他来后把他写的东西、著作留给我看，给我留下的是中文的，关于王阳明的。他现在去敦煌了吧？
艾：哦，去敦煌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梁：去敦煌看那个古代的……
艾：他最近几年是在研究朱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哈佛大学博士，不过他比我早，我们十多年前已经认识了，您有没有机会看看西方关于中国哲学的作品、著作？
梁：我看西文很费力，所以叫朋友替我看。
艾：几本书不容易翻了。
梁：替我看完以后，他替我说一说。
艾：我的中国朋友说，可能会把它（指艾著《最后的儒家》一书——整理者）翻成中文，我想不容易。给西方人看，算是很容易、很清楚、很生动的，翻成中文相当难了。尤其是比较微妙的含义，不太容易表达出来，这是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周绍贤已经出版的文章，他不大同意我的最基本的关于您的观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西方人研究中国问题与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所用的办法很不同。周先生做过您的学生，立场也不同，所以我加以一点批评味儿的，周先生一定就……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分析法是比较奇怪的，比较不习惯的。梁老先生是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许您知道西方、东方学术界所用的办法、分析法有不同……。我不知道，您说是有朋友把几本书的几部分翻给您听？
梁：他口头上讲给我听。
艾：我不敢保证他们翻得怎么样了，说不定是把一些意思弄错了。不过，大体上您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梁：没有啥。
艾：没有什么反应？
梁：我的意思啊，我们彼此谈话，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够对我的根本的思想——就是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的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希望于你的，就是多了解儒家，多了解佛家，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因为佛家的跟儒家的是我的根本，所以如果了解这个根本，是最好，最要紧。不但是我期望于你，并且我是期望欧美人能够多了解这两家，一个儒家，一个佛家。
艾：梁先生，您现在年纪很大了，就是说，对佛教、佛学的兴趣有没有好像恢复了或者增加了，就是说，这个“五四”时代，您就好像是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
梁：那个都不大相干，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把这个“出家做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艾：啊，现在明白一点。其实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您不是完全放弃，不过觉得目前的问题不太需要佛学，比较需要儒学。因为这个关系，您就开始研究儒家。
梁：我说明我自己啊，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
艾：这我弄错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部分儒家跟佛家（3）
梁：嗯，不是。真正要出家为僧。那么这个志愿到了29岁才放弃这个念头，不出家了。出家当和尚不能娶妻子，可是一个人呢，他不单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他还脱离不开身体，假定啊，如果真是从自己的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去了，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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